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富 贪官刁民富

　　矿产资源开采的巨大经济利益，一些地方的官员往往通过控制和垄断资源的开发，或者通过为开发商提供保护以从中获利。

　　在众多开发商和地方官员从对资源掠夺性开采中获取巨额非法利益的同时，地方的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富裕起来，一些矿区原居民公开“抢矿”，用原始的暴力改变收入分配方式。

　　河北迁安：富裕的是刁民

　　我家在群山脚下。记得第一次外出求学的时候，车跑在山沟里，沿途到处都是绿色，绿色的山、绿色的水，以至于我一度怀疑自己是否正在离开家乡，怀疑司机是否在山里迷了路。那次，离家的车跑了一天。但在我心里，却仿佛就是几天几夜，时间竟似被那“绿”所凝固。

　　然而，好景不长。

　　因为发现了铁矿，群山渐次地都被削成了平地。原本，如果天气不错，站在我家身后小山的山顶上，可以望见远处的

长城。而今天，站在原来的地方，漫天尘烟。风过，可以嗅到土味。

　　站在山顶可以嗅到土味，这是我到过的所有地方的唯一经历。

　　在我家到小学学校的路上，原本有一条梧桐道。记得当初每年梧桐开花的时候，桐花缀满枝头，落满街道，极目都是粉红色。而把梧桐花的花萼串成一串，做成一条小假蛇来吓唬同班的女孩，也是我们年少时最喜欢的游戏。可今天，那条路上满是矿车，卷起沙土，像《辛德勒名单》中那永不停歇的尸灰，稀稀索索地落在路边人的脸上、身上。

　　回家的车就插杂在望不见首尾的矿车长龙之中。我在车里，像坐着游弋在黑芝麻糊里的潜水艇，窗外视野一片迷茫。司机小心翼翼地躲让着遗撒在路上的矿石和散布的路坑。忽然，前方，尘雾里迎面冒出一辆逆行超车的矿车。我们连忙停下。对面的车擦身而过。那一瞬间，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此次回家，是因为父亲突然患上了脑血栓。这已经是我家那边数不清第几个的中年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了。大家都说是家里的水和空气坏了，所以人要得病。

　　我觉得有点讽刺。要知道，我的家可是位于号称“华北绿肺”的滦河主干道之旁啊。就在不到3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穷乡僻壤。有个笑话说，70年代末的时候，汽车第一次随着寻矿的队伍开进山里，几个老农跟在汽车的后面一路追——追着捡粪。他们觉得，既然汽车比驴跑得快，那一定比驴拉的屎多，捡了好种地。就在不到20年前，每次有亲戚来我家，还定要带些我们这里的栗子、桃子回去，说是我们这边的水甜，种出的东西也好吃。然而，今天，父亲竟因水而患病，我实在觉得这有些讽刺。

　　回忆这段不到30年的过往是件有意思的事。

　　70年代末，首钢矿队进入我的家乡，并就地招聘了一些工人。这在当时可算是件大事，当地第一次有了吃皇粮的国企工人，而且是著名的首钢工人，有国家供应的粮票、布票，有北京运来的劳保用品。这批人一下子就成了远近各乡的求亲抢手货。据说，当时，两副棉布手套就能换到一大筐鸡蛋。很多人要托关系借穿首钢工作服，只为用作结婚礼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里一些胆大的人开始“靠矿吃矿”。他们先是偷煤。凭借着国人与生俱来的聪明，他们在上坡的铁轨上抹上猪油，减缓火车的速度，以便扒到煤车上去铲煤。继而是矿山设备。由于矿山设备的稀有金属配件能够卖大价钱，所以乡里人很喜欢在矿区转悠。遇到上眼的配件，他们便会跑过去把它拆下来。曾经有一次，首钢矿队从美国进口了一批102吨位的超级矿车，属全亚洲最先进的矿山设备。可就是这批矿车，投入使用不到一年便几乎报废殆尽，因为配件被乡里人偷光了。

　　还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原本矿区方圆百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均已划归首钢，只是由于首钢当年的开发能力有限，所以并没有要求矿区内的乡里人搬迁。十几年后，当首钢想用这片土地的时候，乡里人不承认当初的土地划拨了。

　　他们要求首钢给他们盖新房，新房必须是两层的别墅式小院，否则不搬迁。他们要求首钢必须赔偿他们的“耕地”，否则不搬迁。开始，乡里人还只是让首钢赔偿农地钱，后来发现果地钱比农地钱高，他们便会在要求搬迁的土地上插上果树苗。再后来，他们觉得插果树苗也不划算，便随便弄点杨树枝、柳树杈的，同样要求首钢按照果树的标准赔钱。到最后，他们连插树枝的力气也不想出了，只说自己想种果树，首钢便必须按照果地钱赔偿，否则不搬迁。

　　如果故事到此结束，虽然多花了点钱吧，但矿山还是首钢的，按照首钢对矿区与生活区的规划，我的家断不会变成今天这样。然而，聪明的乡里人还有更大的梦想。他们并不只想简单地用土地换钱。换钱，只是为了积累力量，以便他们自己也能开矿。

　　于是乎，整整90年代，十年生聚，聪明的乡里人一点一点地从首钢手中接过“卖地钱”，然后转身把这些钱换成挖矿工具，在首钢探明的矿区旁播种下自己的“卡耐基梦想”。据说，当时，乡里人那“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式的抢矿热情把父亲及其工友都惊呆了。

　　就这样，我的家变了。由于抢矿，山被夷为了平地；由于抢矿，河被淤成了泥渠；由于抢矿，儿时粉红色的梧桐道变成了尘土飞扬的车场。而我的父亲，也成了要靠轮椅行动的脑血栓患者。

　　我坐在车里，想着，或许刚才经过的那个土包就是当年捡拾梧桐花萼的地方吧。此时，旁边的聊天飘入我的耳朵——“听说了嘛，张老三又封了一条路，这下这边更得脏了。”我回过头去问：“封什么路？”说话的人看看我，说：“你是刚从外面回来的吧。现在村里的人可操蛋了，他们嫌拉矿的车太脏，不让矿车从他们村里过，却叫司机把车全都顺着咱家属区的路走，弄得咱这要多脏有多脏。”我问：“难道没人管吗？”那人说：“管？谁敢管？谁管谁挨打。县分局的张老二就是张老三的亲哥，这矿车全都是张老三的，谁敢管。对了，你是哪家的？”我说了父亲的名字，那人连忙问：“脑血栓的就是你爸吧。”我点点头。那人立刻便像个长辈嘱咐孩子一样的说：“快带着你爸上北京吧，咱这的水、空气都坏了，没法过了。”我说：“嗯”。然后回过头，看着窗外，车继续像潜水艇一样地在尘土里晃悠着。

　　山西：富裕的是官人和矿主

　　一面是亿万身家的煤老板一掷千金，一面是触目可及的贫穷落后。山西省这个煤炭储量占全国总储量三分之一的产煤大省，近年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神话，同时也伴随着一波波关于贫穷与奢华的争论。

　　山西是一个能源大省，特别是煤炭储量和年开采量均占全国的1/4，煤炭外调量占全国市场交易的2/3。在能源日益紧缺的大背景下，山西的经济地位一定会更加突出。但，我们发现这样一组数据：从1978年到1998年的21年中，山西的综合经济实力由全国第16位一路下滑到第26位，平均两年落后一位。更为突出的是，这里的城镇居民收入长期滞后，1980年排位第23，1998年排到第29。1999,2000年则连续2年全国倒数第一。即使在2002年山西经济奇迹般地出现“拐点”时，也仅排在全国第27位。

　　一个21岁的崔姓山西小伙子在位于长治市平顺县内的一家铁矿石山上做了一年工，之后来到了一工厂做起了流水线上的工人，《财经文摘》问他：“山西资源那么丰富，为什么我们很多山西人却很穷呢？”小崔是这样回答的：“大家都知道山西有那么多的煤矿、铜矿、铁矿，也知道山西人没有南方的浙江人，广东人富裕，这有什么原因？你相信一个小矿务局的处级干部年收入500万吗？小煤矿主当然比这更多，太不公平了！！这些钱分给老百姓，你看我们肯定就富裕了呀”。他还给我们描述了平顺县境内西安里铁矿的情况：矿上太累了，一个月1700多块，按天算，两班倒，一天工作12小时。属于矿务局或者国有钢铁厂的正式工人还好些，有各种保险，但那要有关系才能进去。

　　对于没有上过高中的小崔来说，家乡到处是丰富的矿山而他们周围大多人都贫困，能解释得通的就是钱都被贪污了，没有发到他们手上。实际问题当然复杂得多。在北京上大学的山西人很多选择了留在北京，或南下了。贾梅女士在北京上完大学，虽然目前的收入也不高，但她说自己从没想过要回到山西大同那个老家。谈到自己的家乡时她有些愤慨：“以国家的名义无限度地开采某个地方的矿产实质上也是一种掠夺。在‘矿产国有’的名义下，当地百姓的利益没有得到更好的保障，这显然有失公平。矿挖了，污染严重了，气候恶劣了。这一切，都是欠下山西人民的债，可这债，谁来还，如何还？”，“我也是说说而已，山西真的要有新的变化，很难。留在北京生活，照顾好自己就行了。”贾梅最后这样对记者说。

　　挖了几十年煤之后，山西众多采煤区的人们发现，他们正在失去居住的家园。纵横交错的裂缝撕开了房屋，一个个黑洞侵吞着赖以生存的土地。地下支零破碎的采空区已难以承载地面的负重，大地正无可避免地下陷。有数据表明，目前全省煤炭行业累计塌陷、破坏、和煤矸石压占土地已达6.67万公倾，而且正以每年塌陷、破坏土地5000公倾的速度递增，其中40%为耕地。

　　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位于吕梁山南端，全县23万人口，煤田面积占到总面积的78%，全县有100多座煤矿，年产量达1000多万吨。这个曾经被山西省扶贫办列入贫困县的产煤大县最不缺的资源就是煤炭了。

　　《民主与法制时报》2006年4月有文章报道说：乡宁县的煤矿总资产在100亿左右，但这些资产都掌握在100多个煤老板手中。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地农民2004年人均纯收入为2578元，甚至还有人住在破旧的窑洞里，他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

　　我们总是听到山西的煤老板多么有钱，同时也频繁听到矿难发生，煤老板潜逃之类的事。违反法律，逃避责任的开采矿山，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常态背后就是种种利益的安排。仅从雇用采矿工人不同的安排就可以窥其一二。矿山上分本地人和外地人，一般正规国有公司旗下的采矿工人都是本地人，但属于私人开采的小煤矿、小铁矿的采矿工人全都不是山西人。“这肯定是逃避风险呀，遇到事故时，外地人2万元就能摆平，而当地人20万都难搞定，还会把事情闹大。另外，对外地人，管理也比较容易，非打即骂，本地人就不能这样露骨了。”在西安里铁矿上工作过的小崔这样解释道。

　　“财富被极少数人控制，必然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一方面是财富的力量，一方面是民意的力量，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乡宁县现任县长张效彪说。

　　长沟峪煤矿：不可复制的北京模式

　　提到周口店，想必很多人都久闻大名，这是北京猿人遗址所在地。但距离周口店2公里的长沟峪煤矿，知道的人可能不多。长沟峪煤矿隶属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国有煤矿，目前拥有职工近3,000人，设计开采能力60万吨/年。据当地矿工介绍，这里开采历史悠久，远在唐宋时期就有采掘活动，明末清初达到兴盛。自1962年建矿以来，这里的开采达到鼎盛，出矿量一般都超过规划开采能力。

　　经历了数百年的兴盛和建矿后超负荷开采，长沟峪也已进入暮年，面临资源枯竭的窘景。提到这里的人员安置，煤矿的王师傅给记者露了底，“矿上不到3,000名职工，其中近千人是合同工，这部分人好办，到时候解除合同就行，麻烦在有编制的人员，不过到了退休年纪的因为企业都办理了保险，退休后可以靠养老金生活，对于年轻力壮的，就只有买断工龄了。”王师傅谈到的办法似乎在矿区具有共性，为了减轻企业负担，矿山企业多采用这种按有无编制区别对待的办法，“逃避”一部分责任。

　　“煤矿有个惯例，矿工的子女不会留在矿上，一般都离开矿区自谋出路。至于煤矿能为地方发展带来多少好处，恐怕也就是‘农转非’吧。在矿上做事总比种地收入高。”王师傅的话似乎有些无奈，“不过矿是国家的，都是为国家开矿，矿工就挣些工资，要想依靠煤矿发财致富，那就去做风险大的小煤窑主，否则甭想。”相比依靠商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富裕起来的地方，矿工似乎命中注定要替人做“嫁衣”，只能获取产业链条中比价极低的收入。

　　相比中西部地区，长沟峪煤矿转型似乎更幸运一些，它的关闭估计还有10年，这就给煤矿集团化发展留下宝贵的时间。这里距离北京市区50公里，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周口店是国家级旅游点，周围还有金朝遗留下来的帝王陵墓，如果煤矿关闭，企业首先想到的是将部分煤矿坑道进行安全整治，搞工业旅游，从而形成当地完整的旅游产业链。这样可以解决部分职工的就业问题，也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由于煤矿隶属集团的昊华集团正向综合型发展，实力雄厚，因此煤矿关闭后企业职工的就地安置补偿不会因为财力窘迫发生诸多社会问题。

　　尽管像长沟峪这样的矿区在中国比较特殊，它位于都市圈范围内，自身区位和产业优势明显，与内地矿山有显著不同，模式较难复制。但这也证明一个事实，只有提高地方经济的综合实力，走集团化的多元经营，才能避免由于对资源依赖度过高造成“枯竭后的贫困”。

　　文/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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