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CPI不超4.8% 任务比较艰巨(3)

　　郭田勇：货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从这几年来看，在经济增长率比较快的情况下，投资欲望本身比较强，实际上项目非常多，就是说需求层面的拉动。为什么在货币整体偏多情况下，并没有呈现出所有商品价格都上涨，也就是全面通胀呢。物价上涨中，结构性的特点很明显，还是集中在食品等少数几个领域的价格上涨。看来除了货币方面的原因外，可能在其他方面还有原因，比如说食品、粮食以及初期原材料上，一些商品的国内定价受国际市场影响比较大，国际上原材料价格上涨必然反应到中国。看来输入性因素也是形成CPI上涨的一个原因。另外，在少数商品供给上，我们的确存在着一个供给出现了短板的问题。比如牛肉价格为什么就没涨那么多呢？由于既有需求层面，又有供给层面，又有国际输入层面。确实CPI的上涨，政府所说的结构性上涨可能更为准确一些。

　　●对中低收入群体要补助

　　南都：CPI上涨受损最大的就是老百姓，因为他们开支中食品消费占的比重比较大。前不久就有政协委员提议，对每一位公民补贴1000元，因此对中收入阶层要不要进行补贴的问题，你们怎么看？

　　方兆本：这个问题，今年代表也有提案。跟这些没有完全到位也有关，真正到位了，出来的才是真实价格。

　　黄泽民：我感觉对低收入群体还是要进行补贴。通货膨胀时期，更多的货币，或者是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减税），这样是推进物价进一步上涨的动力。在通货膨胀时期，如果要进行补贴的话，只是对生活非常困难的家庭进行补贴，这是社会的公正或者是一个社会道德。不能说因为通货膨胀了，我要全都进行补贴，这只会进一步加剧物价的上涨。

　　郭田勇：其实财政政策可能偏松一些，反而会引发社会需求增加。但另外一方面，财政政策其实是在强调稳健，还是想体现社会公平，防止收入差距偏大。财政必然要集中一部分财力，通过转移支付，给这些贫困人口解决公平的问题。当然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如果把税率降低，或者给贫困人口补贴多的话，会不会导致社会总需求进一步膨胀。但既是一种膨胀，也是一种结构性的膨胀，就是说贫穷的人这一块膨胀了，但高收入群体收入并没有增加那么多，膨胀的需求就能够弥补掉物价上涨对他生活所带来的损失。所以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说还是能够说得过去。

　　滕泰：如果中国现在的物价控制不住，即使加利息也还是负利率。那么在财政方面，政府可以考虑采用转移支付手段，第一，政府要对农民、退休人员、公务员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第二，劳动法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也应该尽快地提高居民的收入。第三，存款息率还可以加。

　　■言论

　　●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扩大海外投资，欢迎汇丰增持

　　蒋超良表示，本月下旬将与汇控主席葛霖讨论扩大合作问题，包括业务合作及持股量问题。若内地修改有关法例容许外资银行增持，他欢迎汇丰增持。

　　此外蒋超良表示，该行正积极进行海外并购及扩大海外投资的研究，亦正研究与欧美商业银行合作，并指进行海外收购会是交行独立进行，但亦希望汇控支持。蒋超良还表示，有意收购内地保险公司，监管部门正进行有关审批。

　　●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肯定赴港上市，继续海外拓展

　　董文标表示，肯定未来将到港上市，至于集资额多少及上市日期则未有时间表。他表示，将继续在海外拓展，而过去在美国的成绩亦不错，并将选择好的投资机会，一些受美国次贷影响而涉及严重亏损的金融机构将不会合作。他还表示，该行今年贷款增长目标为20%，而不良贷款额将定于1.5%.

　　●中国人寿集团总裁杨超：未有集团上市计划，集中拓展内地市场

　　杨超表示，旗下国寿预期今年保费增长目标10%.在其时间表中未有集团上市的计划，会集中力量发展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人寿业务。他还表示，海外并购活动未有时间表及合适对象，会先全力集中拓展内地的市场，保持市场占有份额及主导地位。目前集团和中国人寿与农行及国开行都积极商议彼此能否成为战略投资者，或者增加对两间银行的持有份额。

　　■要言解读

　　央行行长周小川

　　抑制通胀不会成为汇改主因

　　日前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回答记者关于利率与汇率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人民币适当升值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目前抑制通货膨胀不会成为汇改或者市场汇率浮动变化的主要原因，在国内通胀控制方面更主要将依靠货币从紧与其它综合措施。

　　解读

　　近期以人民币升值应对通胀可能性不大

　　分析人士认为，周小川这一表态意味着央行近期内不太可能通过加速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来应对通胀，但宏调政策趋向数量型工具效果如何亦须斟酌。

　　经济学家梁小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纵观央行从去年底到目前对货币政策的态度变化，可以明显看到调控措施转向数量型调控。“但我认为这是政府的短期行为，目前看有几方面的因素导致央行不敢轻易放开利率和汇率变化。利率方面，利率上升导致企业成本上升，且居民房贷压力增大；其次汇率目前涨幅也趋快，对出口企业的打击非常严重。加上近期要实行的新劳动法、资源税调整等，决策层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之后才倾向于数量型工具。”

　　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为避免在调控中付出过高代价而对价格型工具的运用做出限制，事实上等同于价格管制。“加速人民币升值，最直接的效应可以促进海外消费，同时这也是解决我们国家外汇占款过多的治本之路。如果不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调节，而仅仅靠管控物价，这个通胀势头是无法控制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