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天使与魔鬼之辩

　　作为教育市场化的积极倡导者，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55年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就指出：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惟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中国教育改革也正式开始了教育市场化的尝试。但是 ，在中国教育整体规模迅速膨胀壮大的同时，中国教育改革却越来越偏离既定的轨道，教育的本来面目和传统内涵被各种力量严重扭曲，学者们曾经设想的“教育产业化”在中国出现了“南橘北枳”的现象。

　　曾经的“天使”怎么变成了“魔鬼”？

　　我们试图溯本清源。通过对中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在“教育产业化”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我们看到，“教育产业化”在这些领域被泛化和异化，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主体普遍误读和扭曲了“教育产业化”，这一切的现实原因是教育财政体系失衡和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系统缺位。但在这背后，中国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则是造成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教育品质恶化的根本原因

　　□记者 王强 刘丽娟

　　2003年以来，汤敏一直被“教育产业化”问题困扰着。这位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被称为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面对媒体，汤敏坚决表示：自己从未提出过教育产业化，从来也没有同意过教育产业化的提法。

　　9月2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回答网友问题时也明确表示，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他把教育产业化上升到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强调中国绝对不能把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了教育事业”。

　　今年以来，这已经是教育部高官针对教育产业化第二次如此明确的表态了。年初的1月6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04年首场记者招待会上即曾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

　　事实上，教育部的表态，针对的是从去年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所遭遇的巨大批评。一方面，去年9月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卡塔琳娜.托马舍夫斯基到中国考察两周后，很不寻常地批评中国在保证基础教育权利方面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不如。“中国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比联合国最低要求6％低得多。”她说，“政府仅提供学校经费的53％，其余由学生家长承担，政府承担的比例，比所有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

　　另一方面，中国的高等教育却掀起扩招和高收费的狂潮，上大学对考生学习成绩要求越来越低的同时，对其经济承受能力要求却越来越高。

　　本就严重不足的教育资源被过多投入到更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城市和东部地区以及高等教育当中，中国的教育部门因此遭到来自各界的猛烈抨击，被指责最烈的是近些年来教育界最时髦的改革思路或称指导思想——教育产业化。这也直接导致了教育部高官公开否认提倡过教育产业化。

　　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5月份，国家审计署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4个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大学城”违规审批、非法圈占土地和建设贷款规模过大，存在偿贷风险两大问题；9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财经学院、兰州理工大学等重点大学招生黑幕被曝光。教育外衣下的丑恶浮出水面，教育产业化则再次被抛出来成了过街老鼠，教育部的表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不承认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教育政策”到“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一个曾经深入人心的改革口号，由天使变成了魔鬼。“当扩大的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稀缺的矛盾因为各种利益的干扰而变得尖锐时，教育产业化就成为攻击的首要对象。”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姜沛华告诉《商务周刊》。

　　“这完全是一种误会。”汤敏认为，现在把“教育产业化”形容为所有发生在教育领域内的问题的罪魁祸首真的很冤枉。

　　汤敏告诉《商务周刊》，事情的原委应该从1998年说起。当时，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挺过来的中国经济，急待拉动内需。从亚行菲律宾总部回大陆探亲的汤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有了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小组提出的一个建议：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启动的消费点。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增加学生在学校中的消费，二是缓解就业问题，三是从远期而言可以培养人才，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

　　但是汤敏强调，扩大大学的招生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配合大规模的助学贷款。他认为，支持产业化的人谈的实际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反对产业化的人实际指的是基础教育，大家谈的不是一个概念。

　　“教育产业化是个模糊的概念。”汤敏说，“教育产业化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被扭曲了。”

　　汤敏强调：教育是分层次的，应该按照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不同层次讨论教育问题，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他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即“对于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应分而处之，义务教育本是国家财政系统的责任，非义务教育则可以考虑国家财政适当投入时，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

　　事实上，中国借助于市场力量解决教育问题可以追溯到1992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1992年是有历史意义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促进经济发展手段的论段。中国各个行业开始借力于市场寻求发展机会，教育也被推到了市场的前沿。

　　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这正是中国寻求用市场解决教育资源配置的开始。

　　汤敏认为，对于教育是第三产业的界定本身并没有错误，借助市场力量进行教育资源配置也没有错误。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教育产业化在市场的种种变化因素中被泛化和异化了。

　　“笼统谈教育产业化是不准确的。”汤敏说。

　　按照汤敏的解释，当教育列入第三产业时，并没有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进行属性界定，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实情况下，在中国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的层次性被日益模糊，教育领域各个角落都笼罩着市场的烟雾。与此同时，在教育领域部分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扩大学校自主权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约和规范，导致教育主体与学校的行为扭曲，以及不择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的腐败行为，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线。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则对《商务周刊》强调，中国教育要不要市场，这不用争论，在批评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上，把矛头对准市场是不公平的，“关键是政府负有更多的责任”。

　　“虽然官方没有提‘教育产业化’，但 ‘产业化’所表现问题之严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所没有的。”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教授告诉《商务周刊》，“一种理论的现实命运，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的，而取决于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博弈。”

　　那么，一个天使，是如何异化成一个魔鬼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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