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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财经

农村金融得失分析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14日 11:53 《财经》杂志网络版

  市场的力量能够在农村金融走多远?农村金融机构何时可达“及格线”?银监会成立以来最大的放开准入举措带来什么机遇与挑战?从农基会覆辙应学到什么教训?

  农村金融的目标和原则:首先,要以改革为动力,促使民间资本在农村更好地流动;第二,在民间资本难以充分流动的领域,坚持以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促使政策性金融开展服务;第三,在政策性金融都不能发挥作用的地区和领域,农村金融机构可以以有效代理为渠道,改革和完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方式。

  “五一”前夕,在中国银监会大楼十九层的办公室里,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接受《财经》专访,讲述了银监会作为主管机构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考与相应部署。

  怎样让中国的农村“草根层”获得金融血液?怎样让亿万农民获得充分的金融服务与金融支持?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2003年本届政府就任伊始,曾宣布要解决两大金融难题,其一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其二即为农村金融改革。

  随着当前国有银行改革初见成效,从决策层到民间,都把更多的金融关注投向农村。

  在4月下旬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一位《农民日报》的记者,以“中国农民”身份向银行分论坛的嘉宾提问,十个“为什么”质疑连连,意在为农民对中国储蓄贡献之多、所获金融服务之少而鸣不平。此举得到与会者一片掌声,足见“农村金融”话题大有趋热之势。

  当然,农村金融改革和体系建设本身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在既定方向明确后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今年以来,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决策层日程表上的重心任务之一;是项改革的牵头协调单位,即为中国银监会。

  商业金融:“我们的思路很清晰”

  采用市场化手段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可适用于80%以上的地区和领域;在民间资本难以充分流动的领域,要以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促使政策性金融开展服务;在政策性金融都不能发挥作用的地区和领域,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发挥网络功能,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并作资金监管

  《财经》:人们很想了解,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牵头部门,银监会的基本思路是什么?换句话说,首先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农村金融要不要赚钱?为农民服务是肯定的,但到底是搞商业金融还是纯政策金融?

  刘明康:推动中国的农村金融服务业,总体而言还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来组织,按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来发展。这里还有个生产资源如何优化配置和提高效率的问题。市场经济已经在农村渗透很长时间了,中国最早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实就从农村起步的。现在无论养殖户还是种植户,都是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来组织、按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来发展生产的。应该在商业金融的范围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来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这一点,我们银监会思路是很清晰的。

  不过中国幅员广阔,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在不同条件下要采取不同的针对措施,因此,我们把发展农村金融的目标和原则概括成三句话。

  首先,要以改革为动力,促使民间资本在农村更好地流动。这一方针适用于中国农村80%以上的地区。这包括改革现有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农业银行,以及邮政储蓄银行等等,使他们通过市场化的手段为农村提供金融服务。

  比如2006年底,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按照向“三农”倾斜的原则,邮政储蓄机构积极探索了资金回流农村的机制,通过与农村金融机构开展大额协议存款和债券投资等方式返回农村资金余额已超过了1000亿元。近期,银监会批准邮政储蓄机构开办小额存单质押贷款业务,成效十分明显。

  《财经》:你是说大部分地区还是按照市场原则,但对于那些非常穷困、流动性不高的地区呢?就是你说的80%以外的地区?

  刘明康: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民间资本难以充分流动的领域,要坚持以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促使政策性金融开展服务。政策性银行毕竟是银行,虽然还款期限可以长一点,利率可以优惠一点,但必须还本付息。所以在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指导下,促使政策性金融在民间资本难以充分流动的领域里做好服务。

  比如,农发行按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推动了农田水利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这包括水网、路网、电网和通信网的建设。这些网络建设收入少,现金流量小,民间资本是不太可能进入的,都需要政策性银行的帮助。

  此外还有第三点,在政策性金融都不能发挥作用的地区和领域,农村金融机构可以以有效代理为渠道,改革和完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的方式。

  在这些领域就不是民间资本是否存在流动性的问题,而是需要财政进行转移支付和提供支农资金,包括农业补贴、综合开发、义务教育、合作医疗的补贴,还有扶贫贷款和扶贫专项基金等等,都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比例拨款的。本届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解决这些问题,做得非常出色,2006年安排的中央政府投资1254亿元,其中用于农村的就占到48.3%,比2005年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农村金融机构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就是可以代理财政支农资金的拨付并作资金监管。

  对我们自己的农村金融要有一个客观认识,它的覆盖率总体而言还是不错的,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缺陷,但比印度、印尼等国家覆盖面都要高得多。中国绝大多数县都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农行和农发行;在乡镇层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35173个乡镇里面只有2500个乡镇是空白的,即全国的金融服务空白率6.7%。

  因此,财政支农的资金可以通过这些代理渠道进行专项验核,按进度拨付,这样做还会节省很多成本。

  《财经》:思路看来很清楚。不过你谈到的最后一点,就是成为财政支农的代理渠道,目前还只是个建设性想法吧?

  刘明康:上面提到的三句话,可以说是我们在农村金融发展工作的一个总体思路。在前两个领域里面,主要是靠银监会推动,开展得比较有序;第三个方面,我们还在呼吁过程中。

  《财经》:另外,你说的“坚持市场引导原则”,在农村金融中存在一定困难。事实上现在除了沿海发达地区,很多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都在市场原则的引导下撤了出来。

  刘明康:是存在着这种现象。不过像我前面说的,80%的地域和领域完全可以通过改革来促进民间资本的流动。比如农行此前在撤农村的网点,但现在停止了。关键是引导其理解网络的价值。银行业很多人对现代服务业其实还不熟悉,也未充分认识到网络的价值。最迟发现网络价值的一个领域就是银行业。你看麦当劳、肯德基就拼命扩大网络。

  邮政储蓄就很好,它说我一个网点都不放弃,你还要新批我;不是批一个,是批很多个。邮政系统的网络现在有7.2万个网点,其中一半也就是3.6万个网点有邮政储蓄功能。这么大的系统,如果做到7.2万个储蓄网点,就网络而言,就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了。

  《财经》:是不是过去那类特大国有商业银行网点成本太高了?

  刘明康:用市场原则去引导金融机构,是需要具备发展的眼光的。现在农村养殖户慢慢增加,再加上外出打工人员向家里汇的钱,已经在改变当地的金融土壤。比如,内地许多人到福建、广东、浙江这些沿海地区打工,这些地区的人又到境外打工。2005年的跨境美元汇款汇到农村的就有20亿美元,2006年的数字还没出来,可能会有三四十亿。邮储变成商业银行以后会很有潜力。

  因此,尽管网点的存贷款业务可能不赚钱,但其他需求可能会带来收入,比如可以利用网络推销保险、基金、股票产品,手续费收入就非常可观。虽然有这种需求的客户只占社区的5%、10%,但是他给你带来的手续费收入,可能是网点其它业务的几倍。

  总之,农村金融是可以搞好的,也是可以赚钱的。我在新疆见到过一个做摩托车租赁公司的小老板。他把摩托车租给牧民用于放羊,对方每个月给他300块钱,连续交五年或六年;如果期间还不了贷,就用羊来抵。买羊的价格按市场价格打9折计算,结果他没有一笔坏账。这只是个例,但显示出农村金融还是有很多机会的,需要有改革思路,当然同时需要很好的监管。

  《财经》:总体来说,在商业银行完成改革后,商业银行的盈利驱动更加明显了,这与支持、服务“三农”之间还是会存在一定的矛盾。对此应如何化解?

  刘明康:单纯从经济角度看,支持“三农”与商业银行的盈利驱动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就银监会而言,在这个问题上还是不能搞行政手段,只能以市场化手段加以引导。总之,还是要加大窗口指导力度,鼓励商业银行学习微型金融的信贷、管理方法,同时也会加强配套政策支持。

  【背景】

  农村金融问题一直被视做中国金融改革中最难啃的骨头。农村资金回流城市、农民贷款难、加剧城乡差距等问题,每每为人诟病。农村金融能否通过机制改革实现商业可持续,如何为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划限,自上而下的改革能否适应农村金融的实际需求,一直是令业界和决策层感到棘手的问题。

  2000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在逐利动机下纷纷撤出农村金融市场,甚至中国农业银行在2006年7月被叫停前,也在悄悄撤出部分县域。

  1994年成立的农业发展银行业绩一直不佳,到1998年被确定为专事粮棉统销统购的机构后,不良资产迅速堆积;多年来,一直笼罩在信贷监管不力、案件频发、高负债率、业务单一、前景不明的阴影中。

  邮政储蓄是惟一遍及中国县乡的金融机构。他们为农民提供了存款、汇兑等基本金融服务,但长期以来却是从农村虹吸资金回流城市的主渠道。

  分散于全国各地的万余家农信社,独木支撑着县域金融。2006年底数据显示,农信社40%的贷款投向农村,占农村获得贷款的80%以上。但农信社从监管体制、治理结构、财务状况到经营机制,如百病缠身,服务质量难尽如人意。

  2003年底,国有银行改革开始启动,但至今农业银行的改革方案迟迟未出。在农业银行高达近万亿元的不良资产里,究竟有多少属于“政策性”亏损,仍是迷雾。展望未来,农行还在寻找服务“三农”与商业银行逐利本性的平衡之道。

  转机发生在2006年9月。孟加拉乡村银行及其创办人尤努斯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令中国金融官员、银行家们受到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孟加拉乡村银行用自己的经历和获奖证明,“穷人银行”可以自给自足地存在。由此,人们有机会接触到世界范围内更多的成功经验:在厘清了财政补贴、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边界,允许民间自下而上地创造并给予必要的环境条件后,农村金融做到商业可持续并非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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