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双簧戏 执政党重整河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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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22日 19:22 新浪财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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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惊讶于环武夷山的闽北农村，被绿水青山遮蔽的贫穷，超出了我的想像。可我不愿意再去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过去两年里，李昌平以“向总理说实话”的名义，陈桂棣夫妇以一部《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向天下人道尽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2004年5月31日晚，撤出 “闽北农村调查”的最后一个驿站，我已知道，我要写一本什么样的书。
将下派官员黄瑞沂和黄长荣捏合在一起，说他们合演了一出“双簧”，当然只是一种隐喻。但我将他们致力于变革乡村社会的努力，视作执政党重整河山的典范，并非见木不见林的夸张。“三个党员八颗牙，还有一颗是假牙”。中共在部分农村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经受到削弱。从现代版《龙江颂》的真实上演，到革除陋习招致爹死了儿子还笑的非戏剧场景的出现，再到上访大户的被“招安”，我们看到下派村官对乡村危机的一次次救赎，不仅让文化素养最差的人们最大程度地享受到最高级的民主，还温热了闽北农民对执政党渐趋淡漠的感情。一定程度上，他们收复了失散的民心，巩固了农村这个阵地。 2002年4月15日，年近古稀的王淑贤被两位女性医生簇拥着，拖着输液吊瓶，登临福州飞往北京的航班。她是昔日中国妇女的领导人，彼时官居中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政坛上为数不多的一个正部级女性官员。 据说，她是流着泪水登上班机的。南平乡村调研期间，她数次洒泪。 这一次，她的泪水为黄瑞沂而落。 现代版《龙江颂》 黄瑞沂，南平市光泽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现代版《龙江颂》”的“男一号”。 听过革命样板戏者大多知道现代京剧《龙江颂》，并熟悉阿坚伯给村支书江水英送鸡汤的感人情节。 2002年4月上旬，习近平在福建省省长任上赴南平调研下派“十品官”。是月底，他给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以及诸位省委副书记和常委，递交了一份调研报告。习在报告中认为，下派“十品官”，巩固了执政党在乡村的执政地位。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列举了黄瑞沂的幸福遭际： 光泽县华桥乡下派村支书黄瑞沂进村后，雷厉风行解决了村民反映最集中的路、电话和闭路电视问题，使村民由原来对村干部隔阂较深，转为深深喜欢上他这个村支书。70多岁的房东老大娘知道他的胃不好，便杀了自己的老母鸡让黄瑞沂补补身子，京剧《龙江颂》中阿坚伯给村支书江水英送鸡汤的感人情节，如今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光泽，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十数万人口。虽说是南平市治下的一个头疼县，但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的官衔，依旧可以保证黄过上当地人眼中的体面生活。仅仅是国家给国家级贫困县的转移支付，也能让他月月拿上工资，过即将退休的清闲生活。 2000年6月8日，黄加入“六八干部”行列时已经50岁了。光泽县数十个下派村官成立了一个没在民政局注册的民间组织： 光泽六八干部协会。黄凭借年龄的优势，轻易摘取了会长的“法人地位”。 他半开玩笑地告诫“协会”里的年轻人： 两个大忌不可犯，一不可酗酒，二不可在生活作风上犯事。下派的年轻人都认为他督导有方，因为黄算得上第二次下派。早在30年前，他就从省城福州插队到光泽县农村。因了老知青的个人渊源，他希望发挥自己熟悉农民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优势，还上欠农民的感情上的“债”。他申请的村落是他插队的宝里镇官桥村，没有被批准，组织上认为他去矛盾重重的官屯村意义更大。 尽管“组织上”已经信誓旦旦地表示，所有在下派期间建功勋的人，都将受到提拔重用，没有人相信，黄会为了升迁而舍弃干了一年不到的副局长，去做一个“十品官”。1994年，黄在一次意外中，差点摔成高位截瘫，虽幸运地躲过了终生卧床的劫难，四肢麻木乏力的后遗症还是留下了。依家庭会议的计划安排，黄要考虑的是如何措辞打报告提前退休。 未曾高位截瘫的黄，在下派动员会后，决意将自己的知识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高位嫁接到乡村，圆他幸福乡村的夙愿。 过去的几十年，黄一直在县委、县府机关度过。他知道官员们在内参中反复说的农村“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已经恶化到什么程度。当他卷着铺盖，来到华桥乡官屯村村部，看到村民们的眼睛，他知道他对“党群关系”的恶化是低估了。前面三任村党支部书记，接连被不信任的党员“罢免”。 报到的第一天晚上，他在房门口放了一件“武器”。中共光泽县委组织部送给他的一台电教用的彩电，他没敢拿出来看，他担心歹人的出现，会因为一台彩电要了他虚弱的命。 这样的担心确实是杞人忧天，它一次次抢占黄的心灵阵地，是因为这里的“党群关系”委实过于紧张，当村支书是件“两头”不讨好的事。事先，他了解过，农民对村官的普遍情绪，是“怕”和“恨”。前任村支书1997年当选，收取公粮时，常常遭围攻和打骂。衣服被撕裂，脸被打紫，乡镇官员来解围，这样的情境，不时出现。该村支书的几个近亲兄弟相信他妻子的话，劝他别当什么村支书，回家多种几亩地，多养几头猪，过个安稳日子算了。劝说未果，他们私自去找乡政府，事态被扩大，乡党委觉得村支书有意为之，只好撤了他的职务。 黄走马上任不足一月，就打响了破除“党群坚冰”的三“炮”。380米的水泥路铺起来了，村小学门前76米的水泥路也铺设起来了，800多亩的山地开发搞下来了，村民巴望已久的电话线也拉进村了。 我和黄面对面聊过很久，他叙述过的“开头三炮”，故事起伏跌宕。但我不愿意在此着墨，因为这样的事情和结果，在我前文说过的那些下派村官身上，都一一发生过，只不过细节不同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黄用25万元办起了10万元的事情，质量还丝毫不受损。 官屯村从国道到村部380米的沙石路，年久失修，坑坑洼洼。铺设这条水泥路，是村民过去20年的心愿。可是，村财政连连亏空，最后债台高筑，哪有力量修路？黄为了征服民心，化缘2万余元，打算修路。找来建筑预算员，结论是10万元方可动工。对方以为没“戏”，没料想仅仅8天，这条路就修葺一新。工程验收照样合格。 黄跟我说： 我不想花费10万元包给工程队，我也花不起。但我知道10万元的成本构成，是怎么分解的。于是，我领着村民去山上炸石头，去河沟里捞泥沙，施工期间，所有的小工，都是村民。 中共南平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在《闽北日报》上，发表了《官屯村铺路的启示》一文，称当前农村基础建设欠债太多，尤其老区贫困乡村“五通问题”尚未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要办的实事很多，可谓百业待举，如果事事都等上级拨款，靠乡、村财力负担，是不切实际的。文章号召大家向官屯村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我察觉到，黄修路的启示，还有文章未曾详尽的内容，即“党群关系”的修复。修路，是造福全村的义举，理所当然地受到农民的拥戴。看到有病在身的黄领着村支部班子成员，身体力行，村民们就纷纷组织起来，男女老少起早贪黑地投工投劳，人群中还有自发加入的古稀老人。 通车那天，黄请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先行踏过，诸多村民过节般燃放起鞭炮。20年了，这个村庄还是第一次遇到集体可享的大喜事。 都说公粮难收，黄遭遇的难处似乎小得多。第一年收公粮，黄先去了一对王姓老夫妇家。两人年迈，70余岁，有一子，在外地打工期间因抢劫被判刑。黄去他家，给了80元钱，请他们交上，再对其他人家逐一解释。 显然，黄获得了认可。人们反过来体谅他的不容易。黄去偏僻的云堂自然村驻点，那里距离村部数十公里，当晚未归，宿于村民家。第二天有事不能吃房东家的派饭。房东听说后，就给他杀了一只鸡，炖上，请他带上。黄说他记得房东说了一句终身难忘的话：“听说你胃不好，别把身体累坏了。”黄坚辞不收，房东“放下脸”： 我们村还有很多事情靠你做呢。 另有一次，黄去另一个偏远的自然村驻夜，70余岁的房东大娘，为他拿出从未用过的新被子。生怕山地潮湿睡坏了身子骨，大娘在他铺下加盖了一块塑料布。 当王淑贤听闻这些查实后的故事，不禁感慨起来，她对随行人员说，《龙江颂》我们忘记好些年了，现在，我们又回想起来。以前那出戏，是强权命令下编出来的，眼前的这出戏，却是我们的下派村官无意间上演的。 感人的故事，并不局限于现代版本的《龙江颂》。王淑贤一行听到过很多，最后被她们抽象在向中央汇报的报告中。 报告没有提到比黄小三岁的彭林姬，一个从武夷山市信访局局长任上下派岚头村的女支书。为了公正，她在宗族利益冲突中，被丈夫的叔叔当场抽了一记耳光，理由是她“胳膊肘往外拐”。 报告也没有提到比黄小两岁的陈成添，一个从光泽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任上下派大洋村的支书。2001年7月4日中午，一年没有午休过的他，头一碰沙发，就永远没有醒来。大洋人想起他改造的电网，修复的桥和路，培植的烤烟产业，还有他突发的脑溢血。面对先进事迹材料中那张灰白的一寸大头像，稍有良心者，都无法控制被良知引发的哽咽和泪水。 陪同王考察的一位福建官员说，他也没想到，下派村官能演绎出那么多真实而感人的故事来，这些听上去像编出来的故事，如果不亲历，你真的难以相信它。 老爹死了他还笑 黄长荣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 他老爹死了他还笑。 黄是建瓯市人民法院的纪检书记，2000年6月从民庭庭长任上下派担任井歧村支书。黄所谓的“他”，指的是村民叶国旺。 当然，我们可以从宪政体制上说，一个法官下派当村官是多么的荒唐。但，这样的理想主义的“愤青式”指责在这里是毫无价值的。 我现在要展示的，是黄下派期间荡涤旧文化、旧习俗的努力，以及他“收编”上访大户的象征意义。 2004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黄长荣。他在座谈会上谈了好长时间，可能是由于组织部长在场，他的发言有些凌乱。坦率地说，在他发言时，我开起了小差。好在我记住了“他老爹死了他还笑”这句话，并围绕这句话，两度采访他。最后一次，我将提纲交给我的同事钟岷源，请他在没有任何官员陪同的背景下，走进村庄，指请村民实话实说。 叶国旺，一个在外地承包过小煤窑的井歧村民。有过生意人履历的叶，在550户井歧村民中，算是个有头脸有见识的人。 井歧距建瓯城区不过20公里。建瓯是理学大师朱熹的故里，原建州府的所在，靠近区域政治文化中心，文化传承浓郁，民风淳朴，重礼仪。2001年初，叶国旺父亲辞世。据称，井歧习俗众多，老人故世算作“白色喜事”，不办个30桌酒席，是没有脸面的事。没有谁规定30桌，但30桌却是个约定俗成的数字，似乎是普通人家必须遵循的标准数字。 除了办酒席，还要请来众僧人等做“道场”，告慰死者的亡灵。据黄描述，主持道场仪式的人要在死者周围画一个大的圆圈，手执摇鼓，口中念念有词。只要念经声不停歇，孝子贤孙就得一直跪下去。亲戚朋友则须跟着主持人转。凡是男丁，必须剃光头，以彰孝道。井歧村的一个生意人跟我的同事钟岷源说，他三十余岁时奶奶辞世，他剃了光头，跪了好几天，有时候一跪就是半个多小时。待丧事结束，自己也病倒住院了。更绝的是，剃了光头不能出去做生意，那年月，担心别人误会他被“劳改”了。 依照当地的风俗和叶国旺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丧事没有30桌酒席是下不了场面的。道场当然也少不了。 但是，叶的所有孝心都被此前通过的乡规民约所阻挠。 黄下派井歧后，发现这里红白喜事的大操大办现象太离谱。他领着班子成员做了一个统计，2000年井歧村每户平均用于宴请吃喝的花销大略3400元，全村误工2600个工作日，不少本来就拮据的村民因之没钱买化肥和种子。 黄以民主化程序制定了一纸“文告”，禁止村民死亡实施功德灯。违规者，罚款500元，并写检讨书张贴全村。 叶父故世的第二日，黄大清早领着村官等人“坐镇”叶宅，督促叶“按规”办事。叶家有村官罩着，面对亲戚朋友，也好交代，遂办喜酒12桌，不做道场，没扎功德灯。丧事完毕，黄问叶怎么样？叶不好意思地笑了，回答说，一共花费800余元。 黄相信，叶面子上可能觉得不太体面，心里应该是欢喜的，毕竟“劳民伤财”的事大家都不喜欢。 叶家的“丧事改革”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可一些老人不高兴，他们在乎的是道场的传统。黄挨家挨户找老人做思想工作，顺便也让晚辈们卸下“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包袱。半年后，绝大多数老人认同了黄的改革新风尚。 丧事改革的胜利，只是革除积弊的第一步。 井歧村有个据称不下300年历史的习俗： 结婚、孩子满月、十岁生日、二十岁生日……只要逢十，你家都得宴请三天，同样不得少于30桌。屋子里摆不下，露天摆宴。每摆一场，事先的准备都不少于一个礼拜。黄转述村里老人的话说，吃喝在井歧村风气之盛之长远，即便是1949年前闹饥荒也未曾中止过。穷年月有穷吃法，土地里刨几根地瓜煮点汤水，池塘里抓几条泥鳅和青蛙，照样可以下酒。 我的同事钟岷源对我说，每年农历五月十三的请喝酒，可以用疯狂和滑稽形容之。 井歧人重义轻利。他们指称，《三国演义》中“桃园三结义”的日子，就是农历五月十三日。这一天里，井歧人都要宴请肝胆相照的朋友，以示他们对朋友的尊重。往日，这一天只是朋友们的节日，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演变成全村人的节日，老人与老人，少年与少年，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相互间你请我，我请你，人人醉态可掬。 钟岷源问，100元对井歧人是不是一个大数目？我去过那个村庄，晓得它在每个村民心目中的分量。钟摇头：“这一天，就是能挣100元，井歧人也不会放弃手中的酒杯，唯恐有重财轻友之嫌疑。” 黄初临井歧村，跟一拨老党员聊过吃喝风，大家明人不说暗话，自己都厌恶自己，为什么要裹挟其中？然而，祖辈风俗如此，一个个已陷入经济学所谓的“囚徒困境”，没有谁敢率先站出来，担心一家脱俗，众人共愤。 接着，黄又走访了24户村民，开了两次党员大会和一次村民代表大会。黄猛然发现，与会者对陈旧的风俗痛恨久矣，只是碍于情面，谁也不敢第一个吃“螃蟹”，毁弃多年陋习。 赢得民意的暗中支持，黄召集村民代表大会，昭示2300余户村民： 《关于井歧村禁止滥办酒席和禁止村民死亡实施功德灯的规定》。这个从行政法的角度看或许没有法律效力的“规定”，主张婚、丧、建房和生日宴请等等一切从简。详细规则说，只有婚、丧、乔迁三件喜事，方可请客一餐，桌数不得突破15桌，违规者，如系中共党员或村官，一次罚款500元，并写检讨书张贴全村，一般村民违反规定，则罚款100元，并依桌数递增。 三年过去了，黄任期已满，重返井歧村，和众人闲聊，大操大办的吃喝风这堆“死灰”没有复燃，而是真的灰飞烟灭了。 黄是南平市表彰过的优秀下派村支书，但文化层面的革新，不是他获得表彰的最终理由。事实上，“新文化”的典型人物，是官方认可的“文化村的下派支书”李嘉兴。李原系中共顺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与黄长荣同期下派，出任顺昌县元坑镇谟武村支书。 据称，谟武村历史上就有“金榜题名”的心理积淀，见贤思齐、从善如流的村风民风。李成立了一个“长老会”式的临时机构，德高望重的老中共党员、人大代表和村民代表，一个个以乡村社会道德权威的身份，建立成才榜、能人榜、功德榜、好样榜四组，集体投票评议上榜人选。整个活动的仪规，颇似古代地方政府昭令牌坊的修建，有推荐、初评、公示、定评、上榜、贺喜六道程序。2000年底，35个好媳妇、好婆婆接连上榜。 200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新方法》一书，将“四榜”作为一个新方法收录其中。据此，黄认为他在井歧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绝对不能跟“四榜”相提并论。 黄有黄的道理，但我以为，“四榜”并未吹响挑战闽北乡村旧文化的号角，它的意义大体彰显在渐呈乱象的乡村道德层面。相反，下派村支书们掀起的丢弃吃喝送礼风，对闽北落后地区的乡村，真的是善莫大焉。 此外，公安局的警官下派到赌博风盛的村落，也部分“剿灭”了以赌博为生的“寄生群体”。捅赌场，抓赌棍，赌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故事，我听中共顺昌县委书记郭跃进讲过半个小时。尽管面对闽北乡村暗流涌动的“六合彩”，这样的故事似乎不足以论证闽北新文化、新风尚的形成，但正是因为积弊深重的旧风貌的存在，才凸显出下派村官移风易俗的价值，虽然我们看到的价值可能并不如地方政府宣扬的那么大。 “招安”上访大户 三年间，黄长荣在井歧村，以一个中共基层干部的名义，与“上访大户”刘义海交成了朋友，并成功地“招安”了他。这样的事例，极大地震撼了原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潘岳等人。 2002年9月27日，潘以中共理论家的姿态，强调“南平经验最大的意义在于政治层面的意义”。那天，现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的潘，着重分析了下派村支书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他说：“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感觉，总在想基层民主试一试会不会失控，会不会危及政权？” 潘岳此前派遣了两个专题调研组，奔赴南平，自己也于2002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同中共南平市委书记李川进行了晤谈。他在2002年9月27日的发言中说： 南平的做法相当部分打消了他在推行基层民主问题上的困惑。 日后，黄长荣听说了潘岳的这段发言。凭借三年村官的个人经验，黄认为北京有关方面的担心是多余的。他说： 我们在处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下派村支书的关系上，既不以我们这些下派干部取代过去已经开展的民主选举，也不盲目地指使，而是帮助村民正确有序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事实上，下派村支书会不会与乡村草根阶层的基层民主发生冲突，是一开始就有过的担心。早在2000年初，李川召开常委会研究下派村支书时，有人就曾鲜明地提出过这个问题。2002年，中国行政法学权威、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就赴南平，对这个可能存在的冲突进行了调研。 中国经济发达的乡村，已是一个开放态势完全呈现的社会，民主化需求以及草根民主的制度创新，基本上可独立实现和完成。然而，落后乡村，民主总是与宗族种姓势力相联系，村务村财公开，不少时候只是纸上的公开、表面的公开。村民获得的，大多是一个形式上的民主。 考察了南平乡村，潘岳认为，下派村支书和村民选举实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村三者的统一。 考察井歧上访大户的转变，我个人以为，村支书的下派，对于落后地区渐进式民主的运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训政”的意味。 刘义海，52岁，瘦黑高个，蓄着山羊胡子。一个善于观察人的记者描述他，抽烟时的架势有点像“谋士”，吸烟吐烟不紧不慢，与他说话的速度频率反差甚大。 离村部不足500米的刘宅，是一座两层的楼房，气派谈不上，就井歧村而言，当属“中产阶级”之列。刘透露，眼下正在谋划盖一座三层半的新楼。 刘义海属龙，在井歧也算是一个飞黄腾达的人。他的声名远播，一半来自经济，一半来自政治。 经济的一半，是做生意人。30年前，刘就奔走于北京、大连、拉萨，从东北到西南，他行商的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敢闯敢冒敢拼的天性，让他在水果和海产品生意中，赚取了第一桶金。冲动之下，有些积累的刘，在多元化的理念下，杀入武夷山，办了一个印刷厂，结果是所有投资，都“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虽不曾衣锦还乡，但毕竟“曾经阔过”，刘在井歧也是可以列入“能人榜”的人物。 政治的一半，是做“上访大户”。前后12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收到过他的状子。他告状信奉两个原则： 告状不闹事，为的是向政府反映事情；告状不为己，为的是井歧人的利益。他告状的内容概括起来，只有两件事： 土地承包的年限问题；村民负担问题。他有两篇最好的“状子”： 《发自内心的呼吁》和《致井歧村干部的一封信》。 刘反复申述，村官们钻了土地承包年限的空子。中央规定，农民承包土地的合同30年不变更，但中央同时规定，人地矛盾的确突出的地方，经过村民代表大会的讨论同意，可以上报政府部门批准，更改土地承包期限。 原来的几个村官觉得自己分得的土地贫瘠，就冒充几百个村民的签名，谎称村民代表大会已然达成集体意愿，要求上级政府同意他们的土地承包合同，三年一变。政府官员们未能辨别被操纵的虚伪的民主，就糊里糊涂地同意了。 操纵虚伪民主的人，暂时赢得了好处，但整个井歧村人被坑害了。 刘认为，土地承包合同三年一变，是井歧村贫困落后的根源。井歧村有土地3000余亩，由于承包期限仅仅三年，村民们不能在如此短暂的年月，做长期的规划。葡萄、柑橘等赢利周期较为长久的经济作物，大家不敢种，只得简单种植水稻和蔬菜。有几年，种1亩果树的收入，相当于10亩水稻。刘在他的告状信中详细列举了诸多例子，譬如哪些该种柑橘的田地种植了水稻，结果或者被洪水吞没，或者被野猪糟蹋。 那些年，种水稻的直接后果是种田赔本。 村二组有60亩田地，贫瘠得很，整天流的是锈迹斑斑的黄水，不可能高产。一季稻谷，收成不过三四百斤。依“60元一担”的时价，一亩地的收成不过240元。扣除种子、农药、化肥等成本，一般难逃赔本的厄运。 村一组60亩田地，虽然肥沃，但给水不便，差不多靠天吃饭。年景好时，又担心野猪糟踏，每亩地的产出也不甚理想。 地力贫乏的土地，一般都需要改良。可是，今年改良的土地，三年后就要分给别人，谁愿做这个冤大头？ 2000年夏天，黄长荣下派井歧村，刘义海递给他一封曾送到北京的告状信，对黄说，稳定不稳定，口头上说了没有用，你是法官出身，讲究的是公正严明，你要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井歧就没有什么稳定的隐患。黄寻访数日，证实告状信所言不虚，就誓言，土地承包年限问题解决不了，他就卷铺盖走人，并且再也不回“娘家”法院。 2003年上半年，黄折腾了将近三年之后，终于将30年的土地承包证，一一发给500余户村民。黄兑现了誓言，井歧村的稳定和未来的发展，有了保证。刘说：“我们都很感激黄书记。现在，大家该种什么种什么，规划的都是长远的事情，大家的积极性提高了，井歧村也变得漂亮了，我们对共产党和政府的归属感也强多了。” 刘告状的第二个内容，关乎农民负担。黄觉得很惭愧，他力所能及地减轻了负担，但不能合乎理想主义者刘义海的要求。从根本上说，完全消除农民负担，不在一个村支书的能力范围之内。这是一个体制问题，不是道德问题。 刘曾坐火车去北京复兴门，找国家信访局，陈述井歧人的苦。 刘说，村里有人讨了媳妇，一辈子也还不清债务。有的村民病了，交不起医药费，就从医院逃跑出来，在家里忍病等死。刘说，他是含着泪水写信的。他的妻子说他是“神经病”。他说，他实在看不下村落里的苦难。 1998年，村官们说井歧被市里定为小康村，欲图在村部树立一块牌子： 小康榜样村。刘破口大骂他们没良心，村子里穷得丁当响，还有脸皮树“小康村”的牌子。刘一怒之下，砸了“小康村”的牌子，顿时成了井歧村的义士。 知晓刘的心灵世界，出身行伍的黄从心底里认可刘的品格。当黄筹措100万元改造井歧村1000余亩田地时，他亲临刘宅，请刘义务出任改造工程的“质量监理”。说白了，就是监工。 显然，这是一桩出力不讨好的事，非职业人士大多不愿干这个事。初始，刘也不肯干。不按监理规定，工程质量就没有把握，自己将被钉上井歧村的耻辱柱；反之，肯定会得罪乡邻。农田改造免不了开路挖渠，谁家的农田也舍不得被挖成路。末了，刘拗不住黄的一片赤忱，一口应允。 刘的角色，对包工头来说，是个反角，是个“黑包公”，只得软硬兼施。春节临近，一包工头提前拜年，一个装满百元大钞的信封，两条中华烟。见过世面的刘，慢条斯理且斩钉截铁，一字一句： 要么，你拿回去；要么，我拿到村里，发给贫困户买年货。 包工头骂刘是“土货”，却也不敢坑蒙拐骗，偷工减料，因为刘会毫不客气地命令他们返工。刘说： 我知道他们会乖乖听话，我没拿他的钱财，没抽他的“中华”，我底气足，无所谓他们背后怎么骂。 刘不负众望，一直“光荣”到水渠完工的那一天。 综观这个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从为村民鸣冤到为村民办事的转变，一位研究者评价：“刘黄搭档”折射了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一个侧影，寓示了下派村官正面干预的积极意义。 文化素养最差的人群享受层次最高的民主 中共南平市委下派村支书之前，考虑的是力推大户强村战略，让大户走向乡村政治的前台，引领村民共同富裕。这样的想法，在江苏、浙江颇具现实意义，遗憾的是，闽北乡村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那里的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期待，并不和官员们的想像相吻合。 刘义海被“招安”后，黄有意让刘作为“第二梯队”，等待“接班”。毕竟，黄只是一个“飞鸽牌”的村支书，三年期满就得回归原单位，而刘则不同，这个“乡土人才”完全有条件变成“永久牌”。黄一次次跟刘谈心，镇政府也数度接触刘，恳望他“由野入朝”。 “组织的关心”最终被刘谢绝。他的理由是： 我这个人，爱打抱不平，政治上不成熟，不适合当村支书。我年龄也大了，脾气不好，容易得罪乡邻。还有，我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我当村支书。当村支书，做村里的公益事业，需要钱财的支撑，很多时候村官得自己先垫付。我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勉为其难。 刘说，接下来的人生，所有的精力将尽付30亩果园。他想做一个自在一些的农场主。他希望能为农民做点事，但不当官。譬如，他有剪报的习惯，他搜集了诸多农村法规方面的资料，以及中央的农村政策，他相信仅凭这些资料，他就能当好农民利益的代言人。换届选举的时候，刘的政策法规资料，还真的起到了意料不到的作用。 2003年夏天，黄任期已满，返回建瓯法院。接任村支书职务的，是一位妇女主任。她和我握手时的怯生生的感觉，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我难以相信，她的见识和能力可以引领村民过上小康生活，走上民主的道路。但我知道，诸如制度不健全、管理不规范之类先前存在的普遍性的问题，已不再是制约农村发展、影响党群关系的关键要素，无论是黄瑞沂，还是黄长荣，两个下派村支书都十分重视制度建设。组建新的村级组织班子之后，他们制定了一整套工作制度，规定了村“两委”干部的工作职责，制定了奖罚措施，将“两委”干部的工资和奖励与工作责任挂起钩来，调动了“两委”班子的工作积极性。延平大横镇山源村下派村支书刘喜义，在村里定期举办村务公开民主听证会，村主任和村会计对村务工作和财务收支情况作出报告，接受村民的质询和提问，并当场给予回答，增强了村务公开的透明度。 下派村支书在民主层面的努力，赢得了民众的信赖和欢迎。 一俟南平调研结束，《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温铁军，就高度置评了那里的民主政治。他说： 下派村支书恰好遇到换届选举，适逢其时地推动了自上而下的领导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的结合。村民选举是自下而上产生民主权威，如果听任基层自发地搞，很可能会出现大量问题。过去有问题的村官要想办法保护自己，过去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弱势人群要反抗，错综复杂的矛盾在民主实施过程中肯定要尖锐地表现出来。谁来调节化解矛盾？自发地搞，恐怕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尖锐的冲突，会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和代价。 在温的眼中，下派村支书是外来的政治权威，与本村宗族势力没有瓜葛，与贫富纠纷没有纠葛，他可以依据国家法律、现行制度和执政党的要求，合理合法公正地对待农村已经积累的矛盾，相对比较有效地解决问题，使基层民主赢得一个相对合理的过程，有利于执政党在乡村社会重塑威信，也有利于执政党的势力在乡村社会的扩张。2002年春天，习近平着人做了个统计，此前两年，南平市下派村支书后共发展新党员858名，比下派前增长了88.16%，占全市农村一线新发展党员总数的60.6%；培养入党积极分子2488名，比下派前增长了107.8%。 习的调查，还表明先前担心的执政党的建设，和乡村民主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发生。2001年南平市对下派村支书进行了首轮考察，结果是称职以上的达96.5%,其中优秀的占39.1%；后进村也由下派前的140个减少为28个，村两委关系不和谐的村也由下派前的236个减少为25个，在村级党支部换届选举中，下派村支书全部高票当选，其中85%以满票当选。数据表明，下派村支书的努力，得到了乡村社会的高度认可。中共南平市委组织部一副部长称，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争抢下派村支书的情景，没有下派村支书的村子纷纷打报告要求下派村支书。 过去，理论界强调乡村问题应该通过基层民主，自下而上地不断培育积极力量去解决，而执政党屡试不爽的经验是自上而下的领导。温感叹，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被南平下派村支书有效地推动基层草根民主的行动消解于无形了。 揣摩温的话语，仔细体味黄瑞沂和黄长荣的“双簧戏”，对我们考量如何让文化素养最低的人群享受层次最高的民主，或有助益。 上一章：剥离呆坏账 下一章：官的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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