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是资源丰富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越是贫穷。如此不协调的富裕社会的贫穷孤岛现象在中国资源丰富地区普遍上演，这不能不说是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极不相称的又一道深刻的疮疤。
很显然，目前关心这道疮疤的人还很少。因此，我很支持编辑部的同仁就“资源越富，百姓越穷”这个话题进行深入调查。这个话题将再次延续并进一步突显本刊今年以来所持
续关注的高增长下的中国社会弱势群体阶层日益贫困的现象。
回顾过去20年，市场化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主线索，也正是凭借着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才日益走向繁荣。但是，这样一场市场化的改革因为一开始就回避了政治体制的改革、回避了公权利与私产权的边界界定问题，因此实在是天生不足。实践证明，如果改革只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如果市场化改革没有权力界定与规则确立相伴随，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永远只能浮在表面，甚至沦为“伪市场改革”，权力的扭曲与边界的不清最终将使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沦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后发优势的威力一朝失去，后发劣势将暴露无遗。
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沼如今可以说已经遍布繁荣中国。比如，国有企业的MBO改革在一些地方演变成了国有企业“内部人”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其根源在于权力之手变成了掠夺之手，在于游戏规则的不健全。比这更厉害的是房地产市场，在过去几年，这个市场实际上演变成了一个瓜分全国土地资产以及掠夺居民储蓄存款的运动(参见拙作“瓜分与掠夺式的住房发展模式必须叫停！”，载《财经文摘》2006年第6期)。本期所揭示的矿产资源的生产与分配的情形同样如此：由于矿产所有权和开采权始终被政府垄断，由于市场规则非常不健全，致使矿产资源一方面遵循市场化价格不断攀升的同时，另一方面当地的民众不仅不能分享其中的收益，反而要承担大量的成本，甚至沦为赤贫。
这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一直盼望的市场化吗？肯定不是。事实上，这样的市场化根本不能称之为市场化，只能称之为“伪市场化”。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需要建构于明晰的产权基础之上。
除了市场有效运行的产权基础，现代市场经济还需要政府的“框扶之手(参见清华大学王一江教授的相关文章)”，因此政府必须在对市场的有效监管和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调节上发挥作用。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公共产品极端匮乏特别是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严重失责，市场经济同样称不上完善，也很难顺畅地运行。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权力合理界定、健全市场规则并保障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正是中国过去20余年市场化改革的软肋，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积弊丛生、改革受到质疑难以前行的根源。
仍然回到矿产问题上来。在中国，多少年来人们天然地以为土地、矿产、森林都应该属于国家所有，其实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土地、矿产和森林大部分是属于私人所有的，正是明晰的私人产权，保证了“价高者得”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发挥出最优效果。与此同时，政府则明确其对于市场监管的责任，通过有形的手减少外部性，保障股东、社区、公众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相得益彰，防止弱势群体的利益被损害。此外，在收益的分配上，国外矿产资源的分配原则一般是大部分是归地方，而不是归中央政府，而在地方收益中，又能够照顾到社区公众的利益，这使得全社会能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和谐开发矿产资源。
中国的情况却不同，产权强横地被归于“国家”，利益被中央(以及央企)拿走，被地方政府截留，被有势力的商人瓜分，与此同时，政府对外部性以及市场有效运行的监管软弱无力，对利益分配的调节缺乏关注。一句话，计划经济下的权力逻辑仍然凌驾于今日市场的逻辑之上。
这样的一个权力分配不当，市场规则不健全、分配严重失衡的发展模式可以说是眼下中国经济的典型模式，但却是注定无法走远的模式。全世界的经验早已证明，只有共享才有和谐，只有和谐才有持续发展。如果中国要实现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增长，如果中国改革要继续往前推进，中国就必须真正从单纯追求GDP增长转向建立于和谐社会基础上的科学发展，中国就必须启动新一轮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内容，以政府改革为中心，以重新界定政府与公民权力，重建市场规则，重新厘定财富分配法则为主导内容的新的升级版的改革。
在矿产资源问题上，核心的问题是产权的重新界定(核心是权力的界定)，其次是中央、地方与社区收益共享机制的建立，第三是建立起政府的有效监管。这三件事必须同时取得突破，才有可能告别目前畸形的增长模式，走向共享繁荣的新天地。
作者：赵晓(本刊总编辑)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