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
长期以来,富人在中国公众中的形象欠佳。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解放以前的富人大多被视为“为富不仁”的剥削者,此种观念,潜移默化地仍然在发挥作用;二是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富阶层,由于其形成的时间尚短(大多是90年代以后形成的),其自身素质有待提高,也还需要公众有一个熟悉的过程。作为社会角色中的“陌生人” (stranger),受到某种非议倒也情有可原。
对于富豪的评价,涉及到了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即关于财产、财富在社会不同阶层的分配问题。如果财产的不平等和差异是不可避免的,那什么样的社会分层才是公众可以接受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最为一般的回答是:要让那些具有相应水平的人,到相应水平的社会分层位置上去。比如,你成为大企业主、富豪,确实因为你有本事,不是因为你爸爸有权力,或是你有特殊关系,所以,你成功了。这样的分层位置,大家是能够接受的。如果不是凭你的本事,那么,大家就会对你不满意。人们希望素质高的人在较高的位置上,你素质不高、本事不大,在较低位置上也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人们看见富人时,提出的疑问往往是,你那么富有,是靠自己的本事吗?当然,老资本家将财产传给儿子,这显然不是根据本事大小来分配财产的,所以,多数现代化国家对于遗产往往课以重税。倘若财富是靠贪污腐败、走私贩毒、违法犯罪得来的,那么,公众就会产生极大的不公平感。
关于致富途径,涉及到了影响人们经济收入因素的分析。人们一般认为,在守法的前提下,如果一个富人是靠个人“自身努力”因素而获得的财富,那么,这种致富是合理的,反之则是不合理的。笔者前一段通过一项量化分析研究证明,改革20余年来,在影响人们经济成功的因素中,个人“自身努力”因素的作用在逐步增加,先天因素有所减少。笔者以为这是一种重大的社会进步。当然,该数据也证明,迄今为止,在决定经济收入的总体因素中,还是先天的因素起的作用稍大一些。这就是告诉新富阶层,有你自己努力的因素,但是,富起来也没有什么可以太自豪的,因为,在中国,先天的因素还是起了更多一些的作用。在这项研究中,所谓先天因素是指:年龄、性别、户口、居住地、单位类型等。
对富翁层的分析,社会学还使用一种“精英理论”。精英是社会上非常强的一些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个基本的精英集团:第一是政治精英集团,第二是经济精英集团,第三是技术精英集团。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缺点是,政治精英集团太大,经济精英集团基本消失了,技术精英集团虽然一直维持着,但是在1957年以后也受到了很大打击。政治精英集团过度扩张,不仅是在人数上而且是在渠道上。在“文革”中把高考也取消了,人们的地位上升只有政治渠道了。那时,天天搞阶级斗争,就是政治精英集团在斗争。一个社会绝对需要一个政治精英集团,需要一个大脑,来指挥这个社会。但是,任何社会都不需要太大的政治精英集团,政治斗争太多了,社会没法发展。按常规运作的社会只需要一个很小的政治精英集团,但是需要一个庞大的经济精英集团,因为它可以创造财富。1956年我们搞社会主义改造,把原来的企业家换掉了,企业靠政治干部管理,外行领导内行,但全是外行领导,没有经济精英集团,经济搞不上去。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实际上在培育经济精英集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该仇视富人集团。当然,富人集团必须是高素质的,若是靠先天因素获得企业的,那他就不应该进入这个集团。反过来,若是像比尔·盖茨这种人,确实有很强经济运作能力的人,我们的社会还大大缺少这种人。
笔者历来主张,在中国扩大企业家队伍,缩小政治干部队伍。90年代以来,政府精简机构,迫使一部分干部下海,就是扩大企业家队伍的重要措施。一个社会如果有一个庞大的经济精英集团,多几个李嘉诚这样的人,不是什么坏事情。精英理论有一个概念叫做“精英循环”。精英也是人,总要生老病死的。然而,人们常常有这样一种倾向,总希望把财产或权力控制在自己或家族手里。老资本家总想把企业传给自己儿子。但是,精英并不能保证自己的儿子一定是精英。研究证明,家族代系之间,智商并没有必然的遗传因素,个人本领和成功也没有必然的遗传因素。巨富阶层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其后代不一定是精英。大富翁的孩子反倒常常是纨绔子弟,而贫寒家子弟成功者却屡见不鲜。所以,精英理论就提出,精英应该循环,社会应该有一个制度体系,把不具备精英素质的人淘汰,让具备精英素质的人脱颖而出。所以,富人集团不是坏事情,关键是应该有淘汰机制,让有本事的人上来、没本事的人下去。如果是实现了精英循环的富人机制,这是公众比较容易接受的。-(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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