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8)

　　策划/ 本刊编辑部 撰稿/ 本刊记者 亚夫 刘娜 刘雅婷 孙一枚

　　编者按：世界需要变革

　　中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其时，大洋彼岸美国的大选也刚刚结束。奥巴马以“我们需要变革”的响亮口号争取了选票，以“变革已降临美国”的激情演说感动了美国，他顺利当选美国第56届总统。

　　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尚能如此热烈如此一致地抉择“变革”，足可见“变革”的雄厚社会基础。在30年前，正是基于同样的缘由，中国人义无返顾地抉择了更为深刻的变革——改革开放，由此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成就了13亿中国人强国富民的世纪梦想。

　　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预言：改革开放可以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历经短短30年的变革图强，中国一跃成长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民众生存与发展的要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满足。

　　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此种进程的题中要义，即在于以真正的企业替代行政机构成为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以真正的企业家替代行政官员成为经济发展的选择主体，这一转型的进程，推动着资源配置由计划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持续演进。

　　时势造英雄，这场经济大变革、大发展中，不乏代表性人物。本期“30年商志”特别报道，选择了中国商界30年历史巨变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峥嵘岁月。其中的许多人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今天，在金融风暴的危机当头，美国抉择了变革；希望在前，中国会更自觉、更坚定地抉择自己的变革。两个基本国情、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大国，却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共同的抉择：我们需要变革。

　　变革的大潮定将席卷整个世界。

　　(亚夫)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也是在这一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生走进大学校门。

　　商界大事记：

　　●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

　　●吴仁宝、禹作敏、鲁冠球创业

　　●可口可乐、大众进入中国

　　●荣毅仁创办中信

　　1978：可口可乐进入中国

　　开放前的中国，在后来的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眼中只有4种颜色——“蓝色和绿色的中山装，橙色的桔子水，再就是鲜红的国旗。”而在中国开放刚刚破题的1978年，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被允许进入中国。

　　这必须从其后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的佟志广在美国的经历说起。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佟志广开始了他的驻美工作历程。同年，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饭店里设立了临时办事处。1976年的一天，当时的可口可乐总裁来到驻美联络处商务处，向佟志广表达了一个愿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并且希望能在中国建立可口可乐的灌装厂。

　　对于佟志广来说，可口可乐并不陌生。1948年以前，可口可乐在上海等地已经可以见到，佟志广在那时就尝过了这种喝来有点像止咳糖浆的“汽水”。不过，1949年可口可乐退出了中国市场。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实际形势，佟志广告诉对方，现在想进入中国还“为时太早”。他向对方解释，对于解放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只在电影里见过美国的可口可乐，而当时的可口可乐又总是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其形象已经不是一种饮料那么简单。

　　1978年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当时在中国主管事务的是可口可乐亚太分部的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中年人，第二天，亨达与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根据当时的协议，可口可乐公司获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办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罐装设备，在中国设立专厂装罐装瓶，并在中国市场销售。在罐装厂建立之前，从1979年起，由中粮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饮料。合同是在外贸部大院(与北京饭店斜斜相望，仅隔着一条长安街)签订的，外贸部长李强在批复中加了一条：“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

　　这一年，邓小平在全世界寻找振兴中国企业的榜样。1月，他出访美国。结束访美后，2月7日抵达东京。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开始向轻工业转型，国务院出台了鼓励轻工业发展的文件，在税收、招工等六个方面进行适度的倾斜。外汇管理总局和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也在这一年成立。

　　商界大事记：

　　●全聚德和平门烤鸭店开业

　　●袁庚创办蛇口工业区

　　●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

　　●年广久注册“傻子瓜子”商标

　　●上海出现第一家民营企业和第一则广告

　　1979：“傻子瓜子”引发雇工大讨论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这样解释“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1979年对中国来说，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开始被一一启动和复用。而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42岁的年广久在当地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地出了名。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由于炒得一手好瓜子，年广久居然请了12个雇工。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论述：“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那么，这个小商贩究竟算不算剥削，算不算资本家呢？于是，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当时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赚的钱据说已过100万元了，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还尘埃未定。最后还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当时便举到了年广久的例子。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对于刚刚开业的10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8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在广东高要县，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了105亩鱼塘，雇长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当年获纯利一万多元，这在当地引起一阵激辩。在广州，一个叫高德良的个体户，下海创办“周生记太爷鸡”，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6个帮工，被社会上指责是剥削，他很不服气，写了一封长信上书中央领导人，反映放开雇工等问题……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一个小小的商贩竟能掀起如此争论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日子里，私营经济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尾巴”。年广久因为邓小平的亲点而名留中国改革史。而在对待民间企业的政策上，这仅仅是第一道撕开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还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为了让全国人民过好8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商业部在1月18日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开供应猪肉。又过了几天，国务院下达文件，允许“鸡蛋可以季节性差价”，这意味着国家已经在尝试着用价格杠杆来协调市场。也是在这一年，中央与地方实行“财政分灶”。

　　商界大事记：

　　●深圳特区正式成立并签订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

　　●中关村先驱陈春先建立中国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

　　●刘桂仙领走北京城第一张个体餐馆执照

　　1980：刘桂仙和她的“中国个体第一家”

　　28年前，北京首家个体饭馆开张，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它，“在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如今，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首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就在知青集体返城的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到1979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已经约十万户。据说，全国的第一张个体户执照发给了温州的小贩章华妹。而在北京，一个叫刘桂仙的中年妇人则意外地领走了全城的第一张个体餐馆执照。

　　刘桂仙是幼儿园的一个勤杂工，家里有五个孩子，因为实在生计维艰，便动起了开小饭铺的念头。1980年9月30日，仅拥有四张桌子的“悦宾”诞生在东城区翠花胡同。试营业前一日，刘桂仙花36元买了4只鸭子，她准备给客人做她拿手的锅烧鸭。开张当晚结算，4只鸭子变成7只。刘桂仙记忆中，那天看热闹的人要比吃饭的人多，人们都在扒着门缝看，看什么叫个体餐馆。区工商局局长专门跑来告诫刘桂仙：“这可是上面批的第一家个体饭馆，你要好好开，千万别给政府抹了黑！”

　　那时，全北京的饭馆都是国营的，工商局还从没有为私人开饭馆办过执照。工商局允许悦宾“先斩后奏”，主要为扶持私营经济这一新生事物，扶持具体而微。当时，几乎所有的食品——粮食、油、鱼、肉、禽、蛋全都是凭票供应的，为了帮她弄到豆腐票、猪肉票和粮票等等，东城区动员了工商局、粮食局、饮食服务公司等部门，为悦宾餐馆特别开“小灶”。只有这样，刘桂仙的小餐馆才不至于关门大吉。

　　因为是京城第一家个体餐店，每天都有很多外国记者来拍照采访，而提的问题都大体一律：“这饭馆是你自己开的还是政府要你开的？”“你担心自己将来挨批斗吗？”“你挣了钱会不会被别人拿走？”事实上，这些问题刘桂仙自己也很想找一个人问问清楚。

　　第二年的大年三十，两个大人物来到了悦宾餐馆，陈慕华和姚依林两位副总理亲自来给她拜年。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一个新的身份名词开始在城市里流行——个体户，指的是像刘桂仙这样的没有国家保障、自主创办小店小铺的人，听上去似乎百味杂陈，有蔑视、有同情，也有小小的对“自由身”的暗慕。

　　28年来，作为全北京的第一家个体餐馆，刘桂仙的事业从来就没有走出过翠花胡同。今天的悦宾饭馆名气虽大，但也还是个小饭馆。门口悬着几盏红灯笼，门里约莫只有20多平米，摆着十来张简单的木质桌椅，唯一惹眼的是门外的招牌上写的“中国个体第一家”几个大字。慕名而来的食客经常可以看一位戴眼镜的老太太端坐在店内，指挥着伙计，招呼着熟客。她就是刘桂仙老人，今年76岁。

　　这一年，被寄予厚望的国有企业改革首战即遇胶着,中央财政吃紧,思想再度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开始，国务院两次发文“打击投机倒把”，并鼓励国营企业搞“三产”和“停薪留职”。

　　商界大事记：

　　●首钢减产，宝钢项目受争议

　　●IBM第一台个人电脑面世

　　●中信在日本发行债券

　　1981：中信“仪征模式”集资创举

　　创立之初的中信经营状况并不好，直到著名的“仪征模式”发生。

　　这一年，唯一称得上“大手笔”的要算是荣毅仁在1978年创办的中信公司，这位“中国第一红色资本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总算挖到了第一个“大金矿”。

　　中信在创办之初没有正式的办公地方，就租用了上海和平饭店的几间房子。公司人手少，很多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先生。在过去的两年多里，60多岁的荣毅仁每天领着70多岁的董事李文杰一起接见各路外宾。从1979年到1981年，全公司共接待外商6000多人次，他还请来了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中信的顾问，然而使尽浑身解数，中信谈成的项目却只有不足挂齿的三四个。

　　一日，荣毅仁与出身世商的中信董事王兼士聊天，突然想到“借地方上的项目发行债券来集资”的点子。当过十多年纺织部副部长的荣毅仁记起，江苏有家仪征化纤工程，原来是国家22个重点工程的大项目，设计能力为年产化纤原料50万吨，相当于全国化纤的总产量，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因资金不足准备下马，中信正可以接手过来。荣毅仁想到了举债集资的办法，他向国务院提议，通过向国外发行债券来救活仪征工程。“新中国向来有一个引以自豪的记录，那就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荣老要向外国人借钱，首先在意识形态上过不去。”《荣氏父子》的作者陈冠任记录了当时的争议，很多人跑去向国务院告中信的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钱，这搞的是哪门子的经济？中信到底想要干什么？”

　　如果要在政治层面上讨论，荣毅仁肯定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何况当时的整个气候一点也不利于他的这个动议。好在人脉深厚的他很快谋求到了主要领导者的支持，国务院同意中信在日本发行100亿元的私募债券。

　　荣毅仁在半年多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完成了所有的前期工作，毫不夸张地说，他个人的信用和国家副主席的政治身份成了此次募资最重要的担保。在1982年1月，中信债券发行成功，日本30家金融机构认购了这个期限为12年、年利率为8.7%的债券。三年后，仪征化纤第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中信的做法被称为是“仪征模式”，而经此一役，荣毅仁和中信终于找到了感觉。“资本回来了。”荣毅仁后来对美国记者一言以蔽之。

　　有熟知荣家历史的人说，所谓“仪征模式”，不就是当年荣氏兄弟的借蛋孵鸡吗？据说荣毅仁听到此话，也不禁莞尔。回想荣氏兄弟的经营历史，的确是以借款运转而著称的。在某一个阶段，中国的多数人，包括执政者都认为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是一个值得自豪的理想状态。正因如此，仪征债券起初遭到过强烈的反对，而它的成功对人们认识上的冲击和颠覆也一样强烈。随着仪征模式的成功，在海外发行债券之举陆续为各企业效仿。中信公司本身，在以后数年间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多次不同币种的债券。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战略。也是在这一年，中央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并首次观摩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

　　商界大事记：

　　●“柳市八大王”事件

　　●长春“君子兰泡沫”事件

　　●百事可乐、本田、三洋、耐克、爱立信等加大中国投资

　　1982：柳市八大王

　　“八大王事件”在1982年前后举国知名，臭不可闻，一度压得温州民营企业抬不起头。

　　那是1982年年初。1月11日，中央政府刚刚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当时的柳市镇，是温州个体经济异常活跃的地方。镇上几乎每家都有生意做，跑销售的，做电器的。从上海和其他地方来进货的生意人，让街道拥挤不堪。

　　30岁出头的胡金林是柳市镇上第一批做电器元件生意的，先是做量具、标准件的小生意，后来开了一间“向阳五金电器门市部”，除了销售还做一些简单的加工制作。他的电器原料都是通过各种法子从国营企业流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卖给上海、宁波一带的国营企业，到1981年，他的营业额已有120万元，是远近有名的老板了。当时，柳市镇的小电器行业已渐渐成规模，大大小小的电器作坊有300家左右，胡金林是最出名的一个，因而被称为“电机大王”。

　　在镇上刘大源也是个比较出名的个体户，他有着一家“柳市五金螺丝商店”。当年上海最大的五金店里，只有2万多种螺丝，而刘大源店内却有4万多种，年营业额在460万元左右。他在镇上，第一个买了摩托车，也第一个装了电话。在1982年之前，他一直被乐清县作为一个先进榜样，人称“螺丝大王”。

　　和胡金林、刘大源一起被合称为“柳市八大王”的还有6个人：“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八大王”没想到，1982年会在他们生命中留下重重的一笔，他们8个人因为“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或进学习班，或被判刑，或被全国通缉。唯一逃脱惩罚的刘大源，在整整三年里，也像老鼠一样地四处躲藏。

　　“八大王”中，日后稍有成就的是“电器大王”郑元忠。他被全国通缉后亡命天涯，在1983年9月终于被公安捕获，第二年的3月无罪释放。出狱后，他重操旧业，办了一家开关厂。20世纪90年代初，不惑之年的郑元忠又到温州大学读国际贸易专业，成了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学生。毕业后，他突然转做服装行业，创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并请动香港明星吕良伟做品牌代言，这家公司后来成为温州服饰业中较成规模的一家。日后评选“温州改革风云人物”，郑元忠便总是以“八大王”的代表而名列其中。

　　“八大王事件”在1982年前后举国知名，臭不可闻，一度压得温州民营企业抬不起头。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得出结论是，“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

　　1983年1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他一再地提到“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成为了他最著名的改革格言之一。它也跟“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名言一起构成了邓式变革的思想基础。

　　商界大事记：

　　●中国第一家超级市场在北京海淀区开业

　　●步鑫生被评为企业改革典型

　　●刘永美、王石掘到第一桶金

　　1983：刘氏兄弟完成千万资本积累

　　刘氏兄弟希望集团的创业过程颇能体现家族企业的起步历程。

　　1983年，在四川成都的新津县有刘姓兄弟四人，名叫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他们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有出息，他们前些年先后考进了大学，并都分配在不错的工厂和机关单位里。可是，谁都没想到，老三刘永美突然辞职，其他三兄弟也先后辞职。

　　当时，农田已经分包到户，农民生活渐渐好起来，养殖业开始露出发展的苗头。刘家兄弟觉得搞一个良种场一定不错。于是，刘永言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块手表，刘永行卖掉了一辆自行车，当时的手表和自行车都属于紧俏贵重的商品，兄弟四人共凑了人民币1000多元，办了一个实业“育新良种场”，开始养鸡。一个充满传奇和曲折的家族创业史就这样简陋地开始了。

　　一年后，四兄弟被一个叫尹志国的人骗走2000只小鸡，良种场差点破产。正巧这时，刘永言看到一条新闻，朝鲜送给中国一批鹌鹑，报上说鹌鹑是“会下金蛋的鸟”，产蛋率高，一只鹌鹑几乎每天都可以下一个蛋。四兄弟计算了一下，卖蛋的利润是成本的一倍左右，而且鹌鹑小，不占地方，容易大规模养殖。于是，他们把良种场的重点转到了鹌鹑养殖上，决定在刘永言买回的50只大鹌鹑和200个种蛋的基础上准备大规模地养殖鹌鹑，为此，刘永美和刘永好还琢磨出电孵技术。

　　很快，他们在鹌鹑养殖上赚到了钱。到年底，刘家买了一台14英寸的彩电，让四乡邻里羡慕不已。在新津，养殖鹌鹑渐成风尚，数年后，新津县成了全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养殖户超过了十万人，刘家兄弟也掘到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

　　而在这时，他们又不失时机地转到了另一个行业。在鹌鹑养殖中，他们试验出了一个饲料配方，随着养殖户的日渐增多，饲料成为最紧缺的商品，刘家兄弟当即开了一个饲料工厂，用他们试验出的饲料配方制造饲料，为其他养殖户提供支持，他们不但生产鹌鹑饲料，还生产猪饲料。工厂被起名为“希望”，这家厂在经营手法上比较灵活，且在体制上没有制肘，成都地区仅有的一家国营饲料厂根本就不是它的对手，后来这家小厂发展成了中国最大的饲料集团。

　　到1987年前后，刘家兄弟已经悄悄聚起了上千万元的资本。他们可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靠产业发展完成千万级资本积累的家族。

　　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人们将这一年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而这一年也是属于珠江三角洲的。邓小平南巡以及深圳等地的示范效应，在这一年终于发酵。无数胸怀野心的青年人如孔雀东南飞，纷纷奔赴此地。中共中央也作出重要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