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第八章：官的解放

　　我惊讶于环武夷山的闽北农村，被绿水青山遮蔽的贫穷，超出了我的想像。可我不愿意再去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过去两年里，李昌平以“向总理说实话”的名义，陈桂棣夫妇以一部《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向天下人道尽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2004年5月31日晚，撤出 “闽北农村调查”的最后一个驿站，我已知道，我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
   《南平寓言》章敬平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授权新浪网独家连载，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为什么妻子形容机关里的丈夫就像一头“困兽”？为什么当副镇长分管农业时无所事事，“降职”为村支书后，却为农民做出最大的贡献？惊诧之余，有中共高级官员感慨，都是机制惹出的变化。探询这个机制，省长说下派培养了官员，增长了他们的才干。他们经由乡村社会脱胎换骨的锻打，由起初的茫然，渐趋过渡到出色之境地。有学者说，它符合拿破仑法典的核心原则，实现了“官的解放”。“困兽”突围

　　做雄鹰，还是做困兽？

　　2000年6月8日，张少敏“哈姆雷特式”的疑问，被出行的大红花所终结。南平市府广场上，市委书记的讲话，震撼人心的锣鼓，父亲母亲妻子儿子送别自己的泪水，意味着“做雄鹰”的选择，将让他暂别共青团南平师专团委副书记的办公室，赴光泽，一个数百公里外的贫困县，出任一个下派的“六八书记”。

　　当天的《闽北日报》刊载了他出征前的新闻图片。四年后，我请闽北日报社的同行查找这张早已发黄的报纸，我想找到它，并将之重新命名为“困兽突围的第一天”，作为困兽突围的见证。

　　雄鹰和困兽的比喻，出自张30岁的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人。

　　2000年5月前后，李川以中共南平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市委机关报《闽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针对性极强的社评。李以诗人般的气质题写了一个热情洋溢的标题：“是雄鹰，你就搏击长空”。不足2000字的社评，中心思想极为明确： 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应该主动去乡村社会，建立别样功勋，不能蜗居机关，雄鹰变成鸡。

　　张对该社评记忆犹新。在李昔日秘书的办公室，我看到了该社评的底稿。从传统的革命秀才的话语方式中，我依稀感觉到了毛泽东当年号令城市英才去广阔天地的豪迈气息。未来的世界，我们的位置何在？崭新的纪元，对闽北意味着什么？我们迫切需要一批有志于闽北崛起腾飞的人才，脱颖而出，大展身手。

　　当然，这只是一个好的起步，好的开局，不能估计过高，我们还有很多方面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还有很多的注意力没有集中到一个视点上。

　　我们市直机关积聚着各式人才，但由于历史的、现实的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使得这批人才长期呆在金丝笼里，泡在象牙塔里，在文山会海中消耗青春，在碌碌无为的生活中消耗生命。几十年过去后，他们最终回想起来，将会为自己感到惭愧。

　　长此下去，雄鹰也会变成鸡。张就职的所在不是党政部门。他的妻子，南平师专的一位英语教员，并不认为2000年前夕的丈夫变成了“鸡”。在她眼中，丈夫就像一头困兽，浑身积攒了力量，却不晓得该朝哪里奔跑。

　　在2003年中共福建省委主办的《福建通讯》上，张的妻子公开把丈夫下派前的状态描述为一头迷惘的困兽。张说，是李川主张的下派村支书制度给了他生命的转机。

　　张隶属的南平师专，隶属于“宣传口”。报社、教育局、宣传部等同样隶属于“宣传口”的单位，没有多少人乐意趟下派的“浑水”。动员了几轮，没有太大的动静。张在麻将桌上动了心。

　　张毕业于福建农林大学，畜牧兽医专业本科生，在校四年，只学习了该专业的一半： 畜牧，养猪养牛。1992年毕业分配，想去畜牧局，却被分配到南平师专。开的课程叫“劳动技能”。当初学校接受他的时候，考虑到师专生学习毕业到农村后应该有一门实用的技能在身，就聘他当助教，广义上说教劳动技能，实际上教学生养猪养牛。

　　转瞬八年，他留在南平师专的意义，已经看不见了。学校变成了文明校园，花草美景，岂容猪粪玷污？猪圈都没有了，又怎么教学生？他就在黑板上教学生养猪养牛，他的自尊心一再受到打击，学生们或者逃课，或者笑话他纸上谈兵。学校也没有办法对他表示重视，只好让他去学校的共青团系统兼个职。张认为在学校只有教授副教授才会有前途，可是自己呢，评上讲师他就谢天谢地了，评副教授的梦，别说没有，有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于是，业余时间，张成了麻将桌上的一员骁将。他说：“没事的时候，我就找酒席吃。让我愤怒的是，没事的时候太多，而酒席又总是太少。”

　　无所事事、浑浑噩噩的状态结束于2000年6月。下派，将围困张的铁笼子拉开了一条缝。

　　下派前，一个市委的官员看了看张的简历，不禁有些犯难。张出生于干部家庭，城里生，城里长，离开家门进校门，离开校门再进校门，一个罕见的“三门干部”，人生轨迹中，乡村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一个留驻于古典诗词中的牧歌田园。

　　该市委官员担心，乡村支部三个月后即将换届，张能够赢得农民党员的拥戴，被推选为党支部书记吗？

　　然而，机关干部不愿意下派的整体态势，还是给了张下派光泽县华桥乡吴屯村，出任中共基层组织领导人的机会。

　　敲门砖

　　2004年春天，我来到吴屯村。国道旁，一排废弃不用的乡村校舍，和一座三层小楼并立于一个砖头堆砌的围墙内。周末，院子里相对于平日冷清得多，三五个小学生在奋力争抢一个半新半旧的篮球。看门的大爷指着小楼说，这是张书记盖起来的。

　　张书记，就是张少敏。

　　老大爷把我领进一排废弃校舍中的一间，房间的四周攀满了蜘蛛网，蚊子在大白天的光亮中放肆地飞来飞去，一张木板拼合成的单人床，用脚搭上去，咯吱咯吱地响。三四条小学生用的板凳桌椅无规则地歪在墙角。

　　这就是张少敏住了三年的“家”。

　　2000年6月8日，张去中共光泽县委组织部报到完毕，就搭着辆三轮车，驮着自己的被褥行李，住到了这间校舍。老支书象征性地表示了对他的欢迎。从这一天起，这个没有犯过任何错误的村支书，就退居为第一副书记，逊位于从没有乡村生活经历的年轻人。

　　做完卫生，没锅没灶的，他被老支书领回家吃了顿晚饭。他对这个年轻的“困兽”说：“你在大学教书多好，干吗下来受罪，你知道吗，我们村上还欠着三十几万块的债。”

　　当天晚上，天公也不作美，雨淋淋的。躺在异乡的小屋里，他老担心屋后的山林里会不会有蛇爬进他的窗户。他开始想3岁的儿子，还有平日里天天见面都没什么激情了的妻子。

　　生活上的困难，父亲早就跟他说过。他不安的是，自己的“敲门砖”究竟能不能敲开村民的心门。中共南平市委督促派遣下派村官的机关事业单位，都必须准备一份“嫁妆”，让“倒插门”的下派村官当作敲门砖，敲开村民们早已对村官闭锁的心灵。

　　据他所知，财政、交通等部门的“下派村官”，都携带“重金”，以期尽早敲开“村门”。少数下派村官的敲门砖，竟然是六位数的人民币。而张的“娘家”南平师专，只给他这个正科级的团委副书记准备了2万元的“彩礼”。

　　第二天，张惴惴不安地召集全体党员开会。最远的自然村到村部的路，要2个小时才能走完。他做好了有人迟到的准备，没想到迟到的人会那么多。45个中共党员，32个年过古稀。开会时间过去1个小时，人才到了一半。做过老师的人，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学生迟到，可是，张在这里面对迟到的党员大气都不敢出，到得再迟，他都笑脸相迎，敬烟敬茶。

　　他从谦虚开始，但人们只能感觉到他的诚恳，却不太明白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是莆田人，方言稍微浓重一些，党员们就听不懂。同样糟糕的是，他也听不懂党员们说些什么。光泽的方言，与延平区的方言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也管不了那么多，告诉大家： 我来，不拿村里一分钱工资，自己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都在原单位支取，我绝对不会增添大家的负担。我来，只有一个考虑，那就是三年内让我们的村落大变样。

　　当天晚上，他强打精神，整理会议的一些记录和村情，而后迷迷糊糊睡去。

　　突然，他被重重的器物撞击门框的声音惊醒。早就有人提醒过他，他下意识地抓起门边准备好的棍子，大着胆子，拉开了门缝。一个中年男子手持铁棍，指着他的头。

　　“你凭什么来当书记？”雨声中男子的声音沙哑难懂，可张听明白了这一句。

　　“老书记干了这么久，难道不如你？”张又听懂了一句。

　　“你要是搞不好，就赶紧滚蛋。”看张懵懵懂懂，没有任何反抗的迹象，中年男子抛下这句话，甩着大胶鞋哗哗啦啦的声响，扬长而去。

　　关好门，张惊魂未定地回到床上，对蛇的恐惧被对人的恐惧所替代。

　　很长一段日子后，老支书听到这件事情，拍着胸脯，以党性作保证，他绝对不是不速之客的教唆者，尽管他对自己多年来任劳任怨，没有任何过失，却被上级派来的人替换掉，很不理解。

　　张不愿在这个事情上纠缠，竭力淡化之。

　　没过几日，老支书被蛇咬了，他自掏腰包，送去一大堆营养品。老支书的太太生病了，张也前往医院探视。老支书感动不已，毫无保留地把吴屯的村情民风一一说与张，并言之凿凿，一定要发动全体党员支持他的工作。

　　第三十天，张夜晚的房门再次被人砸响。后坊村小组有人报告，一家五口食物中毒，危在旦夕。张掏出手机，先打了一个“120”，再拨了一个电话给乡政府值班室，让赶紧来人来车，一边打电话，一边往事发地点赶。

　　中毒的是爷爷、奶奶和三个孙子、孙女。张问老太太的儿媳妇。她竟然撒泼，咒骂张的到来坏了村里的风水，带来了怪事。究竟是学过畜牧兽医的，张坚信他们的症状是中毒。他掏出口袋里仅有的40元，让儿媳妇去买水果奶粉，等孩子好了再给他们吃。

　　儿媳妇的种种不合逻辑的说辞，让张起了疑心。他给县公安局打了一个电话。一经审讯，风水之鬼怪说法荡然无存。原委是婆媳矛盾。当天上午，儿媳妇把一瓶钾氨磷倒在井里，告诉儿女们晚上吃面包，不要吃奶奶煮的稀饭，自己一个人若无其事地躲到山上去了。孰料，爷爷、奶奶心疼孙子、孙女，喊他们一起吃了。

　　救了五条命后，张又主持修了一条路。从村部到国道的路，长不过百米，却年久失修，人见人怨。张取出2万元“嫁妆”这块“敲门砖”，村里筹集一点，向上级争取一点，修了一条长104米、宽3米的水泥路。此外，还发动农民从事山地开发，修复8个自然村15公里的机耕路，便于农民运送苗木和粮食。

　　三个月后，村党支部委员班底换届选举，张100%全票当选，成了下派村支书四分之三全票当选中的一员。

　　又几日，许是乐极生悲，张去村民家开会，晚上雨天路滑，右踝骨不慎摔成骨折。这一次，张感到了村民们的质朴，对他的完全接受。村民们为他送来草药，请来医生，村官们将他从光泽背回南平，又从南平背回光泽。驻村养伤期间，村官们轮流值班，背着他上厕所，他则拖着一条扎满石膏的腿，坐在床上当“指挥官”，遥控水泥路的铺设。

　　回头想想，他携来的真金白银的“敲门砖”虽然不够厚实，但配备上精神世界的“敲门砖”，他不仅感动了大家，赢得了选举，还为下派三年改变面貌创造了前提条件。

　　第一年，张主持修复了上、下坑边两座机耕桥，开通了程控电话，完成了4个自然村的自来水改造工程，修建了两座厕所，出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具体方案，“三金”由原来的每亩10元降至每亩5元，村级招待全部取消，村务公开、账目公开。

　　第二年，张培养扶持了一个大户，开办了以后在南平推广开来的“三校”： 业余党校、成人夜校、科技学校。通过大户示范效应，掀起了山地开发热，垦复了千余亩毛竹和油茶。

　　第三年，张作为党代表出席中共福建省七大。此前他已斩获诸多荣誉，并被市府授予三等功臣。

　　2003年6月，张在欢送的鞭炮声中，告别吴屯村，去中共南平市委办公室上班，成了一个真正的机关公务员。虽然我们不能以进了市委机关受到提拔，作为一头“困兽”是否突围的标志，但它确实改变了张的一生。

　　省长惊诧论

　　40岁的王效金，原顺昌县埔上镇副镇长，一个小小的副科级官员，却因为省长的一声惊诧，而闻名于南平。

　　2002年6月7日，时任中共福建省委副书记的卢展工，来到埔上调研。地方长官领着卢，参观下派村支书王效金打造的亮点： 张墩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张墩，埔上镇的一个村，数百户人家零星散布在316国道沿线，曾以“葡萄村”的声名享誉顺昌县。遗憾的是，待到王效金下派张墩，“葡萄村”只是一个虚名似的历史包袱。过去的十数年里，张墩种植葡萄一直沿用1980年代后期的品种。由于品种单一，品质差，加上粗放经营，产量低，村民的积极性高涨不起来，种植面积总在150亩上下徘徊不前。

　　2001年6月，南平市第一拨下派村官下派一年后，王下派到张墩。

　　王召集村民开会，告诉大家自己原来是建阳农校毕业的，搞农业种植是他的专业。闽北的乡村真的奇怪，很多日常以农民为交道对象的小官员，不少是在下派后才被农民认识的。此前，他们也经常下乡，可农民很少看到他们，偶尔看到，也是笼统地称呼他们为“乡里的干部”，而不详加区分他们的个体特征和身份。

　　考虑到强化自我身份和特征的重要，王频繁接触村民，反复申述心中盘桓已久的科技示范园区的概念 ，以求得最大程度的共识。

　　眼看条件成熟，王将踏遍张墩每个山头每块土地后形成的想法，依民主决策程序，提交到村党政班子和村民代表大会，与会者盛赞这个具有想像力的计划，可是怎么才能成功，能不能成功，大家心里嘀咕不已。

　　王先找到科技特派员中的明星人物、自己的老师“葡萄王”谢福鑫，聘谢为张墩村葡萄技术顾问。谢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不需要任何党政机关批复的民间任命，允诺将根据生产季节的变化，定期给果农开设技术培训班，让果农全面掌握科学栽培技术，并实地跟踪服务。

　　一个月后，王组建了顺昌县第一个葡萄协会——张墩村葡萄协会，以这样的民间组织，把分散的农民聚合在一起，提供流通层面的诸多便利。王说，既然上面安排了流通助理，帮助我们开拓市场和销路，我们为什么弃之不用呢？流通助理觉得有用武之地，颇为兴奋，迅急在葡萄协会下面，设置了三个小组，分别执掌培训、种植和流通事宜，由流通大户和种植大户出任小组长。由此，葡萄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都有了保障。

　　有了技术和组织体系的双重保险，王还不放心，又领着村党政班底和村民代表，去南平的大横和建瓯的小松参观考察学习取经，这样一来，王周围的人们有了底气。

　　2001年9月，王下派之后的第三个月，张墩村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宣告诞生。

　　园区里种什么？

　　首当其冲是葡萄。王三个月前刚来张墩村，就秉承村民们的习惯思维，以重振“葡萄村”为首要目标。他派人去浙江等地引进葡萄新品种，变先前单一的巨峰葡萄为巨峰、美国红提等六大品种。此前，他们已经做过六项实验，结果表明这六个品种的推广存在可行性。

　　当年早春气温低，雨水多，不利于葡萄的生长。他找来示范户张文斌，掏钱助他买好材料，在他的葡萄园里做了一亩半的避雨栽培示范。眼瞧着精心打理的葡萄园，病虫害少了，品质提升了，示范户乐了，被示范的村民看到了希望。

　　但整体而言，一亩半之外的葡萄园还是没有逃脱恶劣天气的影响。无核果多，粒小，品质差，最终导致张墩葡萄销售受阻。

　　张叫上流通助理，去南平找来葡萄专家和收购大户，在村民大会上制定出三重销售方案，张墩村葡萄一举进军南平市果品批发市场。为使果农能在葡萄的销售和加工转化环节中增值，王引领果农跟他一起去日本专家于建阳举办的葡萄酿酒培训班。3万公斤葡萄酒的酿制，使收入增加了30多万元。

　　王看重葡萄，却不愿吊在葡萄这一棵树上，要不，搞科技示范园区干什么？

　　他将大棚蔬菜作为园区新目标中的首选。可是，喜欢跟风的农民从不敢为天下先，没有人愿意做先吃螃蟹的人。惧怕新事物的风气一时难以革除，王不得不再次示范。

　　王请一个科技特派员和一个乡土人才，弄了个利益共同体。他们投资5000元，在7个大棚中种植了两亩六分地的瓜菜，有礼品西瓜、甜瓜、苦瓜、西红柿……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想法，很快实现。仅仅一个月，5户远远观望的农民，开始试探性地请王给予一定的启动资金，帮助他们加入到发展大棚蔬菜的团队中来。

　　王把握了因势利导的良机，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吸引农民参与这个有前途的事业，另一方面去“挂村单位”县纪委，以及乡镇政府，筹措了1万元人民币，从浙江购进“无滴膜”扶持农户。

　　是年底，大棚面积陡增至20亩。

　　王希望自己的示范园区除了传统的经济作物外，还有一些堪称朝阳产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快，玫瑰花走进他的视线。他去另外一个县区，“抢”来炮制玫瑰鲜花的张光辉夫妇，让他们落户张墩村。谈判仅持续了一天，双方就完成了花卉种植的双向协议，仅仅两个晚上，王就组织村官们与30户农民签订了40亩的调田合约。张光辉夫妇更为感动的是，王竟然帮助他们从省农业科学研究院引来无刺玫瑰新品种。

　　2002年国庆节，5万支玫瑰流向郑州、上海等城市。经过示范后，张墩村村民们种植了10亩花卉。

　　同年，张还因地制宜地念起“山字经”，封育、垦复苦竹700亩，新植苦竹300亩，一个“张墩村千亩苦竹基地”，被南平市科委立项为农业科技推广项目。有艳羡者说，王不仅示范了本村的民众，还示范了南平市。

　　现在，我们回到前文提到的卢展工省长的视察。花卉、葡萄、苦竹、经济作物、优质稻谷，卢沿着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五个分区一一看去，听着王的介绍，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突然，卢打断他的汇报：“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王愣住了，照直汇报：“副镇长，分管农业的。”

　　卢追问：“你有这么好的想法和思路，以前为什么不做？怎么官做小了，事情反而做大了？”

　　王想了想说：“以前是分管，实际上管不管，没多大区别，责任也不大。现在，不一样了，我是村支书，第一责任人，搞好搞不好，都是我自己的事。”

　　据当时在场的人说，大家感叹，下派实现了“官的解放”。

　　拿破仑法典的核心原则

　　2004年6月，卢展工主持召开了福建省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的高峰会。村支书下派制度，开始突破南平市的界碑，向福建省全境推行。

　　我以为，卢力推该制度，或有力促“官的解放”的考量。人们相信，卢在此前两年的“南平之行”，对卢的影响至为重大。

　　2002年6月11日，卢展工的南平之行进入尾声。过去一周里，卢走访了南平市的7个县区市，15个乡镇，16个村，10来个企业，头尾整整7天，开了11场座谈会，“零距离”接触了100余名“十品官”和“十品官”所服务的农民。

　　当天下午，卢在南平市的“人民大会堂”——闽北大饭店，面对数百南平官员，发表了一通即兴讲演。

　　查看卢当日的讲演录，我们发现卢对王效金的印象极为深刻，尽管他没有明确说出王的名字。从讲演录的内容看，卢显然从王身上获得了极大的启发。

　　正式讲演前，卢以“四很”表达了他的一番感受： 很受鼓舞，很受振奋，很受教育，很受感动。他相信对“南平如何开展农村工作”的专题调研，所闻所见是真实可信的，因为“我在调研途中搞了‘突然袭击’”。卢说，他三次临时停车到田头、村里，以便深入探究“农村生活和基层干部工作的一些情况”。

　　这位执政党的地方大员以我们常见的官方语系，声情并茂又条理清晰地盛赞了“南平农村机制”的价值，及其对执政党治理乡村的启示。论及“政府部门工作要求”与“农民需要”相结合，卢断言“结合点就是机制问题”；论及“机制问题”，他提到了几天前见到的王效金： 南平2000多下派干部在机关都是好的，但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可是他们下派后，干得都很出色。我们到顺昌埔上镇，原来一位副镇长是抓农业的，想做农业结构调整的文章，就是推不开，可他下派任村支书后，很快就推开了，而且还做得很好。在同他探讨这一问题时，他说，过去没有多大责任，现在有责任。换句话说，也就是过去没有结合的责任，我说归说，你干归干，现在有结合的责任，只有结合在一起，支书的作用才能发挥，农民增收才能实现。现在大家讲乡镇工作难做，讲得比较多的是，“无限责任，有限权力”。这里面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体制问题，也有宏观调控、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人民群众对我们党执政以后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当然有责任多为人民服务。但是人民政府，就是有限政府，关键是我们怎么履行责任。过去，驻村做过，工作组派遣过，干部教育活动也搞过，可我们的工作在农村基层就是推广不开，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深层次问题就是解决不了。为什么？卢说，不能怪群众懒，也不能怪干部不行，关键是机制没有建立，工作不能很好运作。

　　据此，卢认为“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不仅是个形式问题，而是一个机制创新问题。在他看来，该机制极大地“增强了干部的才干”。

　　卢在讲演的末尾还强调，该机制造就培养了一拨善于和百姓打交道的基层官员。卢说，这次调研所接触的那么多下派干部都非常优秀，老百姓对他们交口称赞。探询原委，他说，下派村官做事，是一件一件去做，扎扎实实去做，呕心沥血去做。这位中共高级官员还认为，经过艰苦条件的锻打，他们会由起初的茫然，渐趋过渡到出色之境地。

　　卢深情款款：“有的村支书刚开始没有被选拔上，不是他素质不好，而是他刚到农村还不知道怎样跟老百姓接触，不知道怎样做群众工作。后来他一家一家去问，你们为什么不选我，有问题我就改嘛，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满票当选，现在干得很出色。有的下派村支书开始下去时，开群众座谈会，一脸的茫然，不知道说什么好，现在也干得很出色。”

　　“官员从机关下派到乡村，为什么一下子就出色了？关键是机制将官员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了。”2002年11月1日，福建省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游劝荣接着卢展工当初的逻辑展开来，认为南平机制从制度层面上，实现了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

　　“过去，我们派过很多干部下基层。”说话喜欢掰手指头的游说：“大多数留不住，一是老百姓不欢迎，二是自己也呆不住。现在，曾经呆在机关发挥不了作用的公务员，下到基层却发挥了自身的作用，成为很受欢迎的财神。上下之间的反差为什么这么大？”

　　游自问自答，将之归因于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个研习宪法行政法学出身的经济学博士说到了拿破仑法典的最核心原则： 双向选择，平等互利。这是民事活动的最基本原则，也是罗马法、拿破仑法典开始的所有民事法的最核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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