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杂志:SARS病毒泄漏调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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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5月21日 15:30 《财经》杂志 | |||||||||||||
SARS今春卷土重来已锁定为实验室病毒泄露事故,反映出中国CDC缺乏基本预警意识和管理不善的现实,以及整个预防卫生体制的软件隐患 □ 本刊记者 赵小剑 朱晓超/文 4月,曾在2003年肆虐中国的SARS疫情在北京市、安徽省卷土重来。
4月25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证实,此次“非典”疫情可能源自实验室感染。 锁定实验室感染 目前,关于这次SARS感染源头的调查仍在进行之中。据记者了解,参与调查的有三个调查组,分别是卫生部、军事医学科学院等部门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共同组成的调查组,在5月12日成立的由卫生部和科技部组成的调查组,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己组织的专家组。 5月14日,《财经》采访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Henk Bekedam)时获悉,调查组已经证实这次SARS疫情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以下简称“病毒所”)的实验室感染,但调查组至今仍未搞清具体的感染过程和细节。 从目前专家组掌握的情况来看,已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两位研究人员宋某和杨某,并未实际使用该病毒从事过相关实验研究。 在此种情况下,对疫情感染源的调查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被感染者还有两人 《财经》还从权威渠道获知,宋某和杨某并非该所仅有的两位SARS感染者。 据《财经》查证,早在今年2月,该所就有另外两位研究人员出现SARS症状,并去医院就诊。在近日为该所研究人员所作的SARS抗体检测中,两人的抗体呈现阳性。 这两位研究人员分别为任某和崔某,今年2月出现腹泻、高烧等症状。任某到协和医院门诊就诊,病情渐轻最后痊愈。崔某病情较为严重,曾在友谊医院接受住院治疗。所幸二人均未出现人对人的下传。 据《财经》了解,中国CDC从未公开过此事。 被忽视的症状 宋某是安徽医科大学在读研究生,3月7日至23日在病毒所腹泻实验室实习,其间接触过腺病毒及合胞病毒。3月23日晚乘火车回合肥,3月25日感到全身酸痛、发热、身体不适,自服感冒药、抗生素,症状未有缓解。3月27日乘火车返京,3月29日到北京市健宫医院就诊,以肺炎入院治疗。该医院护士李某曾护理过宋某。4月5日护士李某开始出现寒战、发热、咳嗽等症状,4月7日收入健宫医院治疗。因治疗后病情无好转,14日转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治疗。 4月2日,宋某乘火车返回安徽淮南,在淮南矿二院治疗。4月4日,宋某以病毒性肺炎转入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继续治疗。其母魏某3月31日以后一直陪护宋某。4月8日,魏某开始出现发热症状,以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入院治疗。4月19日,魏某病情突然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 据《财经》了解,当时病毒所并非没有对宋某的症状表示过怀疑,但是“后来她妈把她接到安徽去了”,便未继续追查。显然,宋某也绝未被提醒,自己有可能在研究腺病毒和合胞病毒时被SARS感染,否则她不会不告诉她的母亲。 居民区里的“定时生物炸弹” 从工作角度看,宋某、杨某等并不能接触SARS病毒。贝汉卫告诉《财经》,未进行SARS研究的研究人员感染SARS,这意味着“本来应该清洁的地方被SARS病毒污染了”。 “在进行SARS实验时,你必须进行一套完整的程序进行SARS灭活处理,经过处理之后,SARS应该不再具有毒性和传染性,但是有可能这个过程处理得并不好,导致SARS好像已经死了,但实际上它还活着。” 贝汉卫说。 尽管目前宋某、杨某的感染过程,以及目前鲜为人知的任某、崔某的患病始末仍不清楚,但从中国CDC病毒所的位置环境和其工作管理等方面,均看不出其在深知本机构内藏满各类可怕病毒的情况下,如何给予公众最基本的预警和交待。 4月23日下午5时左右,《财经》记者得到病毒所有可能被封的消息,迅速赶到位于宣武区迎新街100号的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 病毒所主体为一座五层楼,五楼为宿舍,其余四层为办公室和实验室。从外观上看,整个楼平淡无奇,很难想到其中设有三个国家级P3实验室,里面保存着珍贵而危险的SARS病毒。 按生物安全规定,不同危害群的微生物必须在不同的物理性防护的条件下进行操作,根据密封程度不同,实验室分为P1、P2、P3和P4四个生物安全等级。P3的中文含义是生物安全级别三级,是中国目前安全级别最高的实验室,适用于主要通过呼吸途径使人传染上严重的甚至是致死疾病的致病微生物或其毒素的研究。 记者注意到,这个没有P3实验室的病毒所办公楼门前根本没有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的任何标识,不了解情况的人丝毫不会想到它的高危性质。 记者来到这里时,病毒所已经被隔离,迎新街入口有20多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值守,明黄色的隔离线甚是惹人眼目。当时正值下班高峰,对面几米宽的胡同里行人、自行车、汽车摩肩接踵,而病毒所四周的居民区人烟稠密。一位家就在附近的中学生反而询问记者,为什么会来这么多警察?而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她对记者说,自己从小在这里长大,从来没有注意过这栋很不起眼的建筑。 一位在病毒所对面的平房里住了30多年的老大爷告诉记者,病毒所建于20世纪50年代,“文革”中曾被某出版社占用,后又还给了病毒所。“把这样一个国家级的病毒实验基地放在居民区,简直就是埋下一颗定时的生物炸弹,说不定哪天就会爆炸。我们往上面反映了十几年了,根本没有人听你的。你看,这不就出事了吗?” 所幸当天晚上,北京市政府迅速反应,病毒所包括科研人员、研究生和家属在内共有260余人被集中或分散隔离。其中24人去了北京胸科医院,昌平区小汤山镇的一所度假村接受了145人,当时所里还留有28人接受集中医学观察。至今,该所大部分被隔离者已经解除隔离。 实验室安全警钟 类似紧急隔离的事后补救措施当然关键而重要,然而若是当初病毒所对于自己的工作人员有可能被病毒感染的危险性有一系列相应规范,这次疫情本可以避免。 实验室安全并非一个新话题。据专家介绍,做SARS的活体实验一定要在完全负压的P3实验室中完成。对于P3实验室的操作有一套专门的规则和程序。要想在P3实验室中进行研究工作,必须要有P3上岗证。《财经》了解到,病毒所共有300多人,在从事科学研究的200多人中持有P3上岗证的也只有二三十人。 P3实验室要经过四道门才能进入,每一道门都有风闸。实验标本也要经过两道传递窗,才能进入实验室。按照规定,研究人员在穿戴两层隔离服、一层连体的防护衣,戴防护眼镜和双层手套之后,方可进入核心污染区,进行SARS样品的实验。研究人员进入实验室时,首先要通过反光区,再通过抗污染区,最后还要经过反光区。出来的时候同样如此。按如此程序,病毒应该是出不了实验室的。 关于病株的管理也有严格的规定。中国卫生部指定六家机构为“非典”样品和毒株的保管单位。其中,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四家单位负责保管“非典”样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军事医学科学院和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负责保管“非典”毒株。 病毒所有专门的毒株管理中心,科研人员如需实验,必须向毒株管理中心申请毒株。任何人不得私藏病毒标本。 科研人员不幸感染SARS,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实验室的硬件环境未达到要求;第二是实验室的管理未到位;第三是实验室的操作人员未遵守规范。 其实,在2003年下半年台湾和新加坡分别发生SARS实验室感染事件后,内地的研究机构曾经严阵以待,特别提出要加强实验室的安全管理,以免重蹈台湾和新加坡的覆辙。2003年12月20日,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加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毒毒株、人体标本集中管理,确保病毒实验室及保管单位生物安全,未接受培训者不得接触毒株和样本。对拒不执行者予以通告,对出现严重后果的将依法严肃追究其责任。在各地进行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卫生部将组织专家进行专项督查。 2003年年底,科技部联合卫生部还对全国各地的P3实验室进行了安全督察。 不想转年春至,曾经以为安全的中国实验室中,SARS病毒亦不胫而走。 接受记者采访的很多专家都认为,P3实验室仅是实验室安全控制的一个方面。与实验室的硬件设施相比,软件和管理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科研人员没有良好的素养和责任心,科研机构没有严格完善的管理,光有P3实验室是不管用的。”军事医学科学院SARS专家祝庆余教授说。 软件隐患 从某种意义上说,SARS给中国的预防医学带来了百年不遇之机。过去多年来,国家对预防卫生系统欠账太多,投入太少,有些贫困地区的基层防疫站条件十分艰苦,设备老化,工作人员甚至连工资都得不到保证。更多的防疫站为了生存,只能自谋出路,想方设法“搞创收”,对于预防控制流行病这个本职工作自然无暇顾及了。 SARS的来临提醒了公共卫生在社会生活中无法替代的作用。去年SARS过后,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在去年SARS爆发之前,全国的P3实验室不到10个;而到了7月,这个数字已翻了不止一番。各地卫生部门争分夺秒,纷纷上马P3实验室,P3一下子成为新闻报道的时髦名词。 但据专家预测,目前全国的P3实验室在某种程度上已出现了浪费现象。据记者了解,建一个P3实验室至少要投入200万元人民币。与日常维护费用相比,这仅是个小数目。“一个P3实验室的日常维护一天就需上千元,许多机构盖得起,用不起。”一位专家告诉记者。据他介绍,P3实验室一旦停止维护很快就会报废,“就像刀不用就会生锈。” 与争先恐后上P3等硬件投入相比,来自公共卫生系统的软件建设却难言太大的进步。公共卫生系统的软件是包括人才素质、管理水平、激励机制、防疫体系、组织架构,以及责任心、科学态度和道德水准等一系列因素。此次SARS病毒泄漏,亦说明与硬件相比,这些软件的建设和改善更加艰难。 - 资料 新加坡和台湾实验室病毒泄漏事故 2003年9月,由于不当的实验程序导致西尼罗病毒样本与SARS冠状病毒在实验室里交叉感染,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名27岁的研究生感染SARS病毒。9月底,新加坡环境部长林瑞生就环境卫生研究院实验室发生的SARS感染事件,向新加坡人民致歉。林瑞生说:“环境卫生研究院必须承担责任,国家环境局也必须承担责任,身为环境部长,我更应该负责。因为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我们的实验室的确是不够安全。” 2003年12月6日,台湾军方预防医学研究所44岁的詹姓中校,因在处理实验室运输舱外泄废弃物过程中操作疏忽染上“非典”。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随即作出决议指出,詹中校违反了“国科会”“非典”项目研究计划的“实验室安全准则规范”,被给予不得申请“国科会”研究计划经费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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