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考验宏观政策

　　在我国及上海经济处于快速健康向上发展的当口，“非典”向我们发出了挑战。这场挑战相当严峻，也相当棘手。因为现有的管理体制，现有的宏观政策，绝大部分都是“典型经济”时期的产物。“非典型经济”时期，宏观政策如何应对？在上海证大研究所日前举行的研讨会上，一些经济专家的观点，或许可以给人以启迪。

　　是危机但也是机遇

　　华民(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非典”的爆发在考验着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何应对？但它同时也是推进国民经济创新体系建设的大好机遇。国家应该趁这个机会，把大量资金投入到生物生命科学的研究中，国家创新体系应该前端介入。生物生命科学风险大，民间资金不愿意投入，必须由政府组织力量攻关。

　　整个国民经济的信息化步伐或许会因此大大提速。现在因为担心“非典”病源的传播，生产交易大量减少，现金交易明显减少。我们可以利用现在的机会大搞电子商务、银行卡的交易，金融创新正好是机会。上海完全可以“逆来顺受”，化危机为机遇。

　　构筑大安全体系

　　石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过去的“国家安全”概念太窄，只是针对敌对势力，现在我们面对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多，“非典”就是一个信号。因此要构筑一个大的安全体系，重视安全链的管理。

　　安全链可以细化成几条。一是地区链。二是产业链，这是整个物流系统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价值怎么随物流体系的延展而增长，而没有看到当产生不安全因素时发生的危机。如果价值链中有一环出现问题，整个链条就可能崩溃。三是信息安全问题，我们还没有一套长效的公共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四是企业危机管理。国家有《卫生防疫法》，就可以依法对疑似病人接触对象进行隔离、生活观察，由此我们想到，如果有一个特别时期的法律，许多事情就好办。例如，国家应对特别保险体制立法，由政府支撑特别保险体系，保证保险公司尽早进入，以解除社会各行业的职业危机。国家安全应是大安全，企业危机管理也应纳入其中。

　　妥善处理“合理违约”

　　张继康(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从全社会角度看，“非典”会引发“合理违约”的问题。例如，建筑工地上因为有部分建筑工人感染“非典”，建设进度受到影响，不能如期交房，房产商就会对购房者产生违约。

　　政府是有限能量政府，在特殊时期需要全社会资源配合协调。当发生一些企业生产停滞、合同不能正常履行的情况，政府需要妥善处理，甚至寻求国际协调，这有助于增强政府的能量。我们应该看到，事态如果控制不住的话，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就会停滞，那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政府一定要处理好全局的流动性和局部的流动性问题，确保必要的流动。妥善处理“合理违约”正是为了确保必要的流动。

　　外贸体制必须改革

　　朱钟棣(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受“非典”影响，投资者信心和消费信心肯定不足，外贸这驾马车应弥补另外两驾马车的损失。

　　广交会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这次只成交30多亿元，与过去相差很大。20世纪50年代开广交会是有时代背景的，当时是为打破美国的封锁。现在全国性的交易会有8个，外贸公司依靠赶会做生意，没有自己的出口渠道，粗放式的、在国内做的外贸，导致利润很薄。比如茶叶，出口价格指数英国是2，中国只有零点几。因此外贸体制要好好地改改，迫切需要建立出口渠道，变坐商为行商，打出品牌，提升价格。真正让外贸马车拉动经济的发展，需要的不是量的扩大，而是质的提高。

　　投资必须讲究效率

　　张晖明(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

　　“非典”考验我们每个人的责任。上海处理“非典”，进去、出来的都有人“看管”，这就是责任，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对整个社会负责。

　　责任不仅限于此。像现在有关“非典”的研究过于分散，很多机构都在攻关，这就造成重复劳动，投资过于分散就没有效率，就不经济，就不是对社会负责。当然，是不是在同一层面上的重复劳动，我没有调查过，但许多科研机构因此申请拨款容易多了却是事实。我们财力有限，所以必须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政府要借这次“非典”来调整宏观政策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