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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丰
9月15日，发行总量为240亿元(其中基本承销额为66.5亿元，竞争性招标额为173.5亿元)的2003年记账式(八期)国债在证交所市场部分流标，50家承销团成员的实际投标总额仅为97.3亿元，占竞争性招标额的56%，发行价格达到招标下限98元，票面利率为3.26%。
就在同一天，交易所国债市场全线放量下行，上证国债指数跌幅达到0.23%，创单日最大跌幅纪录，各券收益率曲线继续快速上移。
与债券市场情况类似，央行票据票面利率亦保持上升之势。另需一提的是，9月23日央行还将发售400亿元央行票据，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也将于9月21日正式调高。
这一切，无论是作为结果，抑或是一定现象之破解之道，无不指向近来热议并客观存在的焦点所在———人民币升值压力及预期。
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全年预计将发行等价770亿美元的国债才能满足预算需要。以此而论，近期债券市场收益率的“异动”，将使该政策的执行背负额外的成本。
更有甚者，境内货币市场实际利率的上扬，或将诱导境外游资的套利行为更为猖獗，并由此进一步陷入财政、货币政策的两难境地。
再看央行方面。随着银监会的分立，央行货币政策制定、执行的独立性必将与日俱增。而从近期实践情况来看，中国人民银行针对货币投放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其可圈可点之处不容抹杀。
8月26日，央行在公布准备金率政策后的第一个公开市场操作日发行100亿元央行票据，同时以固定利率方式进行600亿元逆回购公开市场操作，其“对冲”意图显露无疑。
然而，诚如本文开始引述的事例所表明，在市场前期表现的示范效应以及普遍存在的心理预期的双重作用下，近似“恐慌性”的“资金短缺症”及“高息苛求心理”并未有效缓解。
由此，因升值压力而形成的回笼外汇—回笼本币—投放资金的循环圈，亦对央行近期的货币政策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而从实体经济角度来看，CPI(消费价格指数)的低位运行，事实上已经基本排除基准利率上调的可能，因此，当前货币市场利率的走高，更可认为存在进行调控的空间。
这样，问题就集中为，如何调控、如何实行复杂局面下的政策组合，以及如何摆放市场与行政手段的关系。
就在日前举行的由财政部有关部门召集的记账式(八期)国债承购包销团成员座谈会上，50家成员单位纷纷呼吁，财政部应与央行、证监会积极沟通、协调。
这是市场的呼声，更是保证中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的题中应有之义。
相比全球经济的起伏不定，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期内始终保持令人称道的高增长率，其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即为保持经济环境的基本稳定、平稳转换。为此，在人民币升值压力未见消除的一定时期内，同时保持汇率、利率的基本稳定，应该同时进入决策层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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