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寓言第六章：剥离呆坏账(2)

　　被动员的余名辉，已经是顺昌县教育局局长。2000年6月6日，下派到洋口镇白沙村任党支部书记的时候，他还是教育局中教股股长，督导室副主任。之所以连升两级被破格提升为教育局长，除了原局长晚节不保被法办的偶然性机遇外，主要得益于他在下派期间的业绩。

　　白沙村是福建省头疼的上访村。1999年秋天，为30年责任田延包等事宜，84位村民集 体跪倒在中共福建省委的大门口，影响极大。罢免村官选村官的民主法治层面的矛盾，引得中央电视台不远千里前来采访录像。余用1000余个日夜，成功改变了这个上访村，解决了十数年未曾解开的旧疙瘩。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曾专门来白沙调研，并惊叹余在微观层面取得的执政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有效统合。

　　知情者称，余的成功还征服了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该作家以余发展白沙经济的早春红芋为题，创作了一中篇报告文学。

　　曾经的功臣以为下派结束后，再也没有机会为农民服务了。孰料，互动联动的新浪潮，再度将建立功勋的契机摆放在他的面前。

　　他的属下，顺昌县元坑中学工会主席谢国有，2003年7月下派至埔上镇谢坑村，一个负债百余万元的落后村庄。依据县府的安排，教育局不仅是下派一个村支书，还要将全局的力量整合到谢坑村。显然，他的做法得到了领导层的肯定。我去谢坑村，就是郭跃进推荐的。

　　谢坑村，山高路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这个村庄的人们还没有解放。据中共顺昌县委办公室有关人士说，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在蒋介石败走台湾岛后，纠集土匪在谢坑一带搭建了一个“匪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个村庄的人们虽然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生活得好，但和国家整体经济社会的发展相比，他们的生活一定程度上是对落后、贫穷、闭塞这些词语的生动诠释。

　　2003年10月27日，余和他的同事们，去谢坑村开了一个互动联动座谈会。我去的时候，会议的标语还挂在墙壁上，保存的录像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教育局领导班底和谢坑村党政班底21人相对而坐。教育局11个股室的负责人，和谢坑村11个村民小组长面谈，并互相留下联络方式，打印成册，议定日后的所作所为。

　　嗣后，他们开展入户调查。

　　我手边有份教育局办公室和谢坑村第11小组种养业的发展规划表。议定于2004年2月的“发展规划”分两部分：“基本情况”和“规划情况”。

　　我且将他们填写的内容抄录一遍，读者对他们是怎么做事的，做什么事，就会一目了然。

　　第一部分“基本情况”中，有“现状分析”和“具体要求”两个子内容。

　　“现状分析”栏中，黑色钢笔字工整地填写了三条： 大际自然村共有农户30户，110个人口，距谢坑村部10华里。职高毕业1人，初中文化18人，小学文化39人，文盲20人，在中小学就读19人；

　　共有18—59岁的劳动力37个，10人外出打工，男6人，女4人；

　　全村共有毛竹山407亩，水田157亩，橘子树300棵，杉木58亩，主要以种田为主产。由于地势高，不利于山地作物生产，所以种植业发展缓慢，农民经济收入低，再加上交通闭塞，对物资、信息流通影响极大。

　　据此，“具体要求”栏中明白无误地写明： 对未曾外出打工的24户人家，2004年发展项目有11户，2005年发展项目有8户，2006年发展项目有5户，所有股室必须逐户一一落实种养业及其他发展情况。 第二部分“规划情况”中，11户在2004年有发展项目的人家，都具体而微地注明了种柑橘多少棵，改造低产田多少亩，什么时间完成，有什么具体的帮扶措施。

　　在录像中，我看到教育局改造山村的几个计划： 架桥、修路，是起初的功课；给农民们建造沼气池，变废为宝，让养猪养牛的人家用上沼气，是他们当下的功课；资助一所面向未来的小学校是他们正在谋划的志在长远的功课。

　　看完录像，余领着我去他们教育局驻扎谢坑的根据地——村小学的教师宿舍。日常情况下，教育局每周派两个人来一次，大家轮流着住。为不影响工作，他们大多将时间排定在假日或者顺便下乡工作的日子里。教师宿舍内，他们的煤气灶台和洗澡的处所，都一应俱全。

　　半年过去了，余依照互动联动的计划一一实施着。为果农预定的芦柑苗早在春天就种植下去了，农民们对他们的到来，没有了当初的新鲜、惊讶，怀疑和警惕的目光也收了回去。对于未来，他们和我们这些外来考察的人们一样，都是一颗拭目以待的平常心。

　　流到农村，怎么都不过分

　　互动联动，孕育着强大的解释能力。叶华生从省市争取资金到穷苦的崇雒乡，余名辉把教育局的部分人力和物力转移至谢坑村，都可以被解释为自上而下的纵向的互动联动。用郭跃进的话说，开展互动联动，就是把人力、物力、财力向最基层的村落倾斜，让农民直接得到实惠。

　　郭鼓励顺昌县的官员们，要积极向省、市争取帮助，设法积极筹措支持“三农”的资金。他颇为兴奋地知会部属们，顺昌已被列入福建省财政转移支付序列，今后当可很好地赢得省上的资金支持。他督促各个部门和乡镇的“当家人”，抓住这些有利的条件，为顺昌支持“三农”争取更多的资金保障。

　　郭在发言的时候，不忘记援引中共南平市委书记徐谦的“表态”： 只要把人、财、物拿到农村去，怎么拿都不为过。

　　郭说，徐的这一句话，看似平淡，却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们都是把农村的东西拿到城市里去，现在我们要把钱拿到农村去。当下，中央在农村采取的政策，无论是医疗保护制度的建立，农村税费的改革，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营建，都体现了把钱拿到农村的新动向。

　　徐谦的秘书，中共南平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新华证实，徐谦确实说过，“只要把人、财、物拿到农村去，怎么拿都不为过”。当然，“拿”的方式方法要尽量公平合理，但那是方法的问题，与方向无关。

　　思索南平机制的人们认为，把人、财、物从城市下移至农村，一定意义上，是剥离共和国在过去50年里，对农民欠下的呆坏账。

　　回顾共和国55年的历史，中共南平市委副秘书长张培栋说，1950年代以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城乡隔离管理策略，使得农业利润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被大量转移到工业上。

　　应该说，中国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从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经济国家，成长为一个工业体系齐全的国家，且在1979年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离不开中国农民的巨大牺牲。张培栋援引有关数据称： 1952年至1989年，中国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税费，在农业、农村和农民身上汲取的资金，即使扣除国家的支农资金，也不少于7000亿元，约略占据农业新创造价值的五分之一，超过了国有工业企业当时的固定资产原值。

　　另外还有一组数据宣称，1950年至1996年，中国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发展提供的资本积累，总额多达2万亿元，约略占据全社会资本存量的三分之二。

　　尽管人们承认世界工业化国家的道路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对照中国的现实，有识见的人不禁感叹，中国对农业的索取实在是太厉害了。张培栋说，即使是中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1990年代初期， “以农补工”的风向依旧没有发生改变，人们期待已久的工农自养，平衡发展，或者城乡之间互动持平的情境，并没有出现。

　　如果说1950年代榨取农业剩余以奠定工业化基础有历史合理性的一面，那么1980年代后则没有理由继续向农业、农村和农民索取了。偏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郭跃进相信，把钱和人下移到农村，剥离城市对农村欠下的“呆坏账”，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采取的紧急措施。见识过印度孟买街头贫民窟首尾相连的郭认为，中国一定不能走片面发展的道路。2003年，国务院发展基金会的一个官员来顺昌调研，对郭说，中国要避免拉美等国人均1000美元时的弊病，就必须善待农民。很多日子过去了，他还清楚地记得这句话。

　　郭反复告诫部属，转移人力物力给农民，一定不能弄虚作假。初到顺昌，郭从调研中发现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增收的数据十分不可信，找来统计局长，局长怯懦地说： 没办法，我也不想这样干。末了，郭规定必须以实物统计农民增收的情况。他对我说：“我不问他们平均增收多少元，我只问去年养殖了几只鸡，今年增加了几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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