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中国

　　主编 潘燕辉

　　《共建中国》这个选题其实源自两三年之前，那时候在看一个有关交通的电视节目，是讨论如何解决北京市的交通拥挤问题。

　　这个节目在采访了一系列相关的官员和专家后，又去采访了一些出租车司机。

　　结果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部分专家和官员的解决办法既宏观又难以执行，而出租车司机则个个发言精彩，观点敏锐，发表的改革方法更是切实可用，大胆创新。

　　这个节目当时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震撼：面对问题，我们往往习惯于找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却忽视了真正的专家往往产生在真正面对这个问题的人群中。

　　如同对

交通法规而言，最有专业性建议的不是交管局而是司机；对报刊媒体而言，最有权威性的不是媒体评论者而是读者。

　　接下来我们就想到，在各个行业中，是不是也存在着这种类似的问题？我们的IT行业、

房地产行业、汽车行业、金融行业等等领域，真正拥有创见的人在哪里？

　　随即《中国财富》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尝试：

　　我们约见了奥美公司的一位高管，问了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你是中宣部部长，你会做什么？”答案很有意思，“我会马上成立一个国家营销部，负责定位整个中国的品牌形象，并且在全世界大规模推广。现在中国的企业纷纷走向世界，如果对外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形象，那么对我们的企业在世界上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就如同大家看到德国产品，就会想到结实耐用；看到日本产品，就会想到经济灵巧；看到法国产品，就会想到高档浪漫。”

　　我们又去采访了IBM金融部，结果他们的回答更让人吃惊“如果我是央行行长，我就会推动一系列的改革，彻底解决坏账的问题。目前中国银行的运作流程有着非常多的漏洞，具体在……”

　　我们似乎得到了确切的答案：在各行业的人群中，拥有的非凡创见力远超过所有人的想象，其创见和建议的可行性与创新性都非常高。同时，寻找真正的专家，将专家的经验和方法告诉读者，也正是《中国财富》一直坚持的办刊理念。

　　不过，由于《中国财富》杂志本身力量所限，我们不得不集中力量运作，重点关注热门行业，采访人群限制在相关行业的行业领袖，并且限制他们只能针对本行业发表看法，为了避免过于专业化，还同时加入了一些社会热点问题。

　　在访谈的过程中，访问了100多位世界500强公司、中国大型企业等行业领袖企业之后，我们精选其中50多位人物的建议和创见。

　　由于访谈难度极大，本期杂志离我们预想肯定还有不小的距离。这虽然是不够完美的第一步，却是我们的一大步。因为《共建中国》这个选题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创见：中国需要对各个行业的真知灼见，每个中国人都和中国的建设相关，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可以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消除体制障碍才能加快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没有能够按照党政领导的多次决定的要求实现向集约增长的方向转变，从根本上说是体制方面的制约使然；一方面，适合于传统增长方式的体制安排和政策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仍然握有很大资源配置权力的官员动用土地、信贷等资源发展那些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然而产值大、税收多的产业；另一方面，有利于资源有效利用的现代市场体系和相关的配套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还不能有效地发挥基础性的作用。

　　在苏联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对技术进步的原动力长期存在一种误读，以为只要加强领导和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新的技术发明就会源源而来，新材料新产品也就会不断涌现。殊不知技术进步不是一种可以从发达国家自动“溢出”和从外国简单引进的外出变量。在技术本身和制度设定两者之间，后者重于前者。从静态的观点看，现有技术设定了经济发展可能达到高度的上限，但它实际上能达到多少，则是由制度决定的。从动态的观点看，良好的制度能够推动技术可能性的边界不断扩大，而不良的制度只能造成技术进步停滞不前。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在制度安排有利于智力创造和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活动才会广泛开展，否则就会出现“苏联现象”，即苏维埃国家虽然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官办教育体系和科研体系，但其技术进步仍然十分缓慢，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十分粗放。究其原因，在于它建立了一种封闭、僵化、等级制的科研体制，抑制了科学家和其它专业人员创造性的自由发挥；同时，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损害了企业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因而只能依靠由上而下的计划指令和资本等资源的大量投入支撑缺乏效率的经济增长。

　　针对这种情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国家来说，出路在于消除实现集约增长方式的体制性障碍，使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即人的知识和技能积累，激励技术创新的机制的制度化，加快内生的技术进步。对于科学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独立和自治自律的科学共同体，由这种共同体来制定和执行严格的学术规范，实施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奖励制度。对于教育而言，最重要的是以学术权威取代行政主导，确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总的说来，就是要打破行政化和官本位，压抑创造性的体制，真正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对于技术而言，由于研究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热情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活动是否规范，对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是否足够有力。在“你创新、我仿冒”，新产品刚一上市，甚至尚未上市就遭到仿冒的情况下，企业和专业人员就很难有投资于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积极性。要改变这种情况，最重要的是营建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保证发明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从发明创造中得到的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相接近，使创新者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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