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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中国财富》对诸多制造业企业进行访问的时候，经常听到老总这样的抱怨：现在招聘一个技师比招聘一个研究生还难——据统计，目前我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70%，不良产品每年的损失近2,000亿元；我国近年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至80%的水平。
据山东省劳动保障厅提供的资料，目前山东省高级技术工人仅占技术工人总数的5%，
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在广州市企业调查队对全市制造业24个大类行业80家企业进行的专项调查后发现，企业中拥有高级技工以上技术等级证书的技术工人只占19.2%，即便是在引进高新技术的情况下，企业也只有19.5%的技术工人能完全胜任新技术工作。上海市总工会证实，上海市技术工人的实际地位正在呈下降趋势，技工人数已经大幅度减少。仅2000年技工人数就减少了33.5万人，反是中级工便减少了23.4万人。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培训处副处长王晓军说，为了培养我国的技能人才，国家在全国设有3,790多所技术学校，可尴尬的是，每年招生时许多学校门庭冷落，好象没有多少人再愿意熬上几年的“冷桌子凉板凳”，毕业以后去当一个被人瞧不起的工人了。在上海市劳动力市场我们了解到，车工高级技师月薪仅为397元，电工高级技师月薪仅为574元，这让很多年轻的技工难以接受，业已成为技术工人减少，制造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没有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可以离得开制造业的发展；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放任自己的制造业成为洋制造的牺牲品。中国制造从制造到创造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了，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制造能力仍是深深埋藏在中国经济脊梁上的一根“隐刺”。(上图为工人焊接重型卡车底盘)
易水寒/文
“在不违背WTO规则的前提下，中国政府应当适当地扶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来自日立的经验如是说。就在大量投资涌向互联网和IT产业的狂潮下，略显寂寞的中国制造业正在依靠内在的生长力量，迅猛转型。
日立与世界经济共同成长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济在过去十年的糟糕表现仍然无法掩盖日本企业在制造业上取得的进步。来自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日本的制造业产值占该国总产值的比例为19.5%，其中有一半以上的日本制造业产值来源于高端或者中等水平的科技产品，这个比例较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平均水平高出一倍，而日本研究人员的数量也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经合组织成员，目前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但是，在五六十年代，日本的制造业并没有今天这样的风光，当时的日本颇像改革初期的中国，假冒伪劣盛行，大量的廉价产品涌向国际市场，使得日本制造在世界上成为低质廉价的代名词。但是，随着戴明质量管理理论被引进到日本，质量逐渐溶入到日本员工的血液中，成为日本制造成为令世界刮目相看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切，都与日本政府对质量管理的大力推广，有着直接的关系。
日立中国总代表冢田实先生在接受《中国财富》采访时介绍说：“为了将质量管理深入人心，日本政府设立了企业界的最高奖项戴明质量管理奖，这个奖项，很快便成为了日本经济界追求的最高荣誉。被称之为日本企业的‘诺贝尔奖’。这个奖项评选非常严格，每年只有1个～2个企业才能获此殊荣。由于戴明国家质量奖的设立，提高了日本企业的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水平。以‘Inspire the next！(引领未来！)’为口号的日立公司，便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迅速地成长起来，拥有一流研发技术的‘日立制作所’，制造出了众多闻名全球的产品，包括发电站、自动电梯、半导体、家用电器和其他五花八门的电子产品。可以说，日立的发展，和日本政府鼓励创新、鼓励发展高质量的制造业有着一定的关系。”
除了制造以外，创新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能力，也是企业跻身世界最优秀企业的动力之源。如今，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名列前茅的日立公司，在诸多产业中都保持着技术领先的优势。在高性能材料领域，特种钢、电子材料(ANISOLM)都居世界第一位；数字媒体、民用机械领域，光纤存储、电脑磁带，日立也居世界第一；等离子电视、液晶投影仪位列世界第二；电子元器件领域，DNA序列器、评价电显，为世界第一位；信息通讯领域，数据存储、硬盘驱动器，世界第二……
“自1910年创立以来，日立始终坚持‘通过技术为社会作贡献’的企业理念为指导，日立集团几乎已经成了先进科技的代名词。在中国的发展中，日立中国也将研发作为非常重要的部门，通过与中国教育科研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发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准的产品。在这种理念下，日立集团已经于今年决定推动作为日立中国有限公司部门之一的‘研究开发集团’的独立法人化，以便在研究开发方面加大对整个日立集团在华业务的支持力度，推动各种全球战略商品的开发。”
冢田实先生显然对自己效力的日立公司颇感自豪，他说：“早在二十世纪70年代，日立便在中国设立了事务所，自此中国便成为日立集团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和业务基地之一。到目前位置，日立已经在中国设立了大约100家集团公司，在广泛的领域里开展着各种各样的业务活动”。
面对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的中国，日立集团自90年代起便不断加大对华的投资，到2004年底，日立在中国的直接控股企业便达到88家，去年，日立CEO庄山彦悦表示在中国未来三年内增资将达到10亿美元以上，这一切都表示日立已经敏锐地看到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并且正抓紧机会，成为中国市场上的赢家。
“我们日立与世界经济一同成长。”冢田实这样评价日立在中国近1年来蓬勃的发展势头，这样的胸襟和魄力，确实值得中国企业来学习和借鉴。
特步：从“隐形冠军”到王者归来
中国制造，曾经是中国企业发展竞争力，溶入世界经济价值链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中国轻工制造业的发展，几乎是与OEM的发展同步的。为此，美国著名的管理理论家西蒙先生来到中国，将一顶“隐形冠军”的高帽献给了这些虽然没有自己的品牌，但其产品却占据了世界上50%以上市场份额的企业。
但是，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大，我们却发现，昔日的“隐形冠军”们，今天却越来越多地转入了品牌塑造的队伍，成为“中国品牌”大军中的中坚力量。特步便是其中的一个。
“我们要花10年左右的时间，赶上世界著名品牌比如耐克或阿迪达斯，进入世界运动品牌的第一阵营。”特步集团的掌门人丁水波在接受《中国财富》采访时放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如今市场上赫赫有名的“特步”品牌所属三兴集团曾经只是一个做国外体育用品OEM(贴牌)定单的行业“隐形冠军”。从87年便开始做运动鞋，在其产品远销亚洲、非洲、大洋州、北美洲、南美洲的47个国家和地区，深受国外消费者好评，但国内消费者却还鲜闻其名。到2001年特步开始树立自己的品牌，到2005年，特步总销售预计达到10个亿左右，其中国内市场将达到7亿元人民币。
OEM产业要求劳动成本比较低。随着东南亚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些国际著名品牌将制造部分转入到东南亚的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但是在80年代以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强劲，劳动成本升高，于是，中国便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OEM市场，中国人力资源成本的低廉，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为中国经济带来了蓬勃发展的契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如今在东南亚如越南、印度等，又崛起了新的低制造成本地区，劳动成本低于中国，于是，世界制造业的密集型劳动基地，便又出现向印度、越南转移的情形，这就迫使我们企业，要开始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从中国产品到中国品牌的转化。
“现在在我们特步集团，OEM所贡献的营业额越来越少，目前只占到40%。品牌产品为我们带来的效益正不断地加大。”但是，尽管如此，丁水波先生坦言长达20年的OEM经验，至少为特步带来了三大优势。“首先是因为我们长期OEM，与国际企业和渠道商形成了良好的关系，这对于我们开拓海外市场很有帮助。其次，由于长期与世界级企业合作，使我们不得不接受现代先进管理理念，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和优秀的企业制度，以及集约型的生产管理能力。第三个优势，是在OEM过程中，对我们做设计，做原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尽管OEM成长、发展速度很快，不过在企业运作经营过程中，也有不少“成长的烦恼”。虽然他们由于长期与国际品牌的合作，使品牌观、全局观、战略观有较大的提升，但是在人才、设计等方面，还有不少欠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积累。对于特步这样处于二级城市的企业来说，如何更好地吸纳人才，便成了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另外，在资源整合，供应链的完善等方面，也是这些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而对特步来说，过去在OEM过程中采用的是项目管理的方式，如今成长为一个新兴的品牌企业，在管理方面要进行提升，要从拼速度的项目式管理走向流程管理，需要有一整套的框架和流程，也是面临的“烦恼”之一。而对于中国普遍管理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成熟的管理制度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企业只能通过不断的摸索，来完善新的管理体制。
要解决这些问题，特步也有一些自己的经验。丁水波先生介绍说：“解决的办法之一便是和世界最好的咨询公司合作，来提升我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比如在品牌、广告这些方面，我们近期正在和奥美合作，在生产流程管理方面，我们也在和咨询公司进行尝试性的合作。”
无疑的，中国制造必须向中国创造发展，OEM也必须向自有品牌转变，中国制造业才能真正地为中国经济价值的提升，做出最大的贡献。尽管西蒙先生将“隐形冠军”的高帽子献给了中国企业，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戴上这顶高帽，而不再为自有品牌努力，相信中国制造业的力量之源总有枯竭的那天。因此，在欢呼我们中国制造业的“隐形冠军”越来越多的同时，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OEM企业早日“王者归来”。
三一重工：文化是企业的核心创造力
尽管在前一个阶段股权分置方案把三一重工推上了舆论的峰谷浪尖，尽管梁稳根的“猪论”让广大股民颇感不快，但不可否认的是，三一重工是我国机械制造业这个领域中，真正能够代表着中国制造实力的民营企业，也是颇令国人骄傲的制造型企业。
在董事长梁稳根的眼中，三一重工的核心竞争力，便是三一品牌所代表的内在含义：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从创业开始，三一重工便另辟蹊径，以自我创新掌握发展主动权，站在与国际品牌齐平的位置上，集中资源研发出面向中国本土和国外客户需求和应用的核心技术，并在这种基础上实行全球采购策略，选用全球知名品牌配件，使三一的产品品质和适用性在竞争中能够胜出。
而能够做到这样快速发展，其核心的原动力便是企业的文化。梁稳根说：“企业文化在很多人眼里是一个很虚的东西，但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非常实在的东西。文化对企业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对决策层，对决策的影响。大家知道管理结构是要变的，流程也是要变的，但不变的是企业文化。企业的文化对企业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三一从八十年代初期创业，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致力于实业，致力于制造业，没有进入其他的产业，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另外，公司上市前，创始人始终没有得到过任何分红，我们跟员工在一起吃饭，我们在海外也没有自己的资产。这个也是很奇特的。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是企业文化，通过企业文化保持了公司的凝聚力，保持了公司的长期发展方向，与社会的长期发展方向一致，也就保持了三一的可持续发展。”
而被梁稳根津津乐道的，不是什么宏观大论的企业管理法则，不是什么大师的指教，而是短短的一段三一誓词，无论在何时何地，他都能脱口而出：“我是一个华夏子孙。我庄严宣誓：永远铭记自强不息，产业报国；永远铭记艰苦奋斗，恪守诚信；永远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三一，疾慢如仇，恪尽职守，为创建一流企业、造就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而努力奋斗。”
所谓的“疾慢如仇”，梁稳根认为，慢，是当前中国企业难以祛除的通病。从企划、立项、上马，一个个新产品、新项目的诞生，都要一个个部门，经过无数的环节，要通过一层层研究，经过难以统计的审批程序，到真正走向市场，总是一种相当漫长的过程。慢，不但提高成本，而且贻误战机。慢，就是作风溃散，拖拉闲扯，甚至造成一项项可行的计划和新产品流产，甚至最终导致企业的破产。三一重工把“慢”字上升到了疾恶如仇的高度，中国企业能如此鲜明地把“慢”字划到敌方阵营的，三一文化可谓独树一帜，而在梁稳健眼中，正是这独特的文化，才是把三一重工从一个不起眼的民营企业，带到民族制造业的领袖地位。
对于日本企业来说，最具竞争力的，是其强大的科技和质量的竞争能力。这种对科技和质量的不懈追求，使得日本公司能够最大化地提升资源利用率、降低成本、完善产品功用，进而支撑日本企业的产品行销全球，获得最大的市场利润。而这种颇富远见的对科技和质量的投入，正是中国企业所欠缺的，也是中国企业必须尽快学习和掌握的全球化竞争中最有力的武器。
特步掌门人丁水波语录
长期的OEM经验，为我们企业品牌战略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为世界先进企业代工的过程中，特步学到了那些世界级企业的管理方法，先进的制造经验和提升组织优势的现代管理技巧。
长期的OEM战略，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对于资源的破坏力比较大。这些粗加工的产品，我们的自造利润越来越低，因此说单纯的“中国制造”并不能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有效的发展，相反甚至是破坏。我们轻工行业对资源的占用量还不是很大的，特别是那些重工行业，对煤炭、钢铁、电力的消耗巨大，如果我们仅能处于一个基本的OEM领域，总是处于供应链的低端的话，对于我们一个低资源高消耗的国家来说，无法形成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需要政府在社会公用事业上，给予更大的支持。特别是在我们劳动密集型企业，外地佣工相对很多，但是，这些工人孩子的教育、就业问题，工人素质的再教育、文化素质提高等配套公用事业的提高，对解决我们企业的后顾之忧，让工人安心工作，对我们这些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尽管我们企业可以解决一些如幼儿园、医疗室、员工培训等等，但是并不能代替政府公用事业的发展，工人的后顾之忧并不能完全解决。同时，政府在公用事业方面的提升，将会使得我国农民，特别是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家庭的文化、技能素质大幅提高，也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的有效手段。
三一重工掌门人梁稳根语录
“工程机械行业是个前景很好的企业。加上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这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高达80%，而我国却不到40%，如果中国城市化每提高2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从农村转移一个美国的人口到城镇，这意味着工程机械的市场潜力十分巨大。”“中国制造业是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必须由中国企业主导。” “假如说三一有很核心的资产，不是公司现在取得的成就，不是厂房设备这些固定资产，而是我们的核心文化。”“三一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品质改变世界。”“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我们在公司创立之初就一直在探讨中国工业企业经营和改革之路。以前搞过责任制，后来又搞MBO，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出路。今天我们终于得到了这样一个试点的机会，三一是幸运的。”——指近来被炒作沸沸扬扬的股权分置试点。“我在有生之年绝不会放弃对三一的控制权。”“创业是一种豪迈的事情。”“不会去炒股票期货，不会去做房地产，未来五年内只做工程机械产品，不会再做其他的事情。”
祖国大陆直接为台湾打造的首艘巨轮“中华和平”号，于2005年6月10日上午9时50分在上海外高桥造船厂正式下水。“中华和平”号是一艘大陆自主开发建造的17.5万吨好望角型散货船，两年前由台湾船东中国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订造。经过两岸造船工人的共同努力，新船比合约预定时间提前116天交船。中国船舶制造业自80年代进入国际市场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生产能力迅速提高，目前已是世界第三造船大国。2004年，全国造船完工85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33%；手持船舶订单3359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8%。造船完工、承接新船订单和手持船舶订单已分别占到世界市场份额的14%、16%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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