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均GDP不足300美元，处于很低的发展水平。为解决温饱和改善基本生存条件，国家的注意力几乎全集中于短期经济增长，不惜代价地改善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

　　这种增长方式的特点，是高消耗、低效率、重污染，以大量的资源、劳动力和环境投入，换取高增长，使人们的基本生活条件有所改善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经济社会的不均衡 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

　　如今这种惯性仍然在继续。如在经济增长的量与质的关系中，往往把速度和数量放在第一位，甚至发展到“GDP崇拜”的程度；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中，往往把增长等同于财富、增长就看作是发展；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往往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见物不见人，忽视发展的均衡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往往只想利用自然、向自然索取，甚至企图“征服”自然。

　　现在，

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相当规模，资源环境的约束越来越强。在饱尝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苦果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绝不只是经济增长的概念，惠及人民大众的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金宏伟 周宇/文 金宏伟/辑

　　成思危：宏观调控与金融改革

　　《中国财富》：您认为宏观调控中是否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

　　成思危：我不赞成“国进民退”的提法，但民营企业在新一轮宏观调控中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贷款卡位以后资金供应不上，确实有很多民营企业出现萎缩和增长放缓的现象。这需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民营企业确实存在盲目扩张现象，在银行有大量贷款，长远来说对其自身发展也相当不利；二是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损失比较大，但从国家出台若干政策来看，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已经非常明确。

　　《中国财富》：您怎样看待对外资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后，国有银行面临的高端储户流失的挑战？

　　成思危：人民币零售业务开放后，包括现在，国有银行高端客户有可能流失，从某种程度上有必然性。外国在中国的独资公司可能到外资银行开展业务，中国有外资的上市公司以及海外上市公司也有可能流失。但根本上我们应该提高效率，抓紧时间提高自身竞争能力。

　　《中国财富》：银行业改革中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成思危：我最关心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改善，所以倡导社区银行的建设。按照中国新的《物权法》，对私人财产的保护成为重中之重。去哪里存钱，你是管不到的，也不能限制。 灵活应用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来解决融资问题是当前特别需要加强的工作。发展社区银行进行民间借贷不失为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好方法。另外发展担保公司、发行企业债券、增资扩股、并购、典当等等方法都是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多种渠道。

　　陈清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政府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和市场主体有待发育，政府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承担起了主导经济增长的任务。政府通过深度介入经济领域，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体。在当时，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在形成这种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特征。

　　“全能型”和“建设型”政府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展。政府不仅统揽经济全局，而且对微观经济直接干预，抑制了市场和市场主体在经济增长中的主体地位。

　　政府控制的国有经济不仅掌控制着经济命脉，而且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的比重；又通过大量经济性审批等手段直接控制着各类企业的投资和重大经营决策。政府实际上掌控着较多的资源要素配置权。强烈“创造政绩”和改善财政状况的冲动，使不少地方以可比省市为攀比对象，不顾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能力，不断制定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计划。

　　政府利用行政动员能力向企业分派指标、诱导企业投资、扭曲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实行区域市场保护、插手信贷投向、动用财政资金、制定“特殊”激励措施，并巡回督察政府增长指标落实情况，以期按政府意志创造经济增长。

　　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缺乏产权约束，又受到政府控制，很容易走上热衷于低水平外延式扩张、忽视内涵素质提高的轨道，与政府主导的速度型增长模式形成正反馈，强化了粗放经营的微观基础。

　　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扭曲了政府职能，弱化从公众、长远和环境利益出发的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公共职能具有不可替代性。离开或弱化了政府的监管，浪费资源、损坏环境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就会继续和蔓延。

　　这种利用政府动员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在改革开放初期起到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重要的是保障了人们基本生存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使改革开放得以进行。但是，政府是一个特殊的主体，既缺乏市场信息和市场感受，又追求多元目标、而且有巨大的公共权力和动员能力。实践证明，继续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就很难摆脱粗放的高速度、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新的形势下，继续由政府充当经济增长主体，会带来了一系列弊端：政府掌握较多的资源要素配置权，会抑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政府动用公共资源和行政手段，介入市场竞争过程，会扭曲土地等要素的市场价格，鼓励和保护低效率，增强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冲动；一些地方采取措施保护本地市场和本地企业，设置行政壁垒、分割市场，会扭曲和削弱了政府的监管行为、弱化了监管能力；一些地方政府将自己的经济增长目标分解给部门和企业，替企业“招商引资”、以特殊优惠吸引、鼓动企业投资，以及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高管人员任用的干预，扭曲了政企关系，抑制了企业活力；出现的不良业绩有人“买单”，企业也就失去了改善的动力；政府经济职能过度扩展，挤压了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发挥作用的空间。政府对社会组织、行业协会的干预，使他们不能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中独立发挥作用。没有市场中介的服务做支撑，使企业有事就得求助与政府，市场作用难以很好发挥。

　　不同的经济增长主体，会采取不同的增长模式，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新的形势下，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应当及时退居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角色。并实施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

　　1、明确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定位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解决的一个体制性问题，是调整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定位。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让位给政府调控、市场主导、企业创造经济增长的模式；由主要依赖资本、资源、劳动力投入，转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使提高效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政府减少了资源配置权，主要职能转向公共管理和服务后，对经济的影响仍无处不在。重要的是通过它设计的体制框架和政策环境，更大限度地发挥市场作用，放手让企业创造经济增长。同时，政府从维护全局、长远和公众利益出发，通过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等政策工具，对企业行为进行引导和施加影响，矫正企业的非正常行为，实现经济高效、协调、快速、可持续发展。

　　2、维护有效率的市场，创造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

　　进一步完善有效率的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基本条件。

　　政府关注区域经济增长的方式，要转向创造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有效率的市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二是投入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市场环境主要是指，物质基础设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程度、人员的技能与技术素质、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诚信环境、金融安全和融资成本、与国际市场对接的程度、企业对政府和办事机构的非正常支付、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政府监管的规制性、稳定性和透明度、政府的服务能力和行政效率等“软环境”和“硬环境”。这些细节方面的差异，就会导致地区市场环境的差异、决定对要素的吸引力和产出效率，从而决定区域经济增长。

　　3、实施有利于经济增长机制转变的政策。

　　离开了政府的政策导向，经济增长方式不会自然转变。政府要实施一系列引导和迫使企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创造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环境。

　　实施促进产权流动重组的政策。产权的流动性和市场化配置的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经济效率。但是，目前在不同所有制之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的产权流动仍受到行政的、人为的阻碍。而产权是否向高效率的方向流动，以及流动是否安全，则取决于产权归属是否清晰，以及产权保护是否严格、到位。要按照“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要求，完善产权流动法规、产权交易市场和中介服务。

　　实施有利于技术进步的政策。科技创新机制不健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本和资源投入，是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的重要原因。科技革命的重大突破，为我们实现超越式发展提供良好机会。要实行激励科学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政策，并使其制度化。包括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发展风险投资、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实施鼓励技术开发投入的财政税收政策、鼓励产学研结合、发展技术市场、增加教育和科技投入的政策等。

　　实施利用信息化实现超越式发展的政策：信息技术是当代伟大的生产力，它对全社会巨大的渗透力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它对社会结构、产业结构、管理制度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革命性影响将决定国家竞争力。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立足于不同的技术基础。历史上，由于政治制度的落后，中国错过了多次科技革命的机会，使一个世界强国，沦落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境地。信息技术为中国实现超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就会犯历史性错误。就传统技术基础上的工业化而言，我们比发达国家晚了上百年，但就信息技术而言，我们的差距远没有那么大。我们不应把信息技术仅仅当作一种传播工具，而应把它看成是当代最伟大的革命性的生产力。面对这一新的生产力，我们必须趋利除弊，但绝不能不能因噎废食。党和政府以怎样的理念、如何把握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将决定在这一轮较量中中国的复兴和国家竞争力。

　　实施促进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把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对立起来，是经济增长机制不健全的重要表现。发达的服务业不仅可以为大众提供良好生活服务的消费性服务业，有利于扩大内需；而且生产性服务业所提供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是制造业降低交易成本最重要的环节；服务业自身对制造业的增值功能不能小视。在包括研发、设计、信息、品牌、供应链管理、零售、金融、保险、物流、投资等在内的整个产业链中，“制造”只是一个环节，而且是消耗资源最多、污染环境最严重，而增值量又较低的环节。尽管制造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具有基础地位，但在整个产业链中，现代服务业恰恰处在增值链的高端。服务业不发展，在产业链分工中就只能处于“卖苦力”的地位，不能更多分享高附加值环节带来的效益。

　　实施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政策；实施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节约优先的政策。要使能源和资源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制定越来越严格的能源、资源消耗率的强制性标准和综合利用规范，并强化政府的监督职能；加大节约资源和替代资源关键技术的开发力度，实行促进节能、节材技术推广应用的财税政策；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增强全民节约意识。

　　实施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越来越严格的环境保护标准和法规；加强环境执法力度；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使价格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完善环境保护和生态恢复的经济补偿机制；逐步建立水权、排污权交易制度。

　　4、推进市场主体改革，奠定转变经济增长机制的微观基础

　　企业效率的总和决定国家经济效率。但是，只有产权清晰的市场主体才会追求质量-效益型经济增长。

　　要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使曾依附于政府的国有企业、曾受到种种不平等待遇的民营企业，都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决策权、经营权并自主承担风险，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市场竞争主体，成为经济资源配置的主体和创造经济增长的主体。通过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产权具有追求效率不竭的动力。要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产权不越位、但必须到位。要强化私有产权保护、大力发展股份制、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的市场机会，奠定质量-效益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5、强化对市场主体“负外部性”效应的管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效果往往反映在社会效益、环境效益、长期效益。靠市场和市场主体的自发力量不一定能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目标。

　　政府的市场监管是必不可少的。尽管企业“内部性”的事物不是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但企业行为中的那些“外部性”影响，如国土规划、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环境保护、社会分配、公共安全与卫生等是政府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进行干预的领域。在这些领域，政府要用经济、法律、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政策工具进行切实的干预、管理到位。不能以“简化审批程序”，而有失责任。现在的问题是企业“内部性”的事政府管了许多，企业“外部性”的事政府尚未很好地承担起责任。

　　6、转变政府职能，全面履行政府的公共职责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涉及体制性转变，其中政府改革是最重要的载体。要由“无限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由“权利政府”转变为“责任政府”；由自由裁量的治理体制转变为基于法制规则的治理机制；由闭门操作的治理方式，转变为公开、公正、公平的执政方式。

　　随着市场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差异扩大，公众对公共规则、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设施等公共品的需求迅速上升。充裕、良好的公共品会降低社会总成本，为高效经济提供保障。要通过建立对政府和政府人员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促使政府在做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好地承担起社会管理职能，提供良好的体制和政策框架、社会和市场规则，提供社会协调、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发挥市场和市场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

　　梁彗星：“排他性”的物权才是完整的物权

　　近期审议的《物权法(草案)》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特定的物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我建议应修改为：本法所称物权，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特定的物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物权具有“排他性”，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这一点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公权力和私权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就在物权的“排他性”。一家人住在房子里，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就不能随便往里面闯，那个界限就是物权的“排他性”。由于物权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法律效力，这就划分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限：房屋大门之外，是公权力活动的范围，房屋大门之内是私权利的活动空间，公权力要跨越这个界线，惟有两条：一是物权人同意；二是持有搜查证。

　　物权法草案中规定物权的定义，一定要明文规定物权的“排他性”。物权的“直接支配性”，是人类的本能，是“自然属性”，谁都懂。唯独这个“排他性”，是“法律属性”，要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且向整个社会灌输，使我们的人民尤其公务员认识物权的“排他性”，明确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限。不然的话，像现在警察动不动往人家家里闯，动不动就没收人家的三轮车、摩托车，就强拆人家的房屋，这些违法行为就得不到纠正，依法行政就会遥遥无期。

　　民事权利有多种，唯具有“排他性”的权利才受刑法的保护、侵权法的保护。进入他人房子偷东西的，构成盗窃罪；当街抢夺财物的，构成抢夺罪。为什么？因为人家的物权具有“排他性”。不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的权利，如合同上的权利，只能受违约责任的保护。司法实践中，经常涉及“罪与非罪”的界限，而“罪与非罪”的界限，就在于受侵害的权利有没有“排他性”？侵犯具有“排他性”的权利，构成犯罪行为，当然就是“罪”；侵害不具有“排他性”的权利，只能追究违约责任，当然就是“非罪”。

　　物权的“排他性”，还与判断证据有关。若干年前美国那个杀害前妻的“辛普森案”，为什么法官当庭宣判辛普森不构成犯罪？关键在于，法庭查明联邦警察是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形，翻墙进入辛普森的住宅搜出凶器和血手套的。因为私人住宅所有权具有“排他性”，联邦警察在既没有得到房主同意也没有取得搜查证的情形翻墙进入，就构成“违法行为”，而“违法行为”取得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当然不具有“证据效力”。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据的解释文件也规定，“违法取得”的证据，不具有证据效力。什么叫“违法取得”？没有事先取得搜查证进入私人住宅、进入具有排他性的物权效力范围，就属于“违法取得”。

　　王建：建设节约型社会重在生产节约

　　中国目前在生产中的浪费随处可见，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使用中的设备技术落后以及企业规模过小，致使中国在钢铁、水泥、电力、机械、建筑等等许多生产领域，每单位实物产出量所消耗的能源和原材料水平，都大大高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建设节约型社会要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强制报废一批落后的生产设备，采用财政补贴和国家对贷款贴息的办法，以及加速折旧的办法，支持企业尽快淘汰和更新设备。还要严格限制企业所使用设备的技术水平与规模水平，大力提倡规模经济。

　　生产节约可以分成增量节约与存量节约。“增量”节约就是指如何提高资源的开采和加工效率，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存量”节约则是指已经被加工成产品的资源，如何回收与再利用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循环经济”。

　　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看，至少在未来10年内，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增量节约方面，因为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定的社会产品积累，才有较大空间。以钢铁为例，建设工业化国家一般可以用两个钢铁指标来衡量，一个是钢铁生产能力的人均占有量，一个是人均钢铁蓄积量。从工业发达国家看，当基本上完成工业化时，人均钢铁生产能力大约为700公斤到1吨，人均钢铁蓄积量则在10吨左右。当人均钢铁蓄积量达到10吨，钢铁的的生产能力就会逐步衰退，这是因为在工业化完成阶段，居民对物质产品的消费的已经基本上满足，消费开始转向服务业领域，钢铁工业主要是负担居民对原有产品更新的要求。但是由于更新产品是“以新顶旧”，被淘汰和报废的产品例如汽车和房屋建筑中，都包含着大量金属材料，而在报废的金属产品中，金属回收率一般都可以达到80%，这样就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发达国家的钢铁工业之所以会是以电炉炼钢为主，占到全部钢产量的80%，就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炉料是以废钢为主。

　　对比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中国在目前的钢铁生产中，仍是以使用铁矿砂炼钢为主，要占到粗钢产量的85%，其余15%用废钢炼钢，其中还有60%的废钢是靠进口。在中国目前的钢铁消费中，房地产业约占了60%，机械工业占20%，汽车工业占了4%，以房屋平均50年使用年限、机床和汽车平均15年使用年限计算，至少在未来10年内都不会有大量蕴含在房屋、机床和汽车中的金属进入报废期和可回收期。而且中国的城市化才刚刚起步，汽车也才刚开始进入家庭，中国离居民主体已经基本满足了对物质产品需求的目标还差得很远，如果中国是在2030年前后才能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则在未来20年内，中国的钢铁业都可能不会进入以废钢铁循环为主的阶段。

　　所以，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对增量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即要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促进提高资源的开采率，和支持企业对落后的生产能力进行大规模技术更新与换代，使中国的采矿业与制造业能尽快转换到节约资源的新的技术轨道上进行生产。

　　辛章平：城市规划应允许公众参与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各方利益诉求的日益多元化及其激烈碰撞，城市规划领域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在我国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人们逐渐认识到，公众能否参与城市规划，公众是否参与城市规划，不再仅仅是与规划部门相关联的事，而是一个关乎社会能否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特别是基于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城市规划领域日益显露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令人忧虑的倾向，社会各界公众要求参与城市规划以维护城市空间资源配置公正性的愿望和呼声，呈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态势。

　　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规划基本上可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起为起始点。自那时起，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的过程基本上是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进行的。在传统体制下，我国的城市建设和更新都是在政府及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封闭系统中闭门运作完成的。在这个封闭系统中，城市的任何建设和更新项目，由立项、方案设计、建设实施、组织验收的自开始到结束的全过程，都是在政府和规划管理部门及其相关部门间进行的。在这个封闭系统运行的过程中，除了政府和规划管理部门及其相关部门，与城市建设和更新的立项、方案设计、建设实施、组织验收不相关的部门，均无从知晓和参与其中。至于社会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则更无从谈起。由于城市规划从制定到完成的整个过程都是在这个封闭系统中进行的，城市建设的发展过程和要达到的经济、社会目标，便自始至终贯穿着政府及规划部门的主导意志和判断。而作为城市建设和城市活动主体的社会公众，在这一过程中，却没有相应渠道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和主张。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只能执行和贯彻城市规划，听从城市规划的安排。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对城市规划与自身利益的矛盾，都被淹没在“执行、贯彻和听从”之中。

　　如果说，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居民对城市规划的“执行、贯彻和听从”，尚有一个“各方利益诉求尚较为一致”的大的前提，从而使“执行、贯彻和听从”尚有其合理的一面，那么，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多年的今天，在社会各方利益诉求已经多元化，在强势群体侵蚀弱势群体利益的现象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城市居民及社会弱势群体对城市规划仅有“执行、贯彻和听从”的“权利”，而不能切实参与到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规划之中就是不合理的了。

　　面对这种利益多元、各方利益诉求相左并且很难协调一致的状况，人们希望有一个绝对公正，不会考虑私利的机构来进行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因为这样的机构可以综合考虑、关注和平衡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利益。但遗憾的是，现实的情况告诉我们：限于人类社会目前的发展阶段，这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和任何城市都是不可能的。那么，面对这样一个“不会考虑私利而进行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的机构”不能产生和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使社会各方利益达致协调和平衡呢？有效的措施就是在进行城市规划的过程中，推行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

　　近年来，关于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讨论可谓多矣，这些讨论基本含盖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各个方面。但是，通观我国各城市对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所采取的措施和推行的力度，尚不能说是积极的和有力的。在相关各界讨论和呼吁了如此长的时间，在国外已有较为成熟的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模式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我国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仍然停留在“事后参与”和“被迫参与”的状态，其根本原因是与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微观层面的法理依据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最能体现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微观层面法理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在其全部22条规定中没有明确的关于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条款。可以勉强和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有关联的是第十条。该法第十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并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但即使是这第十条，其本意亦是说任何单位和个人(公众)“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里的“城市规划”显然是已经制定完成了的，甚至是正在实施过程中的。公众拥有的权利只是对违反这个已经制定完成了的甚或正在实施的“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显然，如果仔细研读，就是这个《城市规划法》中可以勉强和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有关联的第十条，其亦未包含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实质内容。这样，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就不得不面临法理依据的缺失。而对于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来说，这个缺失是非同小可的。在现实中，这个根本性的缺失可以使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成为一件于法无据的事情，进而使之可以成为一件可以提到政府工作日程上也可以不被提到政府工作日程上的可有可无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国各级城市政府对推动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不积极、不主动的根本原因。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有些城市，相关部门是以“施舍”的心态来对待公众对城市规划的参与的。在安排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时就已经计划把其作为政绩之一“预写”进年终总结了，从开始就根本没有把公众对城市规划的参与予以认真对待过。这是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总是停留在“事后参与”和“被迫参与”阶段而不能前行的症结所在。而这个症结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城市规划法》没有规定公众参与城市规划是法定的程序和必经的环节。

　　因此，应当对《城市规划法》进行修改，增加关于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相关章节与条款，给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以坚实的法理依据。如此，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潮流必将井然有序地呈现在我们这块古老而有年轻的土地上。

　　杨松：城市商业布局存在结构性矛盾 应积极发展新型商业业态

　　目前我国城市商业业态落后、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城市空心化”给市级和地区级商业中心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二是旧城拆迁改造规模大、范围广，新建小区增多，打破了原有的区域界限。一些原来的地区级商业中心逐渐衰落。三是城市边缘集团形成，新的商业中心建设迟缓。

　　对此，政府要适应职能转变的要求和现代流通业的趋势，改善管理商业的方式和手段，充分发挥政府对市场的组织、调控和监管作用，加强对新建商业项目的审批管理，特别是在市中心区投资规模过大的商业网点要严格控制。要引导社会资本向新建小区、边缘集团和农村地区发展商业。

　　实施商业网点规划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重视商业发展规划工作，日本、法国和美国最具代表性。日本以项目审批为主要管理手段，美国以规划约束为主，法国是规划和审批并用。日本《大规模店铺选址法》规定，凡是1,000平方米以上的商业设施，均要按照合理商业布局、保护生活环境原则进行审批。法国的《鲁瓦耶法》和《拉法兰法》规定，凡是新建和改建营业面积300平米以上的食品商店及1,000平米以上的非食品商店须经商业配置委员会审批。审批的标准是：商店稠密度，就业情况，竞争状况，消费者需求，交通状况，保护环境，避免扰民。美国商业规划具有很强的法律效力，商业网点只允许在符合规定用途的区域内设置。商业规划的原则是减少交通堵塞，防止火灾和应对突发事件，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合理使用土地，对现有商业的影响。其出发点基本相同，概括起来主要是要促进流通的现代化，促进大中小商业协调发展，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发达国家通过制订和实施商业网点规划，保证了商业网点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保证了商业网点建设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其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国内现已有长春、济南、哈尔滨等近百个大中城市的政府颁布了商业网点建设管理办法或规定，从效果上看，这些城市的商业网点建设管理工作已逐步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促进了商业网点的发展，对整个城市功能的发挥和城市经济的繁荣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理顺业态结构

　　业态结构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业态结构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关系到一个城市商业的发展，影响城市商业整体布局。业态结构应适应不同的消费阶层和人们的消费水平与习惯。大中型商场应定位在中、高档消费群体，高档豪华商厦和购物中心应定位于高收入阶层；超市连锁店、便民店则定位于广大的消费群体。这就要求业态结构的调整要面向多层次的消费群体。此外，业态结构的调整还应充分考虑人们对方便、快捷、娱乐、休闲的追求。

　　以北京为例，传统的城区商业业态主要以大型百货店为主。但近年来，百货店在超市、便利店、专卖店等新型业态的夹击之下，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优势。其在2003年的零售额占当年连锁经营额比重达10.27%，而到2004年下降到9.41%。有鉴于此，大型百货商场应避开与新型零售业态的正面竞争，进行错位经营；减小竞争力较弱的商品经营比重，增加竞争力相对较强的商品经营比重；提高商品经营档次，突出特色商品；挖掘经营面积，开架售货，减员增效，向主题性购物中心、ShoppingMall、时尚现代百货转型。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新建小区不断完工，社区商业成为城市商业布局的又一个重点。发展社区商业，要积极引进、发展新兴业态，降低成本，方便人民生活。社区商业的重点是连锁超市和便利店。连锁超市是居住区的一个理想选择，其规模比便利店大、成本低、购买便捷、省时省力，对日常生活用品及一般消费品的销售非常适应，也适合人们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和正在更新的价值观念。

　　建立现代分销体系

　　现代商业的繁荣与力量在于它建立了一个健全的分销体系。一个地区的商业是否发达，主要看它的分销体系和结构。分销越来越成为产业链中的主导环节，分销既控制了上游制造商，又影响到零售终端。分销体系与零售业态是密切相联的。如果说业态是看得见的，那分销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网。分销是业态发展和转型的保障体系。现代分销体系具有“扁平、直接、快速、深度”等特点，也就是渠道扁平化、终端直接化、运转快速化、操作网络化，充分实行价值链的整合。

　　北京市“十五”时期商业发展规划中提到，北京今后将促进两网(即促进连锁商业网和电子商务网的发展)，提高三区(即提高城市中心区、商务中心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商业发展的水平，繁荣三圈(即发展三环路周边以零售商业为主的商业圈，四环路周边以大型专业市场、批发市场和新型零售业为主的商业圈，公路一环周边以大型多功能购物中心和现代化商业物流配送区为主的商业圈)。这些措施亦有利于就业情况，消费者需求，交通状况，保护环境等问题的解决。

　　张蕴岭：以区域合作一体化促进可持续性发展

　　中国正在确立新的发展观，建立节约型经济和节约型社会，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发展和转变。同时，中国也应该在参与区域合作中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合作，中国应该而且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目前，区域一体化与合作的主要内容是推动贸易投资与服务市场的开放，促进经济的增长。事实证明，如果主要的努力放在增长本身，那么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可能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为此，区域合作应该把实现本地区各国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主要宗旨之一。为此，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地区合作要把推动新的增长方式作为重要目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追赶与追随发达国家的特点，因此，经济的高增长往往带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产出的弊端，从而使得增长的代价相当高。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这方面，首先使各国自己要调整发展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更要发挥国际，尤其是地区合作的作用。比如，在区域合作中，要把推动节能技术、循环经济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作为重要内容，形成新的发展观共识，走平衡发展的道路，同时，也要设立具体的合作项目，发展节水、节能技术和产业，改变传统工业化的增长以及消费模式，引导人们走不同于传统发达国家的老工业化生活方式的新生活方式。为此，可以考虑在地区合作框架下，就“新生活方式倡议”达成共识，通过合作项目，推广现有经验，培育新的范式典型。

　　第二、目前，世界和地区都面临新的挑战：能源需求迅速增长，价格上涨；工业污染进一步加重，水、大气和生态环境恶化。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因为它们都具有超越国界的特征，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区域合作要在推动能源、资源、水源与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以推动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遏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在东亚合作中，已经有一些进展，比如东北亚中日韩的环境合作项目，不仅着眼于对现有污染源的治理，而且也重视长期的生态恢复和平衡。比如，2005年6月在中国昆明召开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领导人会上，各国就一致同意，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合作的主要目标。建议在地区合作框架下制定河流、海域减排(污水排放)行为守则，制定区域治理目标。

　　第三、跨国公司投资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们也往往是延续传统工业化生产方式，转移过时技术，甚至扩大污染来源。创造优化环境，促进增加投资是必要的，但是，应该对那些制污、转污、排污与高耗能、低产出的投资进行限制，要通过区域合作制定投资指导原则，制定投资行为守则，对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进行奖励。

　　剑桥教育：给乡村植入教育基因

　　“教育产业化与否的争论其实是概念的争论，勿庸置疑中国的学校需要改革其陈旧的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而且学校需要引进商业管理法则，但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务社区、服务国家。”英国剑桥教育集团中国区总裁柏安地(Andy Brock)始终觉得教育是最不需要争论而需要实践的科学，他领导的学校发展计划在学校层次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广泛征求社区群众意见，由学校和社区制定关于未来的发展计划，包括三年发展展望和每学年的行动计划。

　　学校发展计划的目标是鼓励学校和社区建立联系，以解决学校的问题并促进学校发展。该计划在英国和世界很多地区已经存在10多年，但中国是一个全新概念，把概念成功实践于中国落后农村使他面临空前挑战。

　　从项目的结果看，学校校长与社区关系明显亲密了，许多校长认识到：即使学校存在问题，和社区沟通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通过项目实施，教师和学生关系发生变化，参与式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针对项目开发的教学材料给老师们提供实用技能，在全新教育方法的指导下，学生不再畏惧老师，不再畏惧学习，勇于发表意见。

　　成思危：社区银行大有可为

　　1，社区银行大有可为。“除了贷款风险高以外，交易成本高是银行不大愿意贷款给民营中小企业的背后原因。”成思危接受《中国财富》采访时表示。他建议国家开放扎根社区的银行投资，这些银行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小额项目贷款和中小企业融资。“相同数量的贷款给大型企业一次就可完成；而分配给许多贷款额度小的民营中小企业，加之这些企业对贷款流程不熟悉，必然导致交易成本高，导致成为了一个市场空白点。银行贷款给国企是国有对国有，出了问题也是国家承担；贷款给民营企业一旦出了纰漏银行就要承担较大政治风险。”外资银行的进入就在眼前，进一步对民间资本开放银行业务势在必行；

　　2，宏观调控应该着眼解决深层次矛盾。成思危认为宏观调控第一个阶段应该主要把握“银根”和“地根”两个闸门，目前的形式看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下一步应该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推进，主要是扭转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单一形式，从根本上解决重复建设的矛盾，还需要扩大真正刺激内需增长，重点是农村需求；

　　3，银行加快改革步伐，防范外国银行对国有银行的潜在冲击。成思危非常关注2007年银行零售业全面放开之后的国有银行高端储户流失现象，建议尽快加强国有银行管理能力和加速工行、建行、中国银行改革和上市整合步伐，引进战略投资者。

　　梁彗星：物权法的关键

　　物权要具有“排他性”，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就在物权的“排他性”。物权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法律效力，这就划分了公权力和私权利的界限。(图为上海市民拒绝暴力强制拆迁)

　　王建：强制加速折旧

　　建设节约型社会要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强制报废一批落后的生产设备，采用财政补贴和国家对贷款贴息的办法，以及加速折旧的办法，支持企业尽快淘汰和更新设备。还要严格限制企业所使用设备的技术水平与规模水平，大力提倡规模经济。

　　生产节约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对增量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即要通过立法和经济手段，促进提高资源的开采率，和支持企业对落后的生产能力进行大规模技术更新与换代，使中国的采矿业与制造业能尽快转换到节约资源的新的技术轨道上进行生产。

　　辛章平：《城市规划法》应修改

　　公众参与有利于维护城市空间资源配置公正性，国家应当对《城市规划法》进行修改，增加关于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相关章节与条款，给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以坚实的法理依据。

　　杨松：关注商业规划

　　现代商业的繁荣与力量在于它建立了一个健全的分销体系。一个地区的商业是否发达，主要看它的分销体系和结构。分销越来越成为产业链中的主导环节，分销既控制了上游制造商，又影响到零售终端。分销体系与零售业态是密切相联的。如果说业态是看得见的，那分销就像是一只看不见的网。分销是业态发展和转型的保障体系。现代分销体系具有“扁平、直接、快速、深度”等特点，也就是渠道扁平化、终端直接化、运转快速化、操作网络化，充分实行价值链的整合。

　　林毅夫：新农村教育

　　北京大学经济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对《中国财富》表示：“农村教育不仅仅是农村投入的问题，同时也是国家教育资源优化的问题，让农民子弟有资格到城里接受教育也是提高农村教育水平的有效方法。

　　林教授谈到的教育分为两个层次：农民职业教育和儿童基础教育，他坚持应该让部分农民接受城市教育后参与就业，留下的农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对于儿童基础教育应该纳入“新农村”教育体系中，让教育成为农村建设一部分。这里面一个关键因素是政府的支持和政策导向。

　　张蕴岭：世界和地区都面临新的挑战

　　世界和地区都面临新的挑战：能源需求迅速增长，价格上涨；工业污染进一步加重，水、大气和生态环境恶化。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因为它们都具有超越国界的特征。一个国家如果主要的努力放在增长本身，那么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最终可能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为此，各国应自己调整发展经济发展模式，设立具体的合作项目，发展节水、节能技术和产业，改变传统工业化的增长以及消费模式。

　　剑桥教育集团中国区总裁Andy Brock：减少教育不公

　　柏安地是中英甘肃基础教育项目合作的首席负责人，这个项目由英国政府国际发展部提供1,120万英镑贷款于1999年启动，旨在提高我国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和改善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状况以减少教育中的不公。

　　他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建议是：1，教育以儿童为中心，这个最基本的理念需要贯彻到项目活动的每一个细节之中；2，坚持社会公平，追求社会效率并不应该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政府应该加大对弱势群体救助拨款力度；3，用新的教育理念培养校长和老师，保证在整体体制改革缓慢下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性；4，多角度和多层次的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包括国家教育体制和学校管理体制。

　　“对于具体改革建议，中国应该按照自己的国情不能照搬英国或者美国，但是英国有很多做法值得借鉴。”柏安地提出3点改革创见：1，英国的学校设立董事会，成员由当地人和教师组成，拥有正式的组织结构，在中国可以在农村成立教育负责小组，参与学校决策；2，学校应该向家长和社会开放，教师可以请家长做助理，或者无事的家长来到教室和学生们一起上课，这是促进学校和家长互动的好方法。另外可以设立学校开放日，请家长来到学校参与活动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3，英国学校规定每4年-6年召开学校教职工不能参加的家长会，保证学校受到家长监督，在中国可以设立专门的督学机构组织家长就关心的问题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