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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锦清
一、
1988年华东理工大学成立文化研究所开始，我即着手对农村社会的研究，至今已经有16个年头了。并不是说16年中我一直在研究农村问题，但可以说这16年中我一直在关注三农
研究的进展。从95年、96年开始，尤其是97年以后，随着三农问题的持续恶化，三农研究逐渐成为显学。这门显学是建立在三农问题持续恶化的基础上的，一旦成为显学，就能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加上三农问题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也引起中央高层整个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战略性转移，也就是新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出台，并且对农村的经济政策也采取了许多倾斜。
因为三农问题成为显学，所以参与三农问题讨论的人就大量增多，一方面大量的研究成果使人应接不暇，更重要的是引发了过去那些从来不研究三农问题的人参与讨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堆积了大量天才的猜测，但更多是胡说八道。要论证那些天才的猜测或驳斥那些胡说八道，以清理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给出一些可行的答案，我感到十分的困难和困惑。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使得像我这样的人，就说我吧，在价值、立场方面重新定位发生了巨大的困惑：一方面看到市场和私有化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就看到这个趋势内部蕴含的严重对抗，使我们(就我本人而言)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时发生了一种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使我在近几年来就三农问题几乎没有发表过文章。只有在少数的场合，就像在这里，华中师范大学因为有一番志同道合的朋友允许我胡说八道，就随便说说。在其它场合，因为怕说错，就很少发表这方面的言论。
上面算是个开场白，也算是交代自己发言的心境。这个心境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下面的发言可能会充满着内部的矛盾，如果这些内部矛盾存在，就是我的这种心境的反映。
我觉得三农问题研究进展到目前这一阶段，的确应该就一些重大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或者说，应该把三农问题列入到一个更大的范围中加以思考。今天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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