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利教改：一个孩子的困惑和一个农业大县的难题

　　 第1页:监利教改：一个孩子的困惑和一个农业大县的难题 第2页:监利教改：一个孩子的困惑和一个农业大县的难题(2)

　　□记者 王强 刘丽娟

　　9月18日下午5：15分，阴雨，当记者赶到座落在湖北省监利县容城镇茶庵大道东南端 的玉沙小学时，已是学校放学的时间。持续了60秒的下课铃声打破了校园里特有的安静，五层白色教学楼里，传出孩子阵阵的嬉闹声。校门外停着很多接孩子回家的轿车，也不时响起刺耳的汽笛声。

　　玉沙小学是监利县城内公办民助性质的重点小学，上下学的时候校门口轿车排队接送的场景让人浑然感觉来到了北京。不过，在人均年收入不及3000元的监利县，每学年收费1000元左右的玉沙小学毕竟是特例。

　　19日下午5点半，依然阴雨，在离县城十几公里的郑家门村小学，14岁的五年级学生王玉田推开一道半掩的铁门，穿着灰色雨衣离开那间灰色的平房教室，教室四面是不及两米高的土墙。从教室，穿过5华里的土路，回家，这对于王玉田和郑家门村小学其余53名学生而言，是每天放学后的“常规行程”。

　　不过，这种常规的行程在不久就有可能结束。因为在监利县并校改革后，郑家门村小学很有可能被合并到其他村的学校。王玉田告诉《商务周刊》，他父母身体不好，如果郑家门村小学被并到其他学校，他上学将变得更加不方便。

　　但是，对他来说，并校后的学费增加才是根本问题。因为在监利县以“自我改革，自我受益”为原则的基础教育改革中，多数监利县民众已经从像玉沙小学和县试验一中看到了改革的结果：学校合并，学费增加。

　　王玉田告诉记者，现在，他每学期的学费是50元。50元钱，对于城里的孩子不过一个星期或者一两天的零花钱，但对于王玉田来说，父母每学期拿出50元供自己上学真的不容易。

　　“这个标准是农村费改税之后定的，除此之外不能乱收费。”今年40出头，却有着26年教龄的郑家门村小学校长胡贤华告诉《商务周刊》，郑家门村小学得以运转的主要资金来源就是这点学费，虽然拮据，但毕竟在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让所有的孩子上学，接受教育。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们学校撤消，但我希望这所小学留下来。”王玉田满脸困惑，但他或许明白这只是自己一个毫无发言权的农村孩子的奢望。

　　监利县是鄂西地区的一个农业大县。记者在该县教育局采访过程中感受到，作为教育主管部门，他们对于郑家门村小学这样的窘境也无可奈何。

　　监利县政府的一位官员告诉《商务周刊》，随着国家和省里关于农村教育和费改税各项政策的调整，历史上就已经存在的教育投入不足和欠账问题在最近三年日益突出：一方面，现行的农村教育体制在形式上强调政府投入为主，其他形式为辅，而事实是政府投入严重不到位；另一方面，随着农村费改税的推行，教育收费项目不断被取消，原来靠教育收费维持的农村基础教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监利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张道忆则具体地告诉《商务周刊》，在2002年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以前，监利每年的教育支出是1.9亿元，其中农村教育附加、教育集资、教育统筹三项共8000万元左右，基本支撑了农村教育。这三项收费在税制改革后被取消，国家转移支付来的教育拨款只有3000多万用于农村教育，也就是说，即使按照2002年前的农村教育支出水准而不做任何改善，该县还有4000多万的缺口无法弥补。

　　记者拿到的一份监利县教育局2003年5月的《基础教育情况汇报》显示，监利全县“几乎没有不欠债的学校”，而负债额超过100万的24所学校差不多都是乡村中小学。根据这份汇报材料的数据，该县每年用于基础教育的财政拨款为1.1254亿元，但全县中小学共负债高达1.0615亿元，其中县直中小学负债3880万元，乡镇公办中小学负债6281.8万元，村办小学负债453.2万元，后两块农村基础教育负债占去了整个负债的的63.4%。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这1亿多元的债务中，有5526.1万元实际上是为“普九”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欠下的历史债务，但在老债未减的情况下，新债又继续增加，因为只有杂费一项来源，中小学办公经费严重不足，为维持基本运转，学校只能借债经营，债务雪球越滚越大。

　　“县和乡镇都无法负担这些负债，全部压在中小学校长们的身上，债主们停电停水封堵校门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正常教学的开展。”张道忆无奈地说出惊人之语，“农村的基础教育已经到了办不下去的地步。”

　　办不下去了，怎么办？监利县的办法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产业化的改革道路：学校合并，学费增加。随后的故事是，2004年新年刚过，监利县教育改革的报道接连出现在了国内几家很有影响的媒体上，其中一家财经媒体更是以《监利教改：卖掉700所学校》为题进行了报道，随着这则消息在互联网上的广泛传播，在业内引起轩然大波。赞同者认为，这一教育改革对中国政府公共服务领域的治道变革具有重大价值；但批评者认为，湖北监利教改的动力并非来源于教育制度本身，而更有可能来源于政府急于摆脱财政压力。

　　对于外界的诸多批评和质疑，监利县教育局副局长阳后继一方面承认，财政困难和资金缺口太大确实是改革的基本初衷，但他辩驳道：“政府不是想甩包袱。改革后不会减少政府教育经费支出。”他强调，这是政府的承诺，要确保改革后基础教育投入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确保今后义务教育拨款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

　　事实上，监利县的教育改革在2000年前就开始了尝试。湖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戴伯勋告诉《商务周刊》，2000年前，监利曾经尝试将财政对于基础教育的投入转换成教育券的形式发给学生，使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学校入学。但问题是，监利县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人均财政内预算经费为小学163元，初中409元，远低于省内平均水平。监利县一个小学生的“义务教育卡”的面值为163元，按照一名民办教师月工资300元计算，现有学生人数并不能支付学校老师的工资缺口。所以，教育券形式并没有能够真正实施。

　　2000年，监利县的教育改革方案变成了并校减员，村小学由1999年的709所减少到446所，并校过程中同时精简了1500余名民办和代课老师。按照张道忆的说法，这是全国统一的举措，主要是针对计划生育效果带来的中小学人数下降和村办小学虚空的问题进行布局调整，以降低学校分散而占用过多的资源。

　　2002年，监利县教育局又在全县率先进行人事制度改革，精简分流了2007名公办和民办老师。

　　这两次改革虽然有部分成效，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财政吃紧的困难，学校窘迫依旧，更深入的改革一直在酝酿之中。同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改革的决定》，同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选择一两个试点进行基础教育改革的试验。2002年底，监利县开始将教育的困境写成报告，向省、市反映。湖北省教育厅同意以监利县为试点，进行基础教育改革。

　　《商务周刊》最新封面系列文章：

　　教育产业化：天使与魔鬼之辩

　　高教产业化又带来了什么？

　　民办教育：为什么没有实现帕累托改进

　　失衡的教育财政体系

　　大学办产业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