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险峰／文

　　“中国出口强劲增长是导致全球通货紧缩压力加剧的因素之一。”史蒂芬·罗奇因为在一份分析报告中做出这样的暗示上周遭到中国经济专家们的口诛笔伐。

　　在这份引起轩然大波的报告中，这位一向看好中国经济的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说，中国出口商品颇具竞争力的价格及制作工艺的改进，是引发通货紧缩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目前工业化国家需求不断疲软的情况下。为此，他提醒中国领导人“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应将美国经济可能再度陷入衰退、欧洲及日本经济疲软等因素考虑在内”。

　　经济学家当然也是屁股决定脑袋，更何况罗奇在摩根斯坦利的身份。中国经济界泰斗们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对世界贡献多多而不是通缩的罪魁祸首同样是立场和利益决定的，罗奇的一家之言让大家表现出如此旺盛的肝火好像也有点过分。政策是否有必要调整，是否应该“更具有全球眼光”，罗奇没有决定权，我们对此或者从善如流，或者当成一种提醒，如此大动干戈，殊无必要。

　　随着中国全面进入世界经济，在中国发展的同时多看看别人在忙些什么，承担更多责任，这一点是没错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果只看到自己眼前一点利益，最后可能损的时候无助，荣的时候又缺少了机会。

　　罗奇为中国庞大的制造能力开出的另一个药方是多在内需上做文章，对此中外争执不多。中国国内高增长情况下的通缩危险很大原因在于内需不振，而来自中国国家统计部门的看法是内需不振的原因相当大程度上是城乡壁垒造成的。

　　上周，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北京和上海分别推出户籍政策的改革：北京允许在周边城镇有稳定收入和住所的本市农业户口人员办理城镇户口；上海则称本市所有农村户口的子女在上户口时可以在城镇或农村户口间自由选择。在户口还是大问题的情况下，这些政策对于刺激投资和消费，虽然很难说有直接功效，但至少让人看到了城乡壁垒逐渐消解的希望。

　　每一次户籍政策的风吹草动都会被称为“坚冰的打破”，其实更多进展并非依赖政策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实行了8年的上海“蓝印户口”政策不过使4.2万人成为“新上海人”，对于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来说这个数字可以忽略不计(郑州实行一年户籍开放政策就使10万人成为郑州市民)。上海在此8年间的变化显然也不是这4.2万人努力的结果。

　　中国城乡壁垒建设于50年代中期，目的根本在于城市无法满足人口大量涌入造成的就业压力。这与60年代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目的是舒缓城市就业压力一样，政策起因并非是政府的心血来潮，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已经存在的市场正在将这个壁垒去除，看似政策甚至是政治性很强的东西，可以用经济规律来完成。中国近年来事实上的人员流动基本上是在市场框架下完成的，这里有多少人是因为政策原因？

　　市场带来的也并非全是好消息。上周轰轰烈烈的中国电信上市运动路演失败，是重新定股定价还是由国务院特批以低于净资产价格发股，尚未定论。除了全球电信市场的不景气之外，中国电信一向自恃为利器的“垄断”也是市场不认可的原因。也就在中国电信路演失败的同时，信息产业部上周发布“红头文件”，下今将国际来电结算价由2美分／分钟提高到17美分／分钟，导致连接中国的国际电讯市场陷入混乱。垄断政策的不确定性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中国电信成为一只有价值的股票，它的投资价值会不会同样因为一个政策而烟消云散？这些正是投资者们的疑虑所在。

　　是中国电信不尊重市场在先，所以有市场惩罚在后。但是既然已不能脱离开市场而存在，中国电信上市融资做自己的大事只是早晚的事。在市场中一切皆有可能，不可能的是三峡。2002年10月31日，最后一个三峡游轮停航，从90年代初开始的“告别三峡”终于无别可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