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平、易纲“履新” 两位学者执掌央行关键司局

　　本报记者孙铭

　　北京报道

　　22日上午9：30，谢平准时来到社科院金融所，为研究生讲解货币规则理论的最新进展，一如往常。学生们尚不知道的是，仅仅在两天前，“谢老师”的官方身份已发生重大转变 ：由学术研究型官员——中国人民银行(以下简称央行)研究局局长——转换为决策行政官员金融稳定局局长。

　　同时被任命为央行关键决策行政岗位的学者还有易纲，原为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的他被扶正，担任该司司长。在银监会职能从央行分离后，这个岗位对央行来说举足轻重。同时易纲仍兼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与谢平同时履新的还有戴根有、穆怀朋等多名司局级干部，原货币政策司司长戴根有任征信管理局局长，原货币政策司副司长穆怀朋接替谢平出任研究局局长。另外，人事司、调查统计司、金融市场司、反洗钱局、支付结算司、国际司等部门的负责人都进行了调整。

　　分析人士指出，两位学者出身的官员被委以如此关键重任，应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新政的关键步骤，从中可以折射出央行的新定位和新思路，因而备受瞩目。

　　在这次人事调整中，人民银行行级领导名单没有最终宣布。

　　首任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

　　48岁的谢平被推到了中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关键岗位。

　　按照经济学常识，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央行是金融的心脏，而本届央行最重大核心的使命是化解多年积累下来的金融风险，并在开放环境下求得稳定发展。

　　金融稳定局作为新设部门，2003年9月30日出现在本届央行职责“三定”方案的突出位置也就不难理解。

　　根据央行的“三定”方案，金融稳定局职责新颖复杂，极具挑战性——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协调发展。它要负责研究银行、证券、保险业协调发展问题，以及研究金融业改革发展规划，并要对金融系统风险进行评估；同时也要负责研究实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负责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有关的救助、重组等工作。另外，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管理人民银行与金融风险处置或金融重组有关的资产也是该部门的任务。

　　工作千头万绪，且无先例可循，势必要求金融稳定局的局长要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在对中国金融业的各领域有着深刻理解的同时，又要对金融全局的系统协作有着统一入微的认知。这无疑对首任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提出了极高的意志和智慧的挑战。

　　谢平的求知渴望和自强不息的意志力对于再苛刻的人都难以挑剔。谢平1955年7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1971年初中毕业后，16岁的他离开家乡，远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做过农工，甚至当过掌大勺的司务长，直到6年后才返回温州。动荡岁月虽浪费了他许多时间，但这段知青经历，却磨练了谢平非凡的意志。回到温州后，他在造船厂轮机车间当工人，在业余时间他坚持自学，并颇具眼光地选择业余科技大学学习英语专业。198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如愿以偿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他开始了在人民银行的职业生涯，但仅在总行调查研究室工作了9个月后，他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毕业后重返央行，先后在利率储蓄管理司、政策研究室、非银行金融机构司任职。他在1997年11月曾到人民银行湖南分行任行长，1998年8月回总行后一直担任研究局局长。可以说明谢平在金融研究圈内的学术水平的是——中国经济学术的最高奖之一——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谢在1996年和2000年曾两度获奖。他在2000年度的获奖论文《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提出，中国货币政策无论是在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工具还是传导工具方面都遇到了困难，中国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要面对诸多挑战，显示了谢平对中国金融问题的全面洞察。

　　评论人士指出，谢平面对的最大坚关是：如何在现有诸多体制困扰的情况下，使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领域良性互动，理性共赢，而不是互相转嫁危机，激化矛盾。而最刻不容缓的就是银行和证券市场的悖论问题。早在2000年12月“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世纪论坛”上，谢平就指出：“证券市场的发展降低了金融风险。”但从那时到现在，中国股市上证指数已经从2000余点降低到目前的不足1400点，2002年11月，谢平承认中国直接融资比例由最高10%降低到5%。因此，现在谢平面对的焦点是，如果通过四大国有商业上市，充实资本金，降低银行业风险，却会使证券市场再受重创，而四大商业银行未来的不良资产总额可能进一步增大。

　　解决金融各领域错综复杂的问题，达成良性互动的共赢需要大突破、大智慧和大勇气，谢平适逢其会。熟悉货币政策与财政、证券、汇率政策的协调，应是谢平被选的原因之一，担任非银司司长和湖南分行行长的一把手经验应该是另一原因。做出这一决定，央行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易纲出任货币政策司司长

　　与谢平相同的是，新任货币政策司司长易纲也曾是“知青”，而且两人也都具有博士学位和研究背景，但两人差别在于，谢平是一直扎根国内的“土博士”，而易纲则是地道的美国“洋博士”。

　　在今年的央行“三定”方案中，金融市场局从货币政策司分离出来，货币政策司的职能更加专心——主要以利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和现金政策等货币工具调控中介市场，调动商业银行，影响宏观经济全局。易纲所面对的挑战是，本届货币政策司所面对的经济和金融环境空前复杂：主要商业银行对货币工具更欠敏感；大量的海外热钱流入；随着跨国银行逐渐进入人民币业务，金融系统逐渐开放，人民币货币工具与美元等外币货币工具相互影响日趋紧密。

　　熟悉易纲的一位人士说，易纲的海外留学经历，扎实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功底正可以学以致用。

　　易纲的人生曲线在“老三届”中堪称完美：1958年3月5日出生于北京，高中毕业后到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插队，任知青队长。这段艰苦的知青经历，成为易纲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1977年他考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1980年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从此开始了他在美国十余年的奋斗生涯。在美国，易纲如饥似渴地汲取了发达市场经济中各种流派的经济金融理论。他在哈姆林大学学习两年后，获该校管理学学士学位，此后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系学习，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6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毕业后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凭着过硬的学术成绩，于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

　　本可以在美国潜心研究金融理论的易纲却选择了回国。1993年他与林毅夫、张维迎、海闻等发起并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出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易纲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将金融理论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为他以后出任货币政策司司长打下了深厚基础。1991年他提出货币化的理论模型，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1992年他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于次年发表了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研究成果；1994年论述了金融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1995年调研了人民银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1996对中国金融资产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讨论了发展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和策略。1997年起他开始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后任秘书长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

　　业界人士分析，金融日见开放下的货币系统政策将是易纲面对的坚硬挑战。2002年4月，易纲曾在一次论坛上，以《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为题发表演讲，可作为他的新思路参考，他说：“在(未来)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取向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人民币仍不能自由开放，(需要)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改进汇率制度，协调好本外币政策。但是，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是国际趋势，在实现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之前，我们要进行汇率制度改革，以减少其对我们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的冲击……”

　　易纲的大思路显然相当清晰，是否知易行难关键看其协调和沟通能力。熟悉易纲的人士评价说，易纲为人随和，不事张扬，处事严谨负责，言谈逻辑严密。

　　周小川式央行与美联储的味道

　　在谢平和易纲新任命的同时，央行多个部门进行了人事调整，央行周小川内阁的基本框架已成。

　　接替谢平出任研究局局长的是穆怀朋，此前他是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同样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货币政策司原司长戴根有出任新设立的征信管理局局长。征信管理局负责承办信贷征信管理工作，以及拟订信贷征信业发展规划、管理办法和有关风险评价准则。观察人士分析，由深谙货币政策的老将戴根有出任征信管理局局长，反映了央行对该局的重视。

　　这次新设立的反洗钱工作局是在原央行保卫局的基础上强化的部门，该局负责承办组织协调原由公安部承担的国家反洗钱工作，研究和拟订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划和政策，以及汇总和跟踪分析各部门提供的人民币、外币等可疑支付交易信息。反洗钱工作局局长由原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凌涛出任。凌涛由于在反洗钱工作的前沿——上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分析人士认为，他将把中国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反洗钱工作推向一个高潮。

　　金融市场司也是新设部门，主要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银行间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金融市场司司长由曾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张晓惠出任，她也有在货币政策司工作的经历。

　　这次涉及调整的部门还有人事司、调查统计司、支付科技司和国际司。学者型人才出任关键部门的领导显然是这次央行人事调整的一大特色。周小川成功地将自己身上的学者味道变成了整个央行的气质特征，而在业界评价周小川的语言风格越来越像格林斯潘的同时，央行由这次人事变动也更像美联署了。

　　随着银监会的成立，央行的金融监管的职能被分拆出去，央行强化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但是，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水平，成为摆在央行面前的一道难题。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货币信贷快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发展迅猛，中国面临着新的经济过热的危险，但是如何对症下药，央行却左右为难。央行担心，如果采取了严厉措施，恐怕会扼杀新一轮快速增长的经济周期，重新陷入通货紧缩的泥潭，但面对快速增长的货币信贷，央行又不能坐视不管。自今年6月份以来，央行接连出手，发布了针对房地产泡沫的121号文件，出台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但是由于传导机制本身——尤其商业银行为图谋上市而大肆放贷——存在严重缺陷，央行货币工具出现失效阴影，并面临着空前的压力，121号文件遭遇很大阻力，上调准备金率又导致债市大幅下挫，市场信心低迷。央行的货币政策似乎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学者分析：对于解决传导机制，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必须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根本体制改革，但那非一日之功，远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如何越过某些中间困扰，对经济基层、市场主体产生直接影响，亦成为必须和无奈之举，而易纲和谢平都是在市场上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也让央行在需要影响经济基本面的时候，周小川比格林斯潘拥有更多的演讲人选择。

　　对于央行学者化的猜想，20日在人民银行分支行长座谈会上，周小川的正式语言是：“要尽快建立一支学习型、研究型、专家型、务实型和开拓型的干部人才队伍，汇聚起一大批懂理论、懂业务、懂管理、具有宏观分析能力的一流专家，为全面做好新形势下的中央银行工作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