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第九章：君道臣道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2日 19:31 新浪财经

我惊讶于环武夷山的闽北农村，被绿水青山遮蔽的贫穷，超出了我的想像。可我不愿意再去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过去两年里，李昌平以“向总理说实话”的名义，陈桂棣夫妇以一部《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向天下人道尽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2004年5月31日晚，撤出 “闽北农村调查”的最后一个驿站，我已知道，我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
《南平寓言》章敬平著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新浪网独家连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知人者君道也。知君道者成大事。中国科技部一副部长在求索南平实验之方法论时说，你要是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人用好了，就是“君道”，就能成大事。南平实验决策者以“制度设计假定人人自私”为原则，以乌纱帽、财富和士大夫最为看重的面子为导向，驱动五支“特使”一一将“皮球”沉到水中，在“并不广阔的天地”建功立业。查访闽北历史上以卖官鬻爵为主题的“丁仰宁案”，洞悉朱熹故里内化在民众血液中的义利观，我们发现，这样的制度设计，还有着善莫大焉的另一面。所以，我们鼓吹这种制度设计。同时，我们也要提请有司们注意渗透其间的正在萌芽的不健康的苗头。

　　2004年5月25日，中共南平市委常委、农办主任刘明匆匆搭乘武夷山飞往北京的航班。他是代表中共南平市委书记徐谦，出席一个三农问题的高峰会。主办者希望他能和与会的官员们，共同分享南平破解三农难题的体会和感触。

　　过去一年内，慕名前来南平取经的中央和省市的大小官员，让经验制造者觉察到盛名的负累。刘明说：“政界、理论界、新闻界对南平的垂注，多少有些出人意表，5年前李川下这步险棋时，根本没想到事情会搞这么大。”

　　2000年，专题研究下派村支书的常委会气氛紧张，较之一年前讨论科技特派员的常委会，激烈的辩论显示出分歧的巨大。让机关公务员出任十个县区三分之一村庄的支部书记，这在中共党史上从未有过记载。包括决策者在内，没有谁胜算在握。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一着险棋。

　　回头看，这着险棋不仅做活了“局”，还活跃了整个“气场”。

　　据说，前来南平取经的人们，常常觉得迷惑不解，下派机关公务员并非新鲜的创举，过去50年，下派过工作队、科技副镇长……为什么绩效不甚明朗的运动式下派，在南平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就？“南平经验”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

　　事实上，早在2002年5月10日，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就一语道破了“天机”。

　　那一天，刘领着西部五省市的科技厅长去南平，也是慕名前往。在科技特派员座谈会上，刘提到了“君道”和“臣道”。“知人者君道也，知事者臣道也”，刘说，你要是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人用好了，就是“君道”，就能成大事。假如一个党委、政府一头扎在某件很具体的事情上，暂时会有成效，但从长远来讲，这只是“臣道”的做法。所以，调动人的积极性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同意这个看法的人士认为，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我们都知道政府要在这个时期转换职能，但是怎么转换职能？南平的经验启示我们，政府要会谋事，更要会谋人，要为人的出场制定政策环境，而非投入某个具体的产业和经济行为中。

　　乌纱帽导向

　　熟悉“南平经验”的人们知道，经验背后起作用的是一种制度和机制的建立，所以很多人把“南平实验”称之为“南平机制”。

　　我以为，“南平机制”的第一内在驱动力，是乌纱帽导向。官方说法是，正确的用人导向。从科技特派员到下派村支书，从下派流通助理到下派龙头企业助理再到下派金融助理，五支“特使”，五年下来，不下6000人。我以为，如此庞大的一个团队，“提拔重用”是促使他们越发踊跃的内在动力。

　　客观地说，五支“特使”中，最看中乌纱帽的就是下派村支书和下派乡镇党委书记。他们身在官场中，多数人在既定的公务员系列，官衔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符号，提拔是正常而正当的人生需求。

　　2000 年，科技特派员中的典型人物詹夷生被提拔为正科级，次年擢升为副处级，再过一年从虚职改变成实职，2004年当上了南平市林业局副局长。三年间，我们前面提过的明星科技特派员“菇王”刘瑞璧，“葡萄王” 谢福鑫，相继晋升为副处级助理调研员，虽然都是虚职，但他们的任用鲜明地显示了中共南平市委优先提拔重用优秀下派人员的用人导向。

　　当然，科技特派员获得提拔的事例，并不普遍，他们最重要的晋升方式，是职称的破格提拔。1999年2月，下派科技特派员时，政府文件提出了一个晋升原则：凡在专业技术或科技管理岗位工作的人员下村担任科技特派员，其专业技术资格的评审可以优先考虑。

　　可以想像，没有提拔和职称晋升上的便利，科技特派员队伍在日后的发展中，或许不会那么壮大。一开始，南平市府动员下派科技特派员时，许多单位将司机的名字申报上去，就是明证。

　　众所周知，职称对于下派村官和乡官没有意义，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乌纱帽。

　　2000年6月8日，第一批副科级官员离开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出任628个村党支部书记，任期三年。

　　一个月后，第一批副处级官员离开市直机关，出任25个乡镇的党委书记，任期一年。次年下派的乡镇党委书记的任期变为两年。

　　我们同样可以想像，没有乌纱帽的激励，下派“村官”和“乡官”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成为机关公务员争相追逐的机会。

　　2000年初，中共南平市委组织部动员机关公务员下派，当时对下派官员的要求有三个： 35岁以下，年轻的，优秀干部。

　　然而，符合条件的响应者寥寥无几。

　　反应不积极的缘由，有人分析过：南平的是次下派，与以往派遣工作队、派官员下去挂职，具有本质的不同。这次派下去的官员都是任职，特别是下派村支书，出任村里的“第一把手”。这样的角色、权力和责任，不容许任何短期行为的发生，他们不可能再像先前那般浮在表面上做“客人”，纯粹的政治色彩也没有了，代之以明确的经济发展目标，一旦被下派，就必须能干事、想干事、干成事。

　　信心不足，或者另有他谋的符合条件者，面对一次次的动员会，表现出让决策层痛心的无动于衷。我们前文提到的中共延平区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薛南枢，是在单位三次动员无人出马的时候，以50岁的“高龄”请缨的。

　　翻看中共南平市委组织部编写的优秀下派官员的事迹丛书，我们看到不少50岁上下的“老黄忠”。最近两年，我们几乎看不到志在千里的“老骥”的身影，其原因就在于年轻的公务员抢占了下派机会。应该说，这一变化的发生，不是因为青年公务员的思想觉悟陡然间提高了，而是作为“催化剂”的乌纱帽导向起了作用。

　　2001年2月19日，中共南平市委组织部出台了人所共知的“6号文件”，突出了“提拔重用”优秀下派村支部书记和乡镇书记的基本原则。据称，诸多下派村官和乡官看中了“6号文件”中的三条原则：

　　下派村官和乡官实行任职年度考核和期满考核制度，考核分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档次，考核结果作为官员使用的重要依据；

　　下派期间表现突出的，根据需要可以优先提拔使用；

　　把选派与后备干部培养结合起来，任期内表现突出的下派干部列入后备干部，加以培养。

　　中共南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余建坤对我说，第一次整建制受到“提拔重用”的是下派“乡官”。

　　余说，第一批25名下派“乡官”，去的都是老少边穷的乡镇，他们对下派乡镇面貌的改变可谓立竿见影。除了中共南平市委副秘书长本为正处级，没有挪位外，24人受到了提拔重用。他说我在建瓯见到的那位官员，原是他们组织部的副处级组织员，下派到建瓯小桥镇当书记，换届时出任中共建瓯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原南平师范专科学校团委副书记张少敏，下派“村官”第一年就荣立三等功，三年期满考核优秀，所创立的下派工作经验，被推广全市。2003年春天，张被中共南平市委办公室“破格”录用。据传，中共南平市委秘书长罗健说，张是市委办公室最后一个本科生，此后所有跨进市委办的人，都必须有硕士学位。我没有向罗求证此说的真实性，因为它传递出的提拔重用优秀下派者的信息，是毋庸置疑的。

　　提拔重用下派官员的原则，适用中还遇到过一些笑话。酝酿下派乡镇长金融助理期间，有领导人同样祭出提拔重用的法器，但南平市银监局副局长陈敏却表示反对：“我们的人事在人民银行，和你们地方政府没有隶属关系，你说提拔我们就必须提拔，岂不造成人民银行下属支行地方化？”

　　但聪明的陈敏利用了“提拔重用”的原则，“下派干部支农项目贷款授信制度”就是将乌纱帽导向因势利导的产物。无论是五支“特使”中的哪一支，凡是下派者，都可以以个人身份担保，从信用社获得支农贷款。陈敏规定，依据行政级别或者职称高低，下派官员可以获得1万至5万元的授信额度。对已核定而未使用的贷款额度，允许下派官员为农户的生产和流通，提供等额的贷款担保。截至2002年11月，南平市各个信用社就在短暂的时日内，向102位下派官员发放了259万元的授信贷款。

　　陈敏应中共南平市委组织部之邀，在中共南平市委党校给下派官员“普及金融基础知识”时，大胆对讲台下面的人说：你们不必像先前那样用工资担保了，我相信诸位不会拿你们头顶的乌纱帽开玩笑。

　　据说，敢于拿乌纱帽开玩笑者，已经遭到了“报应”。坊间有句俗谚：李川书记一泡尿，处级干部被搞掉。说的是一个下派乡官的真实故事。2002年的一天，素来不喜欢事先打招呼的李川下乡视察，途中尿急，让司机泊车于一个乡政府的办公楼前，意欲方便。偌大的办公楼，只有两个看门人，李以为主官们都下乡了，心情甚是愉悦。孰料，和看门人闲聊间竟得知，乡官们去一个村庄赌博去了。李当即轻车简从，前往探视，人证物证俱在。闻知乡镇主官中有一个下派官员，李大怒。一个未来极有可能晋升为处级官员的后备下派干部，顿时被判“斩立决”。

　　财富导向

　　2004年5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我去顺昌县水南乡的一个蘑菇厂房，见到了名声很大的×××。我参观了他的生产车间，他跟着向我解说。推开车间大门离开的时候，一行人还在听他尚未打上句号的解说。突然，他扭转头，以极快捷的速度，将露出一条缝隙的铁门关闭严实，以防车间里柜式冰箱散发出的冷气溜出。

　　这个细节，在我的印象中非常深刻。他是科技特派员，由于利益共同体机制，他承包了原先破旧废弃的车间，跑到省城找到他的老师，福建农林大学的教授，希望形成科技由大城市科研机构向偏僻农村下移的金字塔结构。他还联系下派的流通助理入股，拓展市场，并把农民就地转化成工人，既保证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又为他创造了剩余价值。

　　我始终在想，一行人中有下派的村官，有县委和市委的官员，有福建新闻机构的记者，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在行走几步后，突然扭头回去关门？

　　多数人和我探讨这个细节时，提到了自身利益。

　　事实上，五支“特使”中，最符合“提拔重用”导向的，是下派村官和乡官，对于科技特派员、流通助理，乌纱帽导向很多时候不切时宜。詹夷生和谢福鑫那样屡受提拔的科技特派员是少数，大多数科技特派员至多在职称的评定上比别人优先一些。至于流通助理，除了9个流通副县长、副市长外，几乎都是从企业性质的单位下派的，所谓级别只是一顶中看不中用的“帽子”，它的存在，只是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消除的一个标记，别无它用。

　　于是，“利益共同体”所宣示的财富导向，就成了这拨人下乡帮助农民的内在驱动力。中共南平市委常委、农办主任刘明说，过去，我们号召科技人员服务乡村社会，帮助农民致富，也考虑过利益驱动，比如，服务十年，妻子或者子女可以“农转非”，等等。这样的驱动方式，在2000年以后已经毫无作用。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一位厅级官员说，过去，执政党下派过很多官员，大多数留不住，除了不干实事民众不喜欢外，主要是自己呆不住。为什么南平市第一批下派的225名科技特派员，留住了100多人？最显要的因素，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市场化的概念所彰显的财富导向，很快将以行政力量推动的下派，转换为经济力量推动的下派。

　　南平市科技局副局长张泽华，为我简单梳理了财富导向形成的全过程：

　　1999年初，李川在欢送第一批科技特派员的广场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演，言语中有鼓励他们以诚实劳动合法致富的词句。

　　2000年初，南平市科特办调研人员发现了科技特派员和农民捆绑成利益共同体的少许苗头，李川在南平电视台对这种行为公开表示赞允。

　　2001年初，市府“红头文件”宣称：鼓励科技特派员以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科技服务，并取得合法报酬；凡经县级以上科委或部门评审鉴定的科技成果，能进入生产领域推广运用并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专利技术均可入股，并从所产出的效益中取得报酬；鼓励以资金形式介入开发性生产、流通等领域，与驻点村的专业大户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并取得合法收益。

　　2002年初，官方在“利益共同体”上，进一步提出科特派创业风险基金的概念。

　　南平市府一份下派流通助理的文件中，也明确规定：鼓励下派干部将自己融入农村流通领域，将资金、技术、信息、知识产品等生产要素投入市场，投入企业，投入各种经济组织，与农民、大户、中介组织、企业等结成利益共同体，取得合理的回报。

　　我的同事曾去过延平区炉下镇访问镇长流通助理郑新平，回来后劝我别再去了。改变炉下母猪饲养方式的郑，是镇长流通助理中的典型人物，光鲜照人。可他工作的环境却一点都不光鲜，成群的小猪在种猪调剂中心嗷嗷乱叫，你可以以喜悦的心情，将这声音理解为“欢叫”，但刺鼻的猪粪气味，却无法通过想像来改变它对嗅觉的迫害。

　　参观过郑的战场的人们说，他们再也不愿意去那个鬼地方，然而郑却很惬意地生活在那里，幸福地和猪相伴，把养猪的收益变成炉下农民70%的经济收入来源。

　　没有人否认郑领跑炉下养猪业的奉献精神，但我相信让他几年来坚守猪场的力量，一定是“利益共同体”名义下的财富动力。据悉，郑用利益共同体方式创办了50多家饲料场，他在其间的经济利益不可限量。

　　查阅南平官方文件，没有说鼓励下派村支书参与利益共同体的。但，实践中和农民组成利益共同体的不仅有下派村支书，还有乡镇的挂点公务员，甚至有县府的官员。中共顺昌县委书记郭跃进说，一些乡镇书记原本不愿意参与到利益共同体中，是他劝慰鼓励拉进去的。郭的理论是，你们不参与，农民就没有信心，就战战兢兢。

　　我没有发现一个确切的统计，计量过下派官员在“利益共同体”机制中赢得了多少收益，但我相信他们的收益不菲。

　　荣誉导向

　　李川清晰地记得，2000年初，一个科技特派员送给他一张发黄的小报，上面有个小豆腐块，讲的是此人多年前的一个品节高尚的小故事。

　　李的助理跟他说，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德行，重义，要面子。联想到下派官员一开始老被农民当作犯了错误的“流放人”，李川决意在南平营造一个“下派光荣”的气场。

　　中共南平市委动用了所有能够动用的舆论工具，决策者知会闽北日报社和南平电视台，将有限的版面和黄金时段，让给下派者。《闽北日报》要闻编辑罗永安说，过去五年里，我们的报纸几乎天天有“下派故事”，或者关于下派的评论。被记者采访，出没于电视台摄像机的镜头，被下派官员和他们的家属视作莫大的荣誉和动力。

　　中共南平市委宣传部有一本新闻报摘，摘录了2002年度中央、省级媒体对南平市下派的报道，《人民日报》、《新华社》、《农民日报》、《经济日报》等新闻媒体，无不以重要版面突出报道过“南平经验”，即便是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也在2002年9月26日的综合新闻版上，刊载了新华社记者巫奕龙盛赞南平农村工作机制的长篇通讯。

　　报道中，很多普通的下派官员的名字被记者不经意间写了进去，这对名列其中者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名不见经传者，也从媒体高调报道所烘托出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自我被社会认同接受的价值。

　　就在报道不断见诸版面的同时，中央高层官员频频来南平调研。仅仅是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人事部部长张学忠、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中组部组织局局长等十数位北京高官，相继涉足南平乡村调研他们的下派工作机制。诸多普通的下派官员坐在京官对面，促膝而谈，零距离的接触，让仰慕大官的小公务员们一次次体味到工作的价值。现供职于中共南平市委办公室的张少敏说，要不是下派，我哪里有机会向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汇报呢，也没有机会被市委书记发现。

　　搁置“官本位”思潮中的负面心理不谈，下派官员们委实从高官访问的脚步中，受到了鼓舞，那份精神上的满足感，也是促使下派潮流般踊跃的动力所在。

　　除了笼统而不确定的荣誉氛围，诸多下派官员还以确定性的个人名义受到表彰：

　　2002年2月10日，中共南平市委和南平市府隆重表彰了25位“明星科技特派员”、148位“优秀科技特派员”、97位“支持和服务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个人”、70个“支持和服务科技特派员工作先进单位”；

　　2002年6月27日，中共南平市委表彰80名优秀下派村支书；

　　2003年2月14日，中共南平市委和南平市府再度表彰了28位“明星科技特派员”、170位“优秀科技特派员”、100名“优秀党支部书记”、11名流通助理、12名金融助理、15名“优秀民营企业厂长经理助理”。

　　中共南平市委组织部编印了几册《百舸争流》，专司介绍南平市优秀下派干部典型事迹，各个县、市、区也有区域内的类似丛书。尽管有些先进事迹由于写作者的“粗制滥造”多半不忍卒读，但榜上题名者依旧感受到被写进书本的快乐，并以此激励、约束自己好好干。

　　由于金融助理的提拔权力不在南平领导层，金融助理也难以参与利益共同体分享好处，南平决策层就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五一劳动奖章、党代表这些“政治荣誉光环”，送给他们，我们前文提到的武夷山市吴屯乡信用社主任、吴屯乡乡长金融助理邱钦玉，就在2003年底增补为福建省政协委员，获得南平市五一劳动奖章。

　　倾向：坚持的与不健康的

　　人走政息，是中国地方官场上屡见不鲜的现象。2003年初，李川从中共南平市委书记任上，擢升至福建省府，当选为福建省副省长，先前的搭档徐谦，由市长擢升为中共南平市委书记。同样是“南平机制”的决策者、组织者、支持者的徐，在人们的观望中提出了“四个不能变”，延续了南平的农村工作机制。

　　其中的两个“不能变”是：

　　坚持从下派官员中优先提拔官员的导向“不能变”。徐认为，该导向非常重要。人的价值取向具有多样性，有物质的，有精神的，徐觉得事业上的价值取向最为可贵。他对属下说，我们现在掌握的最大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就是人力资源。倘若我们在人力资源的掌握上不能把握这个导向，怎么能长期坚持这个机制的有效性？

　　坚持在乡村社会缔结利益共同体的导向“不能变”。徐坚持认为，他们下派的官员许多可以和农民结合在一起，以他们的劳动、智慧去创造价值，取得收益。他为部属们背诵了中共十六大文件中的一句话：鼓励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一切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劝勉下派官员不必担心，只要是诚实劳动取得的收入，都是合法的应该受到保护的。徐相信，南平的“红眼病”会慢慢治好，南平迟早会形成崇尚劳动致富、合法致富的氛围。

　　我以为，徐谦的两个坚持，对南平的未来的政治、经济生态善莫大焉。

　　我在前文说过，南平是朱熹的故乡，理学中重义轻利的价值倾向，是制约经济发展的文化“瓶颈”。这里不再详加论述。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选拔官员的用人导向。

　　我在2000年度第一次奔赴南平。从福建长乐机场下飞机后，我辗转一日才被咯哒咯哒的火车带到南平。促使我劳师以袭远的，是原中共政和县委书记丁仰宁卖官鬻爵案。我新闻生涯中颇为得意的《三十九岁现象》一文，由此而出。

　　是年3月29日，丁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有关丁斑斑劣迹的报告上，彼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4位常委作出过批示。据调查，丁从中共南平市委调任贫困县政和三年间，大肆卖官鬻爵，涉案大小官员246人，规模之大，中国卖官者中，无人出其右。

　　1998年是丁仰宁的一个丰收年，政和县大小官员捧上红包30万元。官场上没有白送的红包。收人红包，赠人乌纱帽，丁之慷慨大方，令人咋舌：

　　县林委一个站长，想升迁为副主任科员，送丁5000元，很快如愿以偿；

　　县土管局一副主任科员，想谋个实职，送丁1000美金，丁直接提名他转任副局长；

　　县一受处分的干警，想进城提干，送丁6000元，丁直接提名他去县公安局任职；

　　县政府部门的一个职工，想分流转干，送丁4500元，丁在三个月后让他当上了副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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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政和官员考核考察、升迁调动的规律，坊间人士总结出这样的“组织原则”：只要给丁送钱，不是官的可以当官，官小的可以当大些的官，差地方的官可以到好地方当官，乡下的官可以到城里当官，犯错误丢官的可以易岗为官。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丁仰宁在政和三年，研究科级官员任免9批527人次，其中研究前由丁个人直接提出提拔调整的有6批287人次，提拔科级公务员208人，平均每月提拔65人，收受贿赂100余万元。

　　丁仰宁案中，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9人涉案。原中共政和县澄源乡党委书记张余帅，为求“进步”，不择手段。原副县长钟昌瑞靠送钱财成了丁仰宁身边的红人，钟操纵副县长选举时，张余帅明知非组织活动性质恶劣，仍然不遗余力，是钟非法选举班底中的干将。他的逻辑是：一旦钟荣升，自己朝廷中有人，日后自然有“戏”。

　　无须罗列下去，我们已经知道，卖官买官的不正常现象，已将官员提拔导向异化成什么模样。

　　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可以掂量出，坚持从下派官员中提拔优秀分子，对匡正官场提拔的正气，有着怎样的意义。

　　然而，我在南平采访期间，也瞥见少许不健康的苗头。由于下派政绩是提拔下派官员的重要依据，我们发现少数下派官员在对政绩的考量中，多了些“急就章”。由于典型带动成了决策层的方法之一，少数官员在面对记者的时候，没有全面地传递出所有的信息，而是扬长避短，有选择地表现利于见报的一面。

　　事实上，任何一种“经验”，都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如果被“经验”背后的盛名所累，刻意掩盖缺陷，甚至于“制造经验”，那么，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就会被“制造经验”的主观意图所扭曲，最后被取经者认为不可学，而将之抛弃。

　　我与詹夷生见面的时候，他批评下派官员中出现了不健康的苗头，提出警惕“表面文章”的呼吁。我想，还应该加上“不能为了经验而经验”这一条。

　　再者，南平机制的决策层，还应该注意方法上的完善。比如，下派官员去龙头企业出任助理的规定，就应该细化，防止官商结合后对其他企业形成竞争中的不公正。据查，起初，机关下派的龙头企业助理，在实际运作中是有少许利益驱动的。尽管官方对下派的龙头企业助理实行“五保政策”，工资由原单位发放，一些企业仍然发给他们工资。曾有官方人士表示：工资我发给他，你是公司的董事长、老板，你愿意发给他两份工资，每个月给5000元，我不干涉，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发多少都行，这个下派干部在帮企业。

　　我以为，这样被默许的利益驱动，应该得到限制。

　　另外，对于利益共同体，我以为，官方应该在原则上将下派村官和乡官排除在利益主体之外，他们和科技特派员、流通助理不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党在基层的代表，是实实在在的官员。他们参与利益共同体必须作出非常具体的限制，以免他们与民争利。至于部分地区出现的县直机关的官员参与利益共同体，就必须毫不犹豫地予以制止。

　　短期内，他们作为利益共同体中的成员，或有助益，一旦形成风气，后果不堪设想。这样的结论，已经有太多的例子证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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