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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结构调整和体制转换提升增长质量
-目前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与划分尚未完成，政府仍习惯于用很大的精力去直接管理经济，而且政府还不能自觉地区分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差别以及有针对性地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府要出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理性决策的结果，转换和重新界定自身的职能，逐步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以及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其核心是放活微观经营和改善宏观调控。
-胡迟
4月20日，一季度的经济运行数据在人们的翘首期待中问世了。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表明，一季度经济的三大主要指标分别是：GDP同比增长9.5%，与去年的增长率持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22.8%，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0.2个百分点，比去年全年数据下降3个百分点；CPI比去年同期上涨2.8%，低于去年全年水平1.1个百分点。
数据公布后，人们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本文认为，衡量中国经济运行是否“软着陆”应该有三个标志：一是GDP增长率应保持在7%-9%之间；二是CPI不超过3%；三是要对比过热行业，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的投资增长率的变化。把一季度数据与去年数据相对比，可以看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积极迹象，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明显改善。一方面，农业、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得到加强，农林牧渔业投资增长39.9%，煤炭开采业投资增长86.1%，电力、燃气及水业投资增长44%；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4.2倍。与此相反的是，一些盲目扩张行业投资增速明显减缓，水泥、钢铁、铝加工业投资同比分别下降2.9%、1.4%和增长6%，而去年同期为增长117.5%、106.4%和89.2%的超高位水平。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一进一退，恰恰与宏观调控的预期要求一致。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近日表示，衡量宏观调控是否取得成功，要同时看两个方面：一是看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是否得到抑制；二是看经济基本面是否受到伤害，经济是否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如果只做到一个方面，都不能算成功。一季度的运行数据的确兼顾了这两个方面。总的来看，宏观调控措施的效果进一步显现，经济运行比去年更接近实现“软着陆”。
近几年，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循环。究其原因，从外部看，主要是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从内部看，其根本动力是进入人均GDP1000美元阶段后，由城市化、工业化和消费升级带来的经济加速增长。即使在遭受“非典”影响的2003年，经济增长依然保持了9.1%的强劲势头，远高于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只要上述动力因素一般不发生大的变异，长期中的经济较高增长是有可能实现的。因此，从深层看，中国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还不在增长速度上，而更在增长质量上。许多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2004年1—2月，国内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38.2%，但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飙升53%。不难看出，我国工业利润的增长明显低于投资的增长。曾有专家对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增长做过比较：日本在上世纪50—70年代，经过20余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强国。而中国从1978年开始，也经历了20余年的高速增长，到现在却只达到了小康初级阶段。导致如此巨大差别的原因是：由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产生低质量的经济增长，或无效的经济增长所致。因此，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难题是，如何在保持较高速增长的同时，不断提升经济增长的绩效。按照转轨经济学的观点，处于过渡期的中国经济借助于非传统要素也能改善长期中的经济增长。因此，提升经济成长的质量最要紧的是从调整经济结构、转换经济体制方面着手。
一、适应经济发展要求，
及时调整经济结构
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症结，与其说主要是总量失衡问题，不如说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失衡问题。这种增长中的结构性失衡至少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1.经济增长中存在着“投资重，消费轻”的格局
在我国目前的总需求结构中，一直存在着“投资重，消费轻”的格局。这表现为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投资率)偏高，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消费率)偏低。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投资扩张来拉动的。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不但一直快于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而且在消费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投资仍在加速增长。2003年，我国消费率仅为55.4%，2004年的总投资率上升到43%—相当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而总消费率还不足57%—下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就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来看，消费率一般在76%-79%，投资率为18%-21%；自20世纪下半期以来，美国的消费率一直在80%以上，投资率则低于20%。可见，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消费率偏低20%左右，投资率则偏高18%左右。
从经济学上分析，虽然投资和消费在短期内都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投资增加和消费增加的长期意义是有差异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最终环节，它使商品的价值和效用得以最终实现，一切产品只有进入了消费，生产过程才算最终完结。但是，投资却具有“二重性”，本期增加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基本建设投资既会扩大当期的总需求，又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形成资本存量，从而增加下一期的总供给能力。即投资增加既会增加本期的总需求，又会增加以后的总供给。过分依赖扩大投资来保持经济增长，虽然可以实现短期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但是将增加宏观经济长期平衡的难度，生产过剩的状况将会恶化。就我国的情况看，在供给短缺的年代，依靠高积累、高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在普遍短缺的经济背景下，增加总供给的重要性要高于扩大总需求，而投资从而资本形成是增加总供给能力的主要途径。但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条件下，投资率过高，投资增长率过快，则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均衡增长。这也是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出现局部过热的重要原因。
2.三个产业之间结构失衡的状况依旧
在中国经济总量急剧增长的同时其三个产业之间比例不合理的状况一直没有根本性的扭转，经济系统的协调性越来越差。从2003年的存量结构来看在全部GDP中中国三大产业一、二、三次产业的比例是155233，而中国劳动者在一、二、三次产业就业的比例为49.121.629.3。再从2004年的流量数据来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20744亿元增长6.3%；第二产业增加值72387亿元增长11.1%；第三产业增加值43384亿元增长8.3%。从全社会投资情况来看，2004年第一产业占全部投资的比重仍只有1.1%，工业投资的比重为39.2%，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为59.7%，如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只有31.2%，低于工业投资的比重。因此中国的产业结构并未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整个经济中三大产业各自占GDP的比重排序仍然是二、三、一。而根据有关统计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三大产业的平均比例为103852。比较不难发现中国的第一和第二产业比重与就业人口过大而第三产业则过小。如此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过剩必将造成农业劳动收益的递减而第二产业中的资本过度投入则会引起资本边际收益的下降。上述两个因素会进一步降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其次，由于中国第三产业的比例过低城市难以提供就业机会这不仅会造成城市居民收入的下降而且还会固化中国城乡的二元结构这必然会导致中国的内需不足因为乡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通常总是具有更大的自给自足性。这又强化了上述“投资重，消费轻”的特征。
中国经济中的这两种结构失衡，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原因。它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阶段有关。就第二产业内部而言，必须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进步水平和倡导循环经济模式的成长。另外，要采取切实的措施，适时地调整上述两个结构。
第一，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上，要把积极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项长期任务。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它所面临的主要宏观经济问题就是如何调控总需求，使之与不断增长的总供给能力相适应。1998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说明，我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已经超越了这个高度。
在我国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是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由于居民消费需求主要决定于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因此，要保持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与经济增长目标相适应，就需要研究如何增加城乡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调整来调节居民的消费倾向。当前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努力应当放在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和农民的收入上，放在改变收入分配不平等上，放在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上。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关键是要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适当调高部分农产品的保护价、增加对农业的财政支出，继续推进将农村税费改革，切实稳定地减少农民的税费负担，鼓励农民多获取非农收入。
第二，在三个产业之间比例的关系上，要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来调整现有经济结构即变二、三、一排序的经济结构为三、二、一排序的经济结构并且还要在发展第三产业的过程中尽可能地降低第一产业的比重和就业人口。
从目前制约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来看主要是城市化、市场化和企业专业化进展缓慢。因此，首先要大力推进业已启动的城市化进程，减少对于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限制，同时，对农民创办的乡村工业予以足够的金融支持以增加第三产业成长所需的市场规模和人口规模支持。其次，放松行政管制，降低服务性企业的市场开业费用和进入门槛，使更多的中小型服务性企业进入市场，还应当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国有大型服务性企业，以打破其市场垄断地位从而改善国内第三产业的结构与供给。再者，不断健全市场法律法规完善市场功能，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以提高企业基于社会分工的专业化经营水平。只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中国经济才能实现钱纳里所说的经济结构转型进而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政府加大改革步伐 积极促进体制转换
如上所述，本轮宏观调控既使某些过热行业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又保持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真可谓“一箭双雕”。应该说，与1993年那轮调控相比，政府驾驭经济运行的能力已经有了显著提高。由于本轮宏观调控正发生于我国经济的转轨时期，因此，其调控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若干的过渡时期色彩。
1.行政与市场手段并举
在这次宏观调控中，政府综合运用了各种调控办法。既有经济和法律的手段，也采取了行政手段。属于行政手段的包括政府推迟或取消某些工程项目，如国务院下令停止批准今年新的钢铁、铝和水泥项目，要求重新审批在建的商用办公楼、高尔夫球场和购物中心等投资项目。属于经济手段的有央行调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到7.5%，并将商业票据再贴现率调高0.27%至3.24%，特别是去年10月28日，央行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等。借用发改委官员的话来说，此次宏观调控打的是“组合拳”。之所以采取混合型的调控手段，是因为我国仍然处于经济转轨时期。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家直接掌握的资源在不断下降，政府通过行政干预方式调控经济的能力也越来越弱，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发育起来，不同领域的市场化步伐不一样。例如，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比产品要低，我国的会计法和破产法等市场经济法律体制还不健全，由此导致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行政性干预依然存在，政府目前对原材料、土地、金融系统、房地产业以及大型企业的控制程度还相当高，因此，对这些领域的调控，行政手段比市场手段更容易奏效。有分析认为，此次调控中虽然市场的手段相对多些，但实质上起作用的仍然还是行政手段。虽然这种观点不一定为所有方面接受，但毫无疑问的是，只有上述产业和领域更加开放以及市场化以后，整个中国经济才有望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
2.多头行政中心的出现
上面提到，行政手段在当今经济运行的调节中依然能够发挥作用，甚至是主导性的作用。但与以前相比，这种调节经济生活的行政中心由原来的中央政府一家变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数家，虽然总的来看，中央政府还能够保持其主导地位。出现这种权力分散的主要原因就在于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的利益格局变化。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的利益凸现出来。中央和地方之间形成了财权的划分，并在事实上形成了“财政联邦主义”的结构。但中央和地方在事权方面却又没有结合财权的划分予以分配，地方事权(从计划生育到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的责任)的比重普遍高于财权，据有关研究，与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把更多的支出责任下放给了省以下的地方政府，中国财政总支出的大约65%集中在省以下的地方政府(上世纪90年代甚至高达80%)，然而在收入方面，地方政府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权利，因此地方收入与支出严重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迫于财政压力，还是地方间竞争，地方发展都不能不将发展经济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统计显示，2004年前两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却高达64.9%。
虽然地方政府有着足够的理由去发展本地经济，但在目前市场体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必要的投资硬约束，行政中心的分散化也会带来如下弊端：一是重复建设、低水平扩张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据报道，国内钢铁工业在扩张中就存在着盲目投资的现象，国内很多地方还在盲目建设1000立方米的小高炉，甚至占到新增产能的70%。二是地方保护主义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些地方政府不惜利用行政的、经济的、技术的甚至法律的手段，保护本地市场和企业，而且新手段更加隐蔽。商务部最近对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次调查显示，有20个省市均有产品或服务遭受地区封锁的侵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近400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2／3的企业认为地方保护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有影响。有专家称，“中国已经加入世界市场，但各地没有加入中国市场这个大家庭”。
3.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不加区分
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我国此番宏观调控政策中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其中，一些措施是不属于宏观调控范畴的。有报道曾引用当代最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的一段评论。2004年5月底，卢卡斯到中国访问，当时正好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出台的密集时期。卢卡斯就说了一句话，“你们讲宏观调控，我听你们讲那么多的措施，没有一样是宏观措施，都是微观措施”。
在现代经济中，一般认为宏观经济指的是总量，包括利率、货币、税收、汇率等，其他的企业以及包括行业个别市场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属于微观范畴，政府在市场主要有两个责任，一个是宏观调控，第二就是市场监管，市场监管是微观的。此次宏观调控中像央行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就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其他许多措施，如银监会派出工作组清查商业银行在几个过热行业的贷款情况等就属于市场监管范畴，尽管它也可以包含行政的属性。目前这些政策工具全被冠以宏观调控的名称。这也是当前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特征。它反映了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与划分尚未完成，政府仍习惯于用很大的精力去直接管理经济，而且政府还不能自觉地区分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差别以及有针对性地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
按照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创新也能提高经济增长的绩效，因为不同制度会产生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我国之所以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就是因为市场体制能够比计划体制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因此，加快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也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责无旁贷地要应运用各种资源，担负起体制转换的发动机与推进器的职能。这种职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政府出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理性决策的结果，转换和重新界定自身的职能，逐步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以及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其核心是放活微观经营和改善宏观调控。所谓放活微观经营，重点是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政府要改变对企业经营活动和微观经济运行管理过多过死的状况，除市场失灵的微观领域由政府直接参与外，凡是能由企业自主解决、市场自行调节的，都应交给企业和市场；所谓改善宏观调控，重点是解决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加强宏观调控问题。一方面，要灵活运用税收、利率、汇率、计划、价格等经济杠杆和正确运用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政策手段，通过调控市场正确引导宏观经济运行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另一方面，要建立市场经济的各种基础性设施，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法制的环境，运用法律手段规范经济运行秩序，建立统一的全国性大市场，并包括理顺与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关系。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已经采取了若干切实的步骤来推进这一市场化进程，如2004年中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及关于税收制度改革的措施等。只是迄今为止，这一过程仍然不能说已经结束了。
有关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研究表明，一国经济在持续成长20年以后就达到了一个重要临界点。其根本原因是内在的成长要求与成长空间及资源供给会产生矛盾。日本与韩国经济都是在高速增长20余年后增长率开始下滑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20多年的连续高速增长，有数据表明，1978—2003年的25年间，中国GDP年均增速高达9.4%。相比之下，日本经济在1953—1979年间的平均增速为10.9%，韩国经济在1962-1982年间平均增速是8.3%。因此，要获得持续的发展的确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目标。显然，中国经济不能仅仅满足于实现当前的“软着陆”，对中国经济而言，既要努力实现长期中的高速增长，更要着眼于符合科学发展观原则的健康发展。2004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一次提出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综上所述，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体制的转换无疑会有效地促进和确保长期中有质量的经济增长。
(作者单位：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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