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本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铁本与国本

　　 铁本的命运，引发我们在一个企业的投资行为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间寻找一条关联脉络

　　陆磊/文

　　由于矿产资源匮乏，地处江南的常州从来就不是一个盛产钢铁企业家的城市，但是 在100多年的历史上，却出现了两个足令国人瞩目的悲剧性钢铁“企业家”：前有清代汉阳铁厂总办盛宣怀，后有铁本公司法人代表戴国芳。

　　两人的事业局面差别甚大，前者创办了至今依然存在的招商局，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个商业银行、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中央银行乃至第一个红十字会，后者仅是一个产业不出县域的小企业家；但是两人的结局是共同的，都成了“首恶”：前者因在铁路国有化问题上认为“中国幅员广袤，边疆辽远，必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利行政而握中枢”，没想到铁路国有直接导致川鄂两省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清朝资政院以盛宣怀“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时隔94年，铁本事件成为扰乱国家宏观经济秩序的典型个案，尽管我们很难说这是最大的顶风违规投资，但至少是第一个被祭旗的首级，因而也是“首恶”。

　　铁本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却不仅仅是简单的钢铁行业投资过热或单个企业虚开发票偷逃税款的问题。2003年，全国钢铁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27亿元，同比增长96.6%；2004年一季度又完成投资334.9亿元，同比增长107.2%。从产量看，2003年达到22234万吨，占世界的23%。而铁本计划产能为800万吨，投资总额57亿元，还远不成其为“钢铁大鳄”。显然，查处铁本的警示意义是十分明确的，引发我们在一个企业的投资行为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间寻找一条关联脉络。换句话说，铁本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私营企业或企业家的问题，中央、地方、金融机构和企业都应该从中汲取教训：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博弈模式和行为边界？

　　一、短期：宏观经济大势与铁本逆流

　　在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协调发展是一国的根本经济利益所在；而企业、居民与宏观管理当局的博弈是短期内的主要经济现象，这在中外莫不如是。就企业而言，在经济景气高涨时扩大投资以获得利润是最理性的行为，而所有企业的投资扩张则必然造成经济过热和投资泡沫。于是才需要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依靠集体理性校正单纯的个体理性导致的经济波动，这是政府的职能。

　　可见，短期的国家利益在于确保经济平稳发展，避免大起大落，既要避免通胀对普通公众货币性资产缩水造成影响，也要防止衰退所造成的失业压力。不幸的是，铁本以及大量类似企业恰恰在短期与宏观经济调控大势站在了对立面。一方面，其巨额投资直接导致社会投资、信贷膨胀直至最后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一旦投资过度造成产能过剩，则失业、银行坏账和通货紧缩又将不可避免。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与其说铁本是逆流，倒不如说它的投资是顺周期进行的，只是迎头遭遇了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对经济平稳增长、产业高效率布局和企业-金融-政府行为的合理界定上，铁本所折射的是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运行特征。

　　特征之一：政策与对策的重复博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绿灯快过、黄灯抢过、红灯绕过等直观表述是改革26年来我国经济领域持续存在的经济现象，铁本事件中的项目拆分审批及其在一年内完成的土地开发、拆迁和基建投资再次印证了上述特征。中央的政策立足全局，地方的对策代表了局部利益，当一种政策总是被突破底线，则一方面会导致全国为各地方的行为付出代价，另一方面也必须反思出现这一问题的深层次根源。

　　首先是资源分配，特别是金融资源配置。项目投资意味着资金投入。在我国依然保持的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下，资金投入必然主要以信贷方式注入，结合在金融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全国性金融机构这一市场结构，信贷资源丰富的地区必然追求更多地利用本地资源，避免资金外流；资金不足的地区必然追求更多的资金流入。博弈的结果是投资膨胀。

　　其次是产业政策倾斜。在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已经在客观上形成了“扶大放小”的行为惯性。凡是产业，无论国有民营，只要做大就可以坐大；如果没有规模，则只能听天由命。于是地方必然追求扶持少数重点企业，一旦成了气候，国家的扶持也就相应到位。最后是物质不灭论。无论项目投资成功与否，财富可能消失，但资金是不会消失的，只是完成了新一轮转移支付而已。更具体地，只是由银行资产转化为企业、地方或某些个人的财富，阶段性地提升地方就业水平。因此，成本由中央承担，利益归地方享有，博弈双方的动机就十分明确了。

　　特征之二：政企不分、银政不分和银企不分。这是中国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共同点，也是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差别。在26年的改革过程中，企业所有制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治理结构却没有根本改观。在逻辑上，地方政府具有发展本地经济、增加本地税收和就业、形成本地产业竞争力等多种职能，在国有企业不足恃的情况下必然依赖外资或私营企业。经济发达地区如此，欠发达地区亦如此。

　　这就导致两个东亚式市场经济后果：第一，政府干预企业战略，企业经营行为扭曲。比如铁本也许最初并无做大的想法，或没有在短期内创造速度“奇迹”的梦想，但是在地方政府的利益导向下选择了既有利于地方，也有利于自身的膨胀战略；第二，企业套牢政府，政府行为扭曲。当企业做大后，由于一地财源往往仰赖少数寡头，政府很容易异化为寡头的工具；其行为也就从提供非排他性的公共品变为供企业驱使的行政工具。

　　同样，银政不分也是转型经济的基本特征。无论是由于历史继承关系(如中俄等国的银行本来是财政的出纳)，还是文化继承关系(如日韩特有的大藏省-金融寡头共同体)，银行很难在地方项目投资中置身事外。因此，只要银行规模足够大、分支机构足够多，即使完成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并不等于走上了完善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的坦途。这是因为，在分支行的权衡比较中，本地政府(特别是有财力的政府)必然占据更大的权重。

　　最后是银企不分。笔者从来不认为同处一地的基层企业具有欺诈本地银行的任何现实可能性，所谓“骗取”银行信贷之说是自2000年剥离1.4万亿元不良贷款以来为“保护(银行)干部”而采取的障眼法。逃废债务行为的确存在，但是在铁本事件中却不存在任何主观故意；挪流动资金贷款为固定资产投资之用也的确存在，但是这基本是各地投资行为的基本做法，绝非铁本的创意。

　　特征之三：准入严格而调控乏术。铁本的“大干快上”与我国特定产业的高准入壁垒和低退出可能性是直接关联的，由此，各方才会感叹“如果中央检查组晚来几个月”。对圈外的严格排他和对圈内的高度保护基本构成了我国主要行业的政策特征：金融业如此、电信业如此、能源业如此、汽车业如此，钢铁业亦如此。这就导致两个极端恶劣的预期和行为倾向：一是预期铁本的失败在于其是“生米”而不是“熟饭”，成功的唯一办法是尽快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当局就范；二是预期在圈内可以继续得到保护以维持垄断，并获得垄断利润，而问题的关键是能否进入这一垄断俱乐部。据统计，2004年一季度钢铁新增生产能力1603万吨，66户“重点”企业实现利润近200亿元，增长126%。这就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投资与产出过热的前提下，圈内企业获得垄断利润的法理基础何在？是否圈内外是一种“州官”与“百姓”的关系？显然，忙于调控的宏观管理当局的思维还没有涉及这一层次。

　　因此，在短期，铁本所体现的是与国本的对立。

　　二、中期：竞争还是垄断

　　铁本法人代表戴国芳的一句话是值得思索的：“中国需要尖子钢厂，你发展我也能发展。”这是一种对既得利益者(现有钢铁企业)的现实威胁，也是其打破垄断的宣示。

　　无疑，垄断不利于消费者，竞争才能逼出企业效率。铁本的违规是事实，是坏事；但是其竞争企图也是事实，是好事。显然，他想把铁本建设成为尖子钢厂，否则大可以卷走银行巨额贷款，像许多所谓的企业家或贪官那样一走了之。至少我们在江边看到了银行资金变成的厂房，尽管这些厂房建立在违规获得的土地之上。但是，在某些行业，竞争的企图是不容易实现的，最后导致的是更高层次的垄断。复星、方正和华润的兴趣恰恰说明兼并而不是竞争将成为该行业的主题。

　　当然，国家有国家的宏观思考：一旦竞争演变为恶性竞争，则产能过剩必然导致某些高成本企业的市场退出和社会资源的浪费。但事实是，垄断绝对是恶性的，而竞争从来就不是恶性的。如果没有家电业的竞争，就没有目前足以称雄世界的中国品牌；如果没有银行卡的竞争，就没有当前的金融创新和服务质量；如果没有汽车业的竞争，就没有汽车消费的持续扩张；如果没有电信业的竞争，就没有资费下调。毕竟，企业对自身命运的关心要大于当局，他们更懂得如何去生存。

　　那么，国家应该干什么？制定规则、保护竞争(反垄断)和宏观调控。这是在中期内必须遵循的基本方向。首先，规则代表了法治。中国一向有“杀鸡儆猴”之说，这是一种反市场、反规则的文化倾向。规则是铁，若有100家违规，则100家全杀，而不是借一颗人头以杀一儆百。其次，竞争是市场的活力之源，惩处违规不是保护垄断。最后，反周期的宏观调控必须是无差别的(不存在歧视，nondiscrimination)，这样才能避免企业力图生米做成熟饭的机会主义行为。

　　可见，在中期，铁本与国本是既有对立也有统一的。对立的是，国家规则与铁本的违规构成了直接矛盾；统一的是，铁本的出现代表了竞争倾向，对政府应该保护什么，应该限制什么，提出了一个新课题。

　　三、长期：如何在宏观上调控私营企业

　　宏观调控的挑战确实来自微观与结构的变迁。当国家面临的不再是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不再是地方政府集团性消费膨胀，调控手段的与时俱进是不可回避的挑战。铁本事件的教训恐怕不仅仅是私营企业应该汲取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必须学到新的东西。

　　第一，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界定。铁本事件发现的五大问题中，越权项目审批和违规土地审批都不是私营企业所能做到的，而实际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后果。于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地方政府是否应继续承担本地经济发展职能，如果现实要求其继续承担，边界在哪里。从长期看，政府应该回归到单纯的公共品供给领域，企业与经济发展是市场的事情。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条件显然远远不具备支撑政府退出政企关联的可能性。

　　第二，政府调控企业是否需要间接载体。规则制定、价格杠杆和财税手段是政府调控的基本工具，脱离了这些工具，则调控手段的法理基础将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铁本的问题出在“骗取银行信贷”和“偷漏税”，而不是逆宏观调控大势投资。名义与事实存在根本差距。事实上，骗取银行信贷行为甚多，从人所共知的一些巨头到大量中小企业莫不存在，而偷税漏税则上自能跑到开曼群岛投资的大型企业下至贩夫走卒皆莫不存在，为何惟独铁本引来九部委的三堂会审。显然，信号与实体之间存在差距。提高企业融资的资本金比重(这是设定规则)、调节信贷利率和税率才是根本调节手段。换句话说，政府应尽量避免与企业直接打交道，所有的行为都必须有价格引导，否则就是不教而诛。

　　第三，银行依然是风险控制的主体。银行不可能不清楚本地企业的现实状况，信贷是企业投资的生命线。因此，银行有能力有可能完成对当地投资的有效监控；如果事实不是这样，那只能说明银行的内部控制依然存在较大问题，而企业的投资冲动是其本能，在经济高涨期尤其如此。

　　因此，在长期，铁本事件足以促使我们对国家经济体制的根本发展方向进行更深入的思考。铁本不仅仅是一个企业或一个企业家的悲剧，也应成为上自中央、下到地方政府，乃至金融机构重新确定其行为模式的转折点。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嘏转变的条件在于我们是否有决心进行根本的经济体制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