商界大事记：

　　●张瑞敏、柳传志、王石、李经纬等创业

　　●中国第一家股份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中国第一只股票小飞乐在上海发行

　　1984：中国现代企业元年

　　在1984年诞生的这些公司，今后将相继散发出它们的光芒，不过在那时，它们还非常幼小，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1984年是一个充满暗示和悬念的年份。全民经商热开始席卷全国，人们之间的问候语从“你吃了吗”变成“你下海了吗”，在北方甚至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也正是在这一年，随着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纷纷上路了，日后很多名扬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也许从一开始，他们就注定要走上一条崎岖坎坷的命运之路，但幸运的是他们都活了下来。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他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为了加强管理，他上任后的第一条规章制度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还有一次他当众砸毁了76台不合格的冰箱。10多年后，他创办的海尔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并以其良好的企业形象和服务意识赢得了用户的欢迎，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

　　在北京中关村，每天在中国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专业机构工作却无所事事的技术工程师柳传志终于耐不住寂寞创办了一家公司，地点设在单位原来的传达室一间只有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信誓旦旦地对领导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创业之初，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瞎转。他先是在单位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创办的这家小公司日后成为IT业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20 年后竟收购了电脑巨人IBM公司的PC业务，与世界行业巨头展开面对面的竞争。

　　在火热的深圳，一位整天忙着倒卖玉米的年轻人王石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他发财的秘诀在于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赚取“倒爷”手中的外汇兑换差价。随着内地对特区进口商品的需求迅猛扩大，他很快淘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一路风雨走来，带领自己的团队大举进军地产，终于造就中国最成功的地产企业之一。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1985年的中国经济再趋过热。企业的不断创建与消费需求的增多，使得生产资料的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家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与此同时，在当时的全国各地，设备引进热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商界大事记：

　　●海南汽车倒卖事件

　　●晋江假药案件

　　●沈阳三家国企首次接到《破产警戒通告》

　　1985：海南汽车倒卖案震惊全国

　　1984年1月，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央即决定开放沿海14城市，比邻香港和深圳的海南理所当然地成为开放的重点区域。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算过一个细账，“海南岛要发展，必须要有原始积累，靠中央靠外援都不行，只能自己‘草船借箭’。”

　　雷宇的“借箭计”，便是把中央给的特殊政策转化成真金白银。早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经批转过一个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不过，这个《纪要》又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雷宇的“借箭计”则把后面的这段文字给轻描淡写地“忽略”了。事实上，在当时的深圳，靠进口国家控制商品来赚钱的公司比比皆是。

　　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积累，雷宇和他的部属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车，跟进口一些小家电、办公设备等相比，它无疑是利润最丰厚、也是内陆市场最欢迎的一个重量级商品。当时雷宇的算盘是，“进口1.3万辆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

　　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汽车像潮水般涌进海南岛，全部停在海口市内外，密密层层，一望无际，在阳光下五彩缤纷，闪闪发亮，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场景。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随便到哪间茶楼、饭馆、商店、机关、工厂、学校、直至幼儿园、托儿所，听得人头昏脑胀的一个词汇，就是“汽车”。工商局积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只消罚款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这辆汽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了。在这中间，贪污、行贿、受贿、套汇，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动均在阳光下公然进行。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里，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已经开出信用证5万多辆。进口用汇总额，高达3亿美元。

　　9月，海南大量进口汽车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派人前来调查，海南行政区政府的上报材料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第一，海南进口的所有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所有汽车发票上都盖着‘只限岛内使用’和‘不许出岛’的字样，这是事实)。第二，目前已经到货的车，不足1.5万辆(这也是事实，但上报材料没有提及已经发货，正朝着海南破浪而来的那几万辆汽车)。第三，海南对进口物资的管理，十分严格，一律不准出岛，违者要受处分。”就在行政区政府上报这份材料的同时，成千上万的日本汽车，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不断地卸下。从9月25日至10月10日，海南至少又批准了8900多辆汽车进口。

　　11月25日，雷宇在一份致国务院特区办的电报中仍称，“到目前为止，海南岛进口的汽车全部都是在岛内销售的。” 而国务院特区办已经不再相信海南的报告了。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省政府明确命令他停止汽车进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一直过了很多年，人们仍然可以在大江南北的道路上看到一些挂着“粤字”牌照的高档走私车，它们都是当年海南案的遗物。

　　1986年前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河北、山东等很多地方出现了“经济联合体”，国营企业把自己的一些业务以承包或联营的方式转包给乡镇企业，以此形成联盟格局。

　　商界大事记：

　　●鲁冠球、史来贺成为改革典型

　　●温州模式出现，抬会被查封

　　●联营成为最知名的经营方式

　　1986：鲁冠球树“共同富裕”典型

　　早在几年前，善于经营的鲁冠球就是浙江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厂长，他很早就让自己的工厂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专心于汽车万向节的制造，在1984年他还花8000元向浙江大学“买”进了一位大学生，在当时，大学生进乡镇企业工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986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报道《乡土奇葩——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鲁冠球因此成为乡镇企业的带头人和“共同富裕”的典型。在这篇报道中，记者除了对鲁冠球的经营能力大加褒扬之外，更津津乐道的是，鲁冠球是一个无私的共产党员，是共同致富的带头人。记者借用鲁冠球的嘴巴说，“这把火(指通过创办企业摆脱贫困)要烧到围墙外去，让全乡人民逐步富裕起来。”记者还列举了很多事例，如鲁冠球把自己应得的25万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给了企业——事实上这后来成为万向集团产权改革的最大伏笔，当时，鲁冠球在接受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时说：“如果我的收入与工人的收入悬殊太大，就会出现紧张关系，而我希望工人努力工作，如果他们看到我比他们拿的多得多，他们就会失去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感情，而这对于事业是不利的。”他还参与建设了乡里的中学教学大楼、农贸市场和饲料加工厂，他把乡里尚未安排的108名复员军人都招进厂里，全乡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在他的厂里工作。因为鲁冠球厂子的发达，乡里还修起了四条贯穿全乡的大马路，有一半的家庭住上了“小洋楼”。

　　很显然，这样的描述是极其蛊惑人心的，它传达出的信息和展示的景象是，政府鼓励有能力的人创办企业，同时希望他们除了自己富裕之外，还应当承担起让周围的人都富裕起来的责任与义务。

　　两年后，鲁冠球以1500万元向杭州萧山宁围镇政府买断万向节厂一半股权给参与创业的人，万向成为当时还颇受争议的“民营企业”。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创新意识，鲁冠球提出“利益共同体”概念，他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自主创新不足，主要是文化原因。只有大家成为利益共同体，才能激发员工的自主创新能力，公司也会获得壮大与收益。因此，鲁冠球把万向节的资产切一半给政府，留一半给参与创业的人。

　　鲁冠球的经验开始在浙江得到推广。1993年，在浙江的乡镇企业中，开始推行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改革以产权清晰、政企分开、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搞活企业、发展经济为目的。

　　到1995年3月，浙江全省已有2.5万乡镇企业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占乡镇企业总量的32%，其中改造为股份合作制的乡镇企业有7500家，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近500家，组建省、市及企业集团300多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场规模巨大的产权量化运动在曲折反复中宣告完成。

　　浙江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其后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形成的民企大发展，形成了中国经济风景线中独特的浙商群体，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变幻中始终独领风骚，成为中国第一商人群体。2000年6月10日，鲁冠球当选为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成为第一位当选为全国性行业协会会长的企业家。追求自主经营、稳健发展的鲁冠球，被喻为企业界的“常青树”。而横店集团徐文荣、广厦控股楼忠福、雅戈尔李如成等“第一代”浙商，至今仍活跃在浙江乃至全国、全球的经济舞台。

　　在中国，1987年开始出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宗庆后、任正非成为代表。跨国公司也嗅出了中国市场的广阔前景，达能、联合利华、雀巢、摩托罗拉、肯德基等纷纷进入中国。也是在这一年，国家开始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

　　商界大事记：

　　●宗庆后、任正非创业

　　●柳传志推出联想微机

　　●马胜利被称为“企业承包第一人”

　　●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开业

　　1987：“企业承包第一人”马胜利

　　在企业史上，马胜利被称为“企业承包第一人”，他不是第一个尝试承包制的厂长，却是最早因承包受到举国瞩目的人。

　　1984年，邓小平在考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后，指出“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年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我请求承包造纸厂！ ”“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

　　“大字报”的作者是该厂47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大字报贴出后，有人说他要“抢班夺权”，有人说他“野心大暴露”，这些人，都是厂里的领导；也有的人拍手称快，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工人。

　　当时石家庄造纸厂的境况是：当年国家下达的年产利润计划17万元，虽然石家庄造纸厂是一个拥有800多人的大厂，当时的厂领导却不敢接下来，讨价还价说还得亏损10万。马胜利说：“要是我，把17万掉个个，实现利润70万。”最后，市领导拍板鼓励马胜利承包。

　　造纸厂生产的是家庭用的卫生纸，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把原来的一种“大卷子”规格变成了6种不同的规格，颜色也由一种变成3种，还研制出“带香味儿的香水纸巾”。结果，承包第一年就为厂里盈利140万元，承包4年，利润增长21.94倍。

　　1985年7月26日，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马胜利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马胜利的声音响在各种场合的座谈会或讲座上。

　　1986年，马胜利在厂门口竖起个1.5米高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厂长马胜利”。这在那时的国营企业中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987年，马胜利开始“放眼全国”，决定承包20个省的100家造纸企业，这是一项带有“中国”名头的工程，全称叫 “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他一人担任100家分厂的法人代表。没有人怀疑他的梦想，毕竟这是一位头上顶着众多荣誉光环的人物。

　　一次次地演讲，一个个地承包，一场场地签约，马胜利似乎成了一根神奇的救命稻草。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马氏神话的破灭竟比前人的衰落还要速度。“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成立的日子是1988年1月19日。仅4个月后，浙江媒体报道他承包浙江浦江造纸厂“失利”； 7月，贵州报道“马胜利承包后的贵阳造纸厂处境困难”； 8月，烟台蓬莱造纸厂因亏损与马胜利终止合同； 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首次将“马胜利失利”与“步鑫生沉浮”相提并论；年底，马胜利宣布停止吸收新企业，今后不再跨省经营。此时，已有16家造纸厂先后退出了集团。

　　1988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再趋紧绷，此前三年多的高速增长让中国列车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但受“物价闯关”失利的影响，这一年的中国企业乏善可陈。

　　商业大事记

　　●王波明、高西庆筹建中国股票交易所

　　●宝洁来到中国

　　●管金生创办万国证券，“杨百万”赚第一桶金

　　●北京市第一批私营企业注册

　　1988：管金生与“杨百万”

　　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视察上海，并表示了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管金生热血沸腾。他一夜不眠，奋笔疾书，下笔万言，痛陈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并请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建议被接纳，并被批准“试点”。

　　1988年年中，上海先后组建了三家证券公司，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后来转给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申银、交通银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前两者受体制内管束较多，而股份制的万国则天然地显出它的优势，其总经理名叫管金生，他后来有“证券教父”的名号。

　　万国创办，管金生第一眼瞄上的是国库券。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按国际惯例称为国库券，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欢迎，不少地方政府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索性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到后来，很自然地出现了国库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由于各地的收购价格不同，便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黑市”。这些行为虽属违法，但却日渐蔓延，已成无法遏制之势。

　　到1988年3月，财政部被迫作出《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汉等七城市率先试点开放，6月又开放了54个城市。管金生是第一个从国库券流通中嗅出商机的机构券商。当时，全国银行并无联网，所以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万国只有十多个人，管金生率众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有一次，他亲自到福州去采购，一出手就吃进200万元的国库券，这些从无数散户手中收来的券额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满了几个大麻袋，他租了一辆汽车直送上海，装不下的两个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个坐飞机回去。在机场安检入口，他好说歹说硬是没有让安检人员打开旅行袋检查，到上海的时候，袋子的底部已经撑破了，他连拉带抱地总算出了机场。

　　到1989年，万国的营业额做到了三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其中绝大部分的业务来自国库券的倒卖套利。如果说，双硕士出身的管金生是一个商业高手的话，那么，上海城里一个姓杨的仓库管理员则算得上是“天才”了。

　　1988年2月，杨怀定从一家国有大厂辞职。他订阅了几十份报纸，天天看报，想从公开信息中逮到能月进63元(当时在工厂上班的工资)的机会。4月的一天，《新闻报》上一则消息引起老杨的关注，“上海将开放国债交易”。于是，他就在4月21日开市的一早赶到西康路101号，别人不敢买，他买，他用此前做“星期六工程师”攒下的一万元钱全部买了三年期国库券。“银行利率5.4%，三年期国库券年利率超过15%，为什么不买？”等到下午，很多人明白过来，纷纷买入时，价格一下就涨到112元，杨怀定就抛掉了。就这么半天时间，他一下就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也出来了。

　　杨百万发现全国8个城市的国债价格差异很大，于是，他开始日夜兼程做起了国库券异地交易。到这一年年底，他掘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杨百万”的大名也由此而来。

　　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让国内一些人开始担心：如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也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倒春寒”现象。

　　商业大事记

　　●年广久被捕入狱

　　●黄宏生、史玉柱、李东生创业

　　●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捐出自己的产业

　　●国营企业遭受经济界头号难题——“三角债”

　　●中国银行成为第一个出现在《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公司

　　1989：史玉柱的“第一桶金”

　　1989年7月，史玉柱来到深圳之后，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深圳大学，“混进”学生宿舍栖身，他又偷偷“混进”机房，借用学校的电脑编写程序。但史玉柱毕竟已经不再是深圳大学的学生，不久，他就被机房的管理员发现。于是，他不得不通过熟人找到配置有计算机的学校办公室，别人下班了他“上班”。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开发了M-6401桌面文字系统。史玉柱把他的软件拿去压缩成一种卡，可以装进电脑主机里。“汉卡”这个名字因此而来。

　　有了产品，想要把它卖出去，史玉柱还需要有个公司。他联合另外三个伙伴钱宇、姜巨满、蔡玮，用他带来的4000元钱，承包了深圳大学科技工贸公司电脑服务部。

　　这个时候，史玉柱开始显现出他的胆量。由于公司需要有电脑才能工作，而史玉柱已经没有钱再去买电脑，他想出一个办法，用9500元的价格向电脑公司购买一台售价为8500元的电脑，条件是延期付款，在半个月后支付这9500元。这相当于以1000元的租金来租用电脑半个月。拿到电脑后，史玉柱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打广告。他仍旧使用了买电脑的办法：延期付款。最后，由IDG投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IT界享有盛誉的《计算机世界》报同意了他的要求，刊登了一则半版广告，广告费可以在半个月之后支付。史玉柱赌的是他可以在15天内卖出软件。

　　由于时间紧迫，日后以营销著称的史玉柱设计的第一个广告非常简单，在1989年8月2日的《计算机世界》上，半个版面的广告位只印着一行大字：“M-6401，历史性的突破。”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了。如果在15天里没有订单的话，史玉柱恐怕就只能去电脑公司打工，来还清他欠的钱了。当然，这个结果并没有出现。在第13天，史玉柱终于收到两张订单，近两万元的货款。这两万元可以算得上是史玉柱的“第一桶金”。

　　之后，史玉柱把所有的收入再次投入广告。如同滚雪球一般，M-6401给史玉柱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收入，4个月后，他们的营业收入已经超过100万人民币。

　　1990年1月，史玉柱决定开发升级版本M-6402。他们包下深圳大学的两间学生公寓，准备了20箱方便面，把自己“关”了整整150天。这5个月“集中营式的生活”的成果，是功能更强的M-6402汉卡。但对于史玉柱来说，M-6402的代价却不仅是150天的封闭研发。当他完成M-6402，回到他在深圳安宝大厦的临时住所时，发现家里已是空无一人，他的妻子离开了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对史玉柱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很快，史玉柱就注册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名字叫做“巨人”。史玉柱这样解释公司的名字：“IBM是国际公认的蓝色巨人，我用‘巨人’命名公司，就是要做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

　　1990年的中国，是从一片打击假冒伪劣的讨伐声中开始的，经过大半年的治理和整顿，经济从过热迅速转入平稳，之后则重新启动开放与发展的主题。9月，北京亚运会成功举办，给沉闷了两年多的企业界带来了商机。同时，国务院浦东开发政策的确立，让上海再度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龙头。

　　商业大事记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麦当劳等外国品牌来到中国

　　●长虹成为全国最大彩电制造企业

　　●国家整顿市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

　　1990：外国品牌抢滩中国

　　这一年，几乎所有向往时尚生活的中国消费者都知道，深圳有一条“中英街”，在那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洋货。

　　1990年10月8日上午，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正式开业。虽然早在1975年麦当劳就在香港开设了分店，但迟至1990年10月8日上午，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才在深圳市解放路光华楼西华宫正式开业。这家餐厅拥有500个座位，是麦当劳(香港)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共投资4000万港元。麦当劳由此揭开了抢占内地快餐市场的大幕。

　　而此时比它早进来3年的肯德基早已赚得钵满盆满了。《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羡慕地说，“每天一到吃午饭的时候，北京3家肯德基炸鸡店就门庭若市，排队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两块炸鸡、一点土豆泥、一点卷心菜沙拉和一块面包就要8.5元。天安门附近的分店更创下肯德基单店最高销售纪录，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盈利最好的连锁店”。

　　那些早早来到中国的外国品牌都尝到了甜头。最早来到中国的法国服装品牌皮尔?卡丹开在北京的一家专卖店每天就有2.3万元的销售额，一件不起眼的服装标价就高达1500元。9月，皮尔?卡丹本人又来了一次北京，他被特许在以前的皇宫紫禁城里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时装秀，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位很有商业头脑的时装大师还同时代理了迪奥、瓦伦蒂诺等意大利品牌在中国的销售权。香港《文汇报》撰文《洋货狂袭中国》，它从吃穿住用等方面分析洋货对国货以及消费者观念的冲击，作者惊呼：“任凭洋货长驱直入，充斥市场，其严重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在这样的言论背后，似乎已经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有一次国货振兴的运动。

　　这一年，几乎所有向往时尚生活的中国消费者都知道在深圳有一条“中英街”，那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洋货。这是一条长约250米，宽不足4米的小街，位于深圳与香港交界的沙头角，从1979年开始，这里就成为一条特许的免税街，内地的游客参加指定旅游公司组成的旅游团，办理完“特许证”就可以进入购物。每天，在入关处排队的游客宛如长龙，人们领到“特许证”后就立刻挤进小街，先是站在标有“中英地界?光绪二十四年”字样的石质界碑前拍照留影，好奇地眺望一眼近在咫尺却无比神秘的香港岛，然后就冲进300多家小店铺里疯狂抢购各种时髦的小商品。一位叫刘福来的店主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从早上开门一直到落闸，生意都很好，大陆的观光客对这边的东西不论什么都感兴趣，录像机、照相机、金首饰、衣服，甚至连力士香皂都抢着买，基本上不说价。”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去中英街购物”依旧是无数内地消费者最向往的购物行动之一，这里每天有超过1万人次的游客，节假日和高峰期游客数量超过10万人次，一年游人量达1500万以上，成为全国知名度极高，也最奇特的购物观光地。

　　这一年，皇甫平社论引发了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在经济领域，国有企业的表现令人失望，而乡镇企业则表现突出，全国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