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认为，这个阶段的中国经济学实际上承担了三重功能：否定计划体制、介绍西方经济学、提出建设性方案。“诸多改革，不少源自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后者往往参与政策的决策)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科学的语汇，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并以更直白的党的语言形成权威文件，最后向全国推进……那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实际上是一种决策智慧的供应者，隐藏于政治家的身后。”在投票结束之后，董辅礽基金会秘书长沈晓冰这样写道。

　　置身于常态社会的西方经济学家可能难以理解早期中国同行的社会角色，难以理解一个看似简单的主张何以会影响当时整个社会，更难以明白中国学者在从事研究、发表主张时不仅需要学者的睿智，更需要独立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勇气。

　　发起评奖的基金会为纪念于2004年去世的董辅礽教授而设立，毛振华是董教授的学生，他回忆，1978年，安徽农民自发开始包产到户，在一次与外国学者的交谈中，董辅礽说，“人民公社制度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是现代农奴制”，在场的翻译几乎不敢译这句话。而在同一时期，这位在中国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还提出改变国家所有制的主张。“在那个时代，攻击人民公社和公有制，是要坐牢的。经济学家冒的风险不比小岗村按手印的农民小，要是来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他们就是阶级敌人。”

　　董辅礽后来担任了两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立法机构中的最高位置，“虽然有官方头衔，但几乎每次政治上有波动的时候，董老师都会被点名批评，他一直在政治压力的阴影下，所以他的孩子们都选择了学习自然科学，而不是社会科学。”毛振华说。“我们设立这个奖项，既是为了激励后来的学者更多地关注中国现实，贡献更多有现实价值的理论，也是对前辈知识分子所作努力的肯定和致敬。”杨瑞龙说。为了体现这一理念，此次评奖将提名理论的年限截止在1998年前，“理论的价值需要被历史检验，这需要时间。”

　　沈晓冰以这样的句子表达——“中国人需要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成果进行评价，更需要对这个为中国社会发展、为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提高作出了实质性贡献的人群给予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和鼓励。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是有这样一个目的。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实际上多年以来，在国内显要但也受诟病，从全球范围考察更是低调恭谦的耕耘者，如今收获的，不只是一个学术荣誉或国际经济学界的承认，他们收获的是中国巨大的变革和发展成就。”

　　关键是是否有创新

　　投票邀请了170多位专家，最终投票率超过80%，这大大超出了大部分设计者的期望，一位受访者用“喜出望外”形容自己的感受。

　　在对第一轮入选的11个理论投票前，杨瑞龙用了十多天的时间斟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则是基本没有犹豫地选择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30年我们都经历了，哪个理论有过贡献，我们很清楚。”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以88张选票当选。但并非没有质疑的声音。一位最后也选择这一理论的经济学家坦言，奖项有些名实不符，投票时有些别扭，不知道怎么投。他以入选最后一轮的三个理论为例评析，承包制是实践还是理论？股份制西方早已有之，恐怕不能称为创新；而价格双轨制提出时是一项改革方案、政策设计，理论上的说明并不完整。他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实践有很多创新，但经济学理论没什么创新，如果要看到理论创新，恐怕还得等十年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