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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回到主流的框架，主流框架前面讲到主要是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轨，而工商社会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在这个转轨的过程，对它的时间长度、复杂程度、困难程度的估计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大概再过二、三十年，中国社会的转型就可以完成，中国至少可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可以达到所谓的全面小康。如果在这么一种框架下面，就是说三农问题出在农村，但是解决的出路在城市，在沿海，所以三农问题的着力点是研究在农村，但解题在城市、在沿海。有人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长江边上的中国》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框架。就说你们中部就维持一点：稳定；大量的人口向东部输送，主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输送，所以他们既反对三峡工程，更反对南水北调，他们说与其将水接到北方去让他们喝，还不如让北方和西部的人跑到长江边来喝水。所以，根据中国土地稀缺的现状，在东部沿海地区建造密集型的大城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这个思路给研究三农提供另外一种框架和思路。按照这种思路，他们要求土地要尽快地私有化，在产权明晰、自由交换的名义下。他们认为产权明晰一方面可以摆脱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由于产权模糊而产生的剥夺农民的圈地运动。这本来是一个左翼的观点，现在为右翼所接受。由它推论的结果是：由于土地的私有，农民土地可以买卖，把土地买卖的钱可以完成城市化，就是说他拿这笔线可以到城市买房子去，至于买了房子干什么，他们不知道，甚至有人提出来，把那么多的农民集中起来搞小城镇，搞中等城市，搞起来以后，需求就会产生供给。需求会直接产生供给，我不懂经济学，如果这样就可以解决第三世界的三农问题，那么我觉得是太简单了。所以他们要加快城市化，谴责由于户籍制度而使城市化长久地滞后于工业化的这样一个陷阱，所以他们要打破户籍制，主张土地私有制，然后让千百万的农民——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急剧地迁徙。这样解决三农问题的话，或者研究三农问题的话，那就不在农村了，那就在城市里研究，也就成了一个加快工业化发展的战略问题。
另一种也承认这个框架，但是它根据中国是后发国家的基本事实，根据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事实，根据中国人口对土地的严重约束的基本事实，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工业要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呐完毕，然后其他必要劳动力也吸呐过来，以此加快农村的发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这样一个过程将是极其漫长的过程。所以对它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由此确定我们三农问题研究的重心。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会遇到经济的周期，大量被城市和工业吸收的就业人口，还有大量返回农村的可能。这个转轨如果是必然的话，但是漫长，而且在漫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曲折，甚至是某种程度的逆转。我们如果从这个方面去研究三农问题，那么我们必须去研究当代中国土地承包制的稳定和改进，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土地承包制下的土地性质，必须重新理解改革开放的原始起头--它是以差异性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而这样一种改革的前提恰恰是绝对主义的土地均分。为什么？土地均分是不经济的，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讲是低效率的，但它是公平的，是当时中国社会农民唯一能接受的一种制度，所以中国的土地制度到底是什么性质？承包制下的小农和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千万雷同的规模极其有限的小农，温铁军讲据他的估计有2.3亿个小农户(户籍制意义下的)。这些小农，他和地方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这里，东部、中部、西部出现了重大的差异。当然不是所有的东部地区，相当一部分的东部地区，尤其集中在苏中、苏南、浙江、福建一部分，广东大部，像这样一些沿海地带，当然包括中西部城郊的这一带，那里的农民已经完结了(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即家庭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了，地方财政的中心也已经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了。但是对中部的广大地区，不可能像东部一样，普遍地发展企业。就像八十年代初、中期我们预计的用地方性的工业，包括每县、每乡镇、每村这样来发展工业，来就地消化劳动力，这样一种情况到1992年我们就看出来根本不行了，整个工业布局向东部集中，甚至连梯度转移的那种硬性发展也不可能了。如果东部、中部、西部是三个独立的国家，它有明确的边界，那么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务成本、商务成本提高了，有些工业可能向中部移。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的统一市场已经形成，所以资本不愿意承担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这个成本要劳动力本身来承担，所以企业还是大量集中在东部。农民是跨省区流动就业，这种格局将长期维持。所以我讲，农民和中部地区的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同样的一个政府的架构、政府的层次、政府的机构及其职能，全国规模的这样一种职能雷同的机构，对中部来说是发展的动力还是阻碍？是稳定的基础还是动乱的基础？值得充分研究。另外，单家独户的小农和大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年我们看得太多太多了。因为农民确实像小企业主一样，对农副产品的价格信号会作出或迟或早的反应。因为你能够作出反应，你能改变种植结构，其它的农民也能够改变，因为他们规模同样狭小，你能够进入这个市场，我也能进入，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哄而上。一盘散沙的农民，不组织起来的农民，怎么能够应付大市场？这也是我们三农问题研究的重中之重。另外，如果劳动力无限增长是死的，农民工不可能分享GDP增长的任何好处，那么在当前农民工的工资结构中，他不可能有进城以及自我保障的那两部分费用，不可能在工资里面记录。就是说工资就是给他吃饭的，然后积点钱，只能回来盖房子，娶老婆，别的就没有任何作用了，就没有别的钱了。这就是说城市地价的提高以及房价的提高，天然地阻止了农民工成为城里人，农民工只能在城里打工而不能在城里落户。这种情况不仅针对农民工而言，针对我们现在的本科毕业生，我们研究生也起到了这个作用，研究生毕业一个月一千二，夫妻两个二千四，不可能城市化的。因为城市化首先要存一个购房的钱，还有一个自我保障的费用，他一下子不可能列入城市保障的，如医疗费等还得自己掏。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力比较强的，从事经商等的那些农民工精英，才有可能完成城市化。如果这个判断大体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一个很长的时段内，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将长久地存在。在半个世纪内，我看不到它消失的可能性。这样我们三农问题研究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了。诸如此类，我不加细说。我这证明的一个观点是：三农问题的研究视角。总视角、总思路随着你对社会转型的不同判断而发生差异。所以对社会转型的判断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这里我把主流的意见分成两种，一种激进的，一种温和的。当然我主张，我偏向于主张温和的一种。非主流当中的某些观点采取吸收的态度，对他们总的结论我可能并不加赞同。这还是多年来社会调查的一种积习，因为我强调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对应该是什么这样的判断，我这些年是越来越淡漠了。当然，他们提出“应该”，也可能会为我们进行社会批判提供一条价值尺度，这种价值尺度我们也不能以“乌托邦”一笑了之。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忧虑的是如果中国最终要完成向工业化的转轨，因为这是我们百年的梦想，但是这个过程一直被我们由于急躁而缩短了：大跃进的思想从康有为开始：他说给我中华民族三五年，最多七八年。孙中山说大概十来年，毛泽东说十五年，超英赶美不就15年嘛！后来时间就延长了，邓小平1980年左右就讲要分三步走，大概是 2030-2050年左右完成这个过程。我看时间还得大大地拉长，我们这代人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于逆转，相对的倒退，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还要加一句，前途是光明的。
时间快到了，就此打住，谢谢各位！
本文发表于《三农中国》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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