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日报 牟放
2003年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一年，其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内在活力明显增强。当年，GDP增长率达9.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2%.2004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在高位运行，上述各项指标分别增长9.7%、43.5%和2.8%.这表明：一方面，我国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国民经济形势总体看好；
另一方面，百分之九点几的经济增长率说明，我国经济的整体走势已经接近过热警戒线。目前，虽然经济理论界对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判断有不同的结论，但大都落在8.510%的区间内。而相对集中的意见是，中国GDP增长率警戒线上限应为10%左右。
面对这样的宏观经济态势，已经实施了六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如何进行调整？
当前宏观经济的特殊性
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是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人们注意到，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具有一些特殊性：
第一，固定资产投资过度增长主要表现为局部过热。目前，属于投资过分扩张的行业主要包括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一季度，上述行业的投资分别增长107.2%、101.4%和39.3%.而对居民消费影响较大的农业、能够大量吸纳就业的服务业以及各种必要的社会事业的投资还有很大缺口。此外，投资过热的地区主要是在沿海的一些省份，而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则仍需要扩大投资。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四次经济过热的经验数据看，特别是从我国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资源供给看，如果经济增长超过10%的警戒线，国民经济就有可能从局部过热走向总体过热，导致大起大落。
第二，导致本轮投资高增长的主体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从投资的资金来源看，2004年1至2月份，企业自筹资金累计271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6.3%，占总投资的46.0%；国内贷款167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2.0%，占总投资的28.4%；利用外资272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7.3%，占总投资的4.6%，其中外商直接投资213亿元。因此，要想控制当前过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强对企业的调控力度是至关重要。
第三，我国投资领域的增长向消费物价传导的机制存在着障碍。第一季度我国居民消费物价的增涨幅度，远远落后于43.5%的投资增长以及19.1%的货币供应量增幅和20.7%的信贷投放速度。这种现象令人担忧。因为，投资领域中的经济过热一般是通过提高消费和增加出口两种方法来消化。但在消费物价没有较大增长和进出口逆差增长(一季度我国贸易逆差84亿美元)的情况下，投资领域中货币供应量无法消化将带来以下后果：即将引起投资和产品积压的双重损失，企业裁员、倒闭不可避免。导致这种传递不畅的主要因素有：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教育等支出预期加大导致消费倾向下降，关税减免以及国际性通货紧缩尚未过去等。
扩张性财政政策应及时调整
衡量一国财政政策合理性的主要标准是：财政政策是否能够根据宏观经济的变化，适时的进行力度和方式的调整，使经济不至偏离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太远。
1998年，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通货紧缩已经成为经济运行中巨大压力的宏观经济状况，我国决策层果断地实施了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目的在于：在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由政府直接安排投资，把部分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通过乘数效应促使经济回升；而且通过国债投资的扩张，引导、激活和启动民间投资，形成民间投资持续的增长机制。在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1998年-2002年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7.7%，而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1.5、2、1.7、1.8和2个百分点。
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以鼓励投资为主要手段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通货紧缩的态势也在逐渐淡去，宏观财政政策也应相应进行调整：由“扩张性”转为“适度从紧”，并逐步归于平衡。
然而，顾及到以前利用国债资金兴建的工程项目，许多尚在建设之中，根据权威部门提供的数据，完成这些再建工程所需的后续资金大约为5000亿至6000亿元。因此，国债政策的“抽身退步”应是一个逐渐淡出的过程。人们预期，大约在2007年前后，可完全取消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
2004年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为1100亿元，比上年减少300亿元。由于国债和银行贷款存在1：4的配套关系，即国债投资会带动4倍的银行贷款，所以2004年国债实际工作量可能减少1200亿元，大致影响GDP增长1.3个百分比。
与此同时，为了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某些行业或地区投资增长过快，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国家还应调整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即：逐步减少对一般竞争性和经营性领域的直接投资，增加用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方面的投入，大力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基础教育、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调整改造、生态环境建设、淮河治理水利工程等方面的投入；以及青藏铁路、南水北调、西电东输等重大在建项目建设。(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