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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宁
1982年至1986年间，中央每年发布一个“一号文件”，内容都是针对“三农”问题。事隔18年，针对“三农”问题，中央再发一号文件，其施政指向不言而喻。
“三农”问题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所系。
相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家庭联产承包制迅速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农村的生产力。今日“三农”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农地制度和农村社会运行体制的深层积弊。这些，目前还不到深入讨论的时机。就要解决的问题而言，新发布的一号文件不能与原先的5个一号文件作直接的对比，但围绕着“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这一现实难题，新发布的一号文件所强调的财政支农力度前所未有。
尽管如此，我仍不得不说，许多富人包括一部分已经过上小康生活的中产阶层群体，可能仍对一号文件和它背后已相当严峻的“三农”问题，缺乏基本的认知与关注。
农民与市民各有各的生活圈子、生活感受和利益诉求。社会保障的差别构成农民与市民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文化。这种情况下，想让市民群体来普遍地关注农民群体，至少是过于理想化的。至于对市民群体中的富人群体，这样要求似乎更加脱离实际。
然而，我想说的是，“三农”问题绝不只最终表现为农民受穷的问题，也绝不只是政府面临的头号难题，它同样是富人群体的一块心病。农民太穷，物极生变，历史上有的是教训；农业滞后，社会总体经济结构失衡；农村落后，城乡社会结构失衡。以上三条，出现第一条目前还不至于，第二、第三条却已经成为现实。
更重要的是，若“三农”问题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再继续下去，必将导致总体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失衡。而历史上的教训同样反复证明，一旦社会的“基本平衡”被打破，最大利益受损者尽管仍然是农民群体和市民中的弱势群体，但富人群体也绝对不可能独善其身。
事实上，“三农”问题的存在与发展，已经影响到富人群体的生存质量和数量。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最稳定，它要求中产阶层群体成为社会的主流和主要群体。而“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与演进，客观上阻碍着中国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化。
“创造财富增加富人，富人增多，创造财富的人增多，创造的财富也越多。”可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揭示的这个道理，须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才能成为现实，内需(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农民的消费)的多少，就是一个主要的硬约束。
由于9亿农民的内需不足，国内一般消费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消极后果制约着富人创造财富。“内陆”不通可以改走“海域”吗？然而，外贸出口连续的“爆炸性”增长，又总体导致中国出口产品价格“自相残杀”，最终受损的还是企业利益或叫资本的利益。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存在是人格化的，资本利益受损，说到底还是富人的利益受损。当然，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和国家的利益也一样受损。
因此，千万别以为贯彻一号文件只是各级政府的事情，它提出的许多措施，只有通过全社会的通力协作，才可能真正贯彻下去。比如落实“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的六大措施，哪一条都不能缺少了企业经营者(富人)的具体执行……因此，富人的“心病”要除，就必须善待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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