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流行中的市场失灵

　　包月阳

　　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人们的各种经济活动，使主观上的自私行为最终总能达到增进社会总福利的目的——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按照这一原理，政府对自由竞争的任何干预几乎都是有害的。

　　然而，看不见的手也有照顾不到的时候。当市场带来的不是社会总福利的增加，而是种种缺乏效率的现象——诸如垄断、环境污染、劣质商品和服务等等时，亚当·斯密笔下田园诗一般美好的假想就被破坏了。这种情况，经济学家称为“市场失灵”。

　　非典型肺炎流行之中，我们看到了典型的市场失灵。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商品价格的不正常上涨。以北京为例，起初是与治疗非典有关的药品和医疗品械、用品的价格迅速上涨，人们熟知的有中草药板蓝根、医用口罩、消毒剂、体温表等，后来，4月23日、24日，是以蔬菜、粮食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大幅度涨价。

　　应该说，涨价有正常成分：由于人们对部分非典关联商品的需求增加，供求关系在短时间内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少商品从供过于求变为供不应求。而且，在商家加紧调货的过程中，进货成本有一定增加是可能的。然而，从稍长时段看，这些商品的大幅度涨价不正常因素更多。因为就全国看，大多数商品(包括中草药)供过于求，这种供求关系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一些药品、蔬菜价格的成倍甚至成十几倍上涨缺乏内在理由。

　　为什么这些商品的价格能够扶摇直上，达到平时人们想都想不到的高位？

　　原因之一是在最近一段时间，由于这部分商品需求的骤然增加，使供应商成为一种市场势力。所谓市场势力就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市场的力量。在追逐暴利的本能左右下，多数供应商达成某种默契，共同抬高价格。你嫌贵不买，还有人争着要买。

　　原因之二是信息不完全，或者说信息不对称。俗话说：北京到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消费者再善于砍价，最后还是会给商家留下可观的利润空间。但在持续多年的买方市场条件下，这种信息不对称被商家之间的充分竞争甚至过度竞争消弭了。非典流行之后，各种谣言在民间流传，在相当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信息传播。尤其是在4月下旬的头几天，有关北京要封城、要戒严之类的谣言满天飞，加剧了人们原本就有的恐慌心理，从而出现波及全市的抢购风潮。一些卖菜的小贩有意趁火打劫，言之凿凿地称“明天就没地儿进菜了”，使这种信息的扭曲、失真达到空前高度。

　　市场失灵的另一个表现是以伪劣商品冒充合格商品。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一些奸商以碎布条塞进纱布中冒充十六层纱布口罩，也有一些人在药材市场买到假的中草药。与商品涨价类似，商家以假乱真和以次充好的主要原因也是信息不对称。如果说对口罩这类简单的医疗用具人们还有可能在使用中发现质量问题的话，普通消费者几乎没有能力辨别药材之类商品的真伪和好坏。如果商家有意欺骗，而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又没有提供质量监督的公共服务，消费者将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市场失灵的第三个表现是商家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时没有考虑其负的“外部性”。负的外部性的典型例子是工厂造成环境污染。污染对于工厂来说是其产生的负面的外部影响，对于这种外部影响工厂一般不支付成本或不支付足够的成本，因此在经济学上叫外部性，通俗地说，就是不好的溢出效应。非典疫情中，商家的经营活动如果客观上加剧了非典流行，对社会来说就是一种负的外部性。前两天有报道说，北京市朝阳区的两家大型网吧在营业时，竟不采取任何预防“非典”的措施——不消毒、不开窗通风还拉上厚窗帘，这两家网吧因此被有关部门查封。显然，如果任这两家网吧不负责任地营业，在这里上网的人很可能在网吧传染他人或被他人传染，并在走出网吧后成为传染其他人的种子——这也是一种负的外部性。政府查封这两家网吧，正是惩罚和遏制其可能带来的负的外部性。

　　市场失灵意味着看不见的手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了。这时，看得见的手就要出面矫正市场失灵，这就是政府调控和管制。我们看到，非典疫情加重以后，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堪称及时、有力，效果显著。

　　首先是价格管制。如广东省，经省人民政府授权，广东省物价局从27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对属于市场调节价的防治非典型肺炎的部分医药用品及相关商品实行价格干预措施，规定这些商品的销售利润率、购批差率、批零差率和最高限价范围等，相关生产经营者必须严格执行各级物价部门的有关规定。

　　在各种管制措施中，直接的价格管制是刚性较强的行政干预措施，在非典疫情暴发这样的非常时期是完全应该使用的，但在轻度的市场失灵中则不宜使用，至少不宜较长期、大面积使用。因为它对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有较大的损害作用。

　　第二种矫正措施是组织货源增加供应。这是一种对市场势力釜底抽薪的做法，这种做法不仅能迅速平抑市场，而且没有负作用。如北京市23日出现抢购风和物价暴涨后，在市委市政府的调度安排下，流通主渠道积极组织货源，保障北京蔬菜、粮食市场的正常供应，市场价格很快应声下落。另据报道，商务部已经采取五项措施，确保基本生活物资和防治非典型肺炎重要物资的市场供应。商务部负责人还宣布，商务部手中握有数十种与非典有关的物资储备，且数量充足。这必将对全国的相关商品价格产生良性影响。

　　第三种矫正措施是通过官方新闻发布会及新闻媒体的报道澄清事实，消除谣言，这正是改变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状况的重要手段。谣言一除，消费者的恐慌心理大大减弱，市场势力有意无意控制信息利用信息的企图不攻自破。从这个角度说，及时、准确地向公众通报非典信息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深具经济意义。当然，政府有关部门帮助消费者鉴别商品真伪和质量的工作还需跟上。

　　第四种措施是强制交通工具、公众聚集的营业性场所采取消毒、通风等措施，尽可能消除加剧非典流行的因素。前述北京市朝阳区对两家网吧的查封，以及后来北京市作出的从26日起暂停全市文化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决定，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遏制和消除这类经营活动给全社会可能带来的负的外部性。当然，这种严厉的管制措施对商家来说损失是极大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采用。但当企业个体的经济效益与全社会的福利相比微不足道时，政府也别无选择。

　　总之，非典流行客观上产生了市场失灵的诸多机会，从而也给政府恰当运用管制措施矫正市场失灵铺开了一份考卷，从全国范围说，这是中国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第一份此类考卷。前几道题各级政府应答得当，但更多的考验还在后面。最大的难点在于，如何既有效地医治了市场失灵，又不致伤害市场机制的筋骨——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管制决不等同于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