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锦清：农村转型转向何方 (2)

　　二、

　　第一个方面，将三农问题置入何种社会发展框架中来进行研究。我们通常说，研究三农问题是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在转型以前，传统中国社会里当然也可以说有所谓的三农问题，如土地兼并，税赋沉重，农民的揭竿而起，人口增长，土地分配，大量流民出现等等，还有一些自然灾害等也可以视作三农问题。 那些已经完成社会转型的发达国家当然也可能存在某种三农问题，比如要对农副产品进行补贴，要抗击第三世界廉价的农副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等等。但是，这两种三农问题和转型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质，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三农问题。但是，有一个概念，我们经常使用，但确实是充满歧义的概念，这就是社会转型。

　　关于社会转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流意见，一种是非主流意见。主流意见又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比较激进的，一类是比较冷静的、或温和的。这些区分我下面会谈到。关于非主流的社会转型的框架，也有两类。

　　先介绍非主流的框架。因为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通常的解释框架是：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或者说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轨，在我们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和报刊杂志上都经常是这样提的。另外，关于社会转型，还有若干种比较次要的，但也是经常出现的提法，如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学者在讨论这个转轨的过程中，有人干脆就把它看成是由原有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轨；还有就是从政治上来讲的，就是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民主；还有从社会学来讲的，从群体到个体，从身份到契约；还有一种就是从农民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等等，但是核心的就是从农耕社会到工商社会的转轨。这个工商社会，在我们的理解当中通常是以发达国家为摹本的。其实，近100年来，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种框架，随着20年的改革开放，有人提出了一些质疑：其根据主要是资源有限论，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论，尤其是石油资源的有限论。就是说一个十三亿的东方大国要发展，要崛起，要过一种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一样的人均消费状态，有没有可能？

　　属于非主流的一派观点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中国自身的资源和市场资源(通过国际交换得到的资源)不可能使得中国的大部分人进入中产阶级，模仿西方那种消费，那么他们认为中国的转型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理想的可能性。因为这两种判断将对我们三农问题研究带来重大的影响。

　　第一种判断认为：既然中国不能实现全面的富裕，或者说全面小康，那么中国将进入一部分人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而绝大部分人不可能。这样中国将走向一条所谓内殖民的道路，就是沿海来殖民中西部，城市来殖民乡村，就是把广大的农村当作一种资源，输入到城市，注入到沿海，这里包括土地上的产出，通过价格机制向城市转移财富，这个在1997年以后我们就看得很明显：农副产品的价格逐年下跌。据有关部门的估计，1997、1998年，直到2001年，大概每年有1000亿通过价格机制向城市转移。当然，反过来，去年农副产品价格开始上升，就是城市的财富通过价格机制开始向农村转移，也是使得农村情况有所好转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政策调整是一个次要因素。这个财富的转移，除了前面所讲的地面产出，还包括农民劳动力本身：人才和劳动力，也向城市输入，农村的整个教育不是为农村提供人才，农村的劳动力――农村家庭现在已经深刻地卷入了货币经济，他必须为买进而卖出，当自己的地面产出和家庭储蓄不足以通过卖出来获得从市场所要获得的必需的时候，他们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面，劳动工资十多年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将劳动时间延长，那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这也是通过剥夺农民的劳动力来向城市转移财富。

　　另外，他们还提出，农民的土地直接成为了权力和资本的侵蚀对象，据说地方财政1/3的收入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土地。据我所知，从92年以后，上海十年(1992-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3600亿，其中1200亿来源于土地。到底有多少土地由于非农的使用而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是怎样在地方政府、

开发商、中介商和村及农民间进行分配，可能是一个永久的谜。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一部分人的富裕是建筑在内殖民的基础上来完成资本积累的，所以解释了为什么短短的1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而且达到如此高的消费水准。

　　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他们就预测，社会的团结将不可避免地要破灭，执政党不可避免地要被自身的特权、被经济精英、被知识精英所蛊惑，而不可能代表广大劳动大众的利益。虽然她不断地在那里宣称自己是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但客观上她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她的结局将来可能导致动乱和革命。在这里，我是复述其中一派的观点。

　　如果在这种观点下面来审视三农问题，那么它研究的主题就被确定下来了。这就是农民造反的底线在哪里，这也成为三农研究的重中之重，所以有些人在研究革命和造反的问题和如何避免革命和造反的问题，这样三农问题就是一个政治学上的问题。

　　或者你作为一个革命者参与这场运动，我想我们在座的不会去干那些事，因为它成功的可能性，大概从60年代算起就一劳永逸地结束了，现在没有一种像井岗山道路反抗一个现代国家的可能性了，所以有人认为将来是动荡、骚乱和恐怖主义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也是为了长治久安。所以从极左的预言也可以得出极右的结论，这是一种研究方法。而要解决最广大的农村、最广大的农民全面进入小康，这样的研究被认为是一个伪问题，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如果说让资本和权力自由结合的发展模式将会导致中国内乱的话，要避免这一条，他们建议第二种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理想、价值多于事实判断的，当然你可以把它称为乌托邦，就是要用避免内殖民的模式来发展，就是整个的改革开放，整个的发展要建立在可持续的发展基础之上。这个可持续就是要使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相对地吻合，也就是说这个发展要使多个社会阶层从发展中分享到自己的好处。这个分享并不是说绝对的平等分配，他们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一个阶层可能多一点，另一个阶层可能少一点，但决不能走上一个阶层之多恰是另一个阶层之少的路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叫剥削也罢。就是说不能走上零和博弈。

　　由于资源的约束，整个发展建立在两个基石之上，一个基石就是发展的成果要为多个社会阶层所分享，而不能为一个或两个社会阶层所独享，而使更广大的阶级或阶层付出代价；第二个基石就是要小富即安，因为在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石油资源——硬约束条件下面，中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去消费土地、消费土地上的资源，消费能源和其它多种资源，永远达不到像西方国家的那种消费水平。即中国只能够做到小富即安。也就是小富有而均，较为均衡的这样一种社会。如果要达到这样，那么高度地刺激消费，以消费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就被宣布是无效和有害的。如果要移植这种发展模式，要建立起新的发展模式，等于是中国人自身要建立一种活法，不同于西方人的那种活法，就是说要建立一种全民的价值共识，而首先要在专职思维的那一群人就是知识分子中建立起价值共识，没有知识分子的价值共识，没有知识分子和政府的价值共识，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但是要满足这两个前提，现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前提本身就具有乌托邦性质。

　　如果是这样一个方案，如果按照这种方案来研究三农问题的话，那么就是城市平衡论――如何保持城乡相对平衡发展的三农问题。这就是另外一个视角，而不能把农村仅仅看成是一个资源的提取之地，而将来要抛弃之地。就是说13亿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久地在农村生存，要建立起一个合乎于农民生活的那种环境，这样的三农研究的价值取向就被确定了。

　　这是我讲的非主流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观点以及两种不同三农问题的审视角度和解决方案。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