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共产党宣言》

　　2001年9月7日，本报对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尝试小额贷款扶贫进行了报道《谁妨碍了我们致富》。1993年，茅于轼在山西临县龙水头村用小额贷款的方式使农民脱贫致富。9年实践证明，这一尝试是成功的。去年10月，茅于轼将这种方式引进临近两个村：湍水头村和小寨村。总共20万元资金，能帮助农民解决教育、医疗、生产急需，也能使他们程度不同、时间不一地脱贫，但难以致富。茅于轼认为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失去土地的农民，致富的根本出路在城市，城市是解放和吸纳农村劳动力的惟一平台。

　　2002年3月18日，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举行开学典礼。茅于轼面对22名来自河北、山西、湖南农村、乡镇的家政从业者说：“这是你们进入城市的第一步……”“富平”学校是茅于轼继小额贷款扶贫后的又一扶贫新举措。

　　-“富平”为她们进入城市铺就了一块跳板

　　“富平”之意取谐音扶贫。办学范围：家政服务员。资金来源：股份制，茅于轼占四分之一股份。

　　“富平”学校免费入学。家政班学员初中毕业，家教班幼师毕业。就业后，家政班工资500元、家教班800元。学员在“富平”学习一个月，一个月即一学期。一学期280学时，课程安排从早6时至晚9时。学校现有教师15人，多为兼职。学员就业后，分两个月还清学费。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出版的《初级技能》、《中级技能》、《基础知识》是学员学习课本。学校课程设置：职业道德、法律常识、心理激励、幼儿保育、家居清洁、家电使用、家庭礼仪、洗涤烫衣、安全知识、卫生知识、普通话训练、北京交通、超市采购记账、烹饪、养花、英语、计算机和军训。校长索桂芝强调军训旨在立规矩。烹饪课有硬性规定，学会炒30个热菜、10个凉菜、10个面点、简单西餐和煲汤。课程之外，相关内容也属学习范围。如到邮局学习填单寄款、银行填单存款、医院挂号取药等。

　　教室墙壁上有茅于轼的笔迹：自信自尊自律自强。

　　黑板上是学员自己的板书：到底有什么是真正无法负荷、无法忍受的？事情过后，我们会不好意思地发现实在没有什么。接着再提醒自己不要被过去或未来压弯，困难不可能一次集中起来击垮人，既然我们怀着梦想而来，我们应该好好处理的只有现在。

　　22名学员头像前有盏灯，22个人和灯组成一个心型，这是索校长的创意，意在每人心里点起一盏灯。索校长讲“职业心态”课。某晚八时，索桂芝把灯关了，教室里一片黑暗，索问：“怎么才能让教室里亮起来？”一片声音：“开灯”。索桂芝以灯喻理：“黑暗时，不能耍小性子，一走了之，要想办法，让你周围重新亮起来。比如……”。“索老师，什么时候还上黑灯的课？”学员最渴望索桂芝给她们讲怎样处理种种“黑暗”。

　　索桂芝强调：“所有课程中最重要的课是‘心理激励’。出问题最多的是学员心理不能承受‘黑暗’。十几年生活在相对封闭地区的她们，进城后，稍遇坎坷，选择非常简单，要么走要么留，留下的她疙瘩解不开，回家的她继续受穷，两种结果违背‘富平’，尤其违背茅老初衷。”因此，索桂芝下功夫最大的是心理课。她自己讲，也要求任课老师教授技能的同时“捎带手激励学员”。教授幼儿保育的老师讲她对服务的理解“人人都是服务员，索校长为你们服务，你们为雇主服务，我为婴幼儿服务，因为服务得好，才给你们讲课。每个人都有服务对象，只是分工不同。”

　　索桂芝承认一个月的培训不可能改变学员十几年的生活习惯，但为她们进入城市铺就了一块跳板或是发了通行证。

　　-“经过三个步骤，生产能力比在家乡翻了几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有了”

　　茅于轼将“富平”看成思想扶贫的摇篮。山西韩晓丽致信茅于轼“我进城后一定不怕脏不怕累……”茅于轼回信纠正：“城市的活儿不会太脏太累，你到雇主家后，最主要的是责任心、爱心、细心、耐心。”按索桂芝经验“对雇主而言，安全是第一位的。”因此，“富平”招生第一条件：背景清晰。

　　记者问山西学员“能按照学校规定还学费吗？”回答是肯定的，话深含感激“茅爷爷叫我们出来学本事，怎么能不还茅爷爷的钱呢？茅爷爷教我们守信用。”茅于轼因在山西临县试行小额贷款，知名度甚高，被当地誉为“帮助穷人的大善人”。某学员很羞涩地低声表达她进城的感受“幸福来了”，记者请她解释此话，答：“茅爷爷说我一年能挣六七千元钱，我们家去年才收入一两千元钱。他还接我们。”3月16日，山西学员晨6点火车进京，74岁的茅于轼候在站台，他的出现令所有相关人员感动。

　　索桂芝介绍，对城市既向往又恐惧是偏僻地区孩子的普遍心态。山西学员因为相信茅于轼才敢走出来。敢于走出来的她们也是由书记或县长护送进京。从山西、河北张家口走出来的学员多为糊口和赚钱养家，湖南学员多是“想看看首都、长本事”。文化程度较高的湖南学员对“保姆”一词敏感反感。毕业于“湖南桃源师范学校”的常德人刘玉梅的理想是：“看看北京的幼儿园什么样，回去后也办个幼儿园。”一进“富平”，刘即与三个同乡同学商量决定“不教一个孩子而教一群孩子。”记者采访时看到，刘玉梅等4人的意愿已因北京某幼儿园的“预定”而实现。来自湖南慈利的学员说：“最怕和雇主搞不好关系。”这份担心，所有学员视为“黑暗”中的第一位。

　　4月18日毕业式上，茅于轼讲话：“今天是你们变化的第一步，调整心态是最重要的。想不开的事情，难以解决的问题找学校，找我……一定要讲信用，如果不讲信用的话，像你们一样的姐妹就不能来‘富平’了。不要辜负学校对你们的期望。”该日，22名学员全部上岗。

　　人笑茅于轼“大经济学家办保姆学校”，对此笑谈，茅于轼不以为然。“她们勇敢地走出来、接受培训、找到工作，经过三个步骤，生产能力比在家乡翻了几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有了，多好的事，希望更多的人帮助农民翻番才好。”

　　-“中国农民不脱贫，中国人怎么能共同走向富裕？”

　　茅于轼1966年至1978年在山西大同辖属农村劳动改造。12年劳动实践，孕育了一本书的诞生《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该书要点：资源在各行业中的边际产出相等时使资源得到最佳利用。1993年在山西试行的小额贷款，今年办富平学校既是茅于轼思想理论的实践，也有对12年耽搁之痛的心理补偿。辩证地看12年，茅于轼失去的是干事情的机会，得到的是对“三农”从理论到实践的认识及对穷人感情的培育。曾有广东商人因受他之恩送他1万元，茅于轼回绝“不需要。如果你愿意的话，请把这钱给山西龙水头基金会，比给我有用。”他每周给龙水头管理基金的雒玉鳌老师写一封信。信中教育纳税、诚信、平等、账务公开、戒骄戒躁……5月，山东枣庄请茅于轼到本地讲小额贷款，他们亦想采用此法使农民脱贫。茅于轼寄希望更多的人用有效的方法帮助更多的农民脱贫和进城。“两个半农民养活一个城市人，中国农民不脱贫，中国人怎么能共同走向富裕？！”茅于轼用他的扶贫举措实践其信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3月23日，茅于轼带22名身穿“富平”校服的孩子参观天安门。广场上，他对她们讲平等。平等是理想，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不平等。比如富裕国家没有保姆，有贫富差距的国家才有保姆，这是大的不平等，你们要学会在小的不平等中平衡自己的心态，等你们赚了钱，把家里人接出来做事，他们也会跟你们一样。你们要在北京多学本事，服务员不做了，还可以从事别的工作。”茅于轼对“富平”希望“摆脱贫困，开拓新的人生”。

　　“富平”，这一草根组织的诞生，基于茅于轼的社会责任感、知名度、公信力和人格力量。草根命运将会如何？茅于轼估算“一年内达到收支平衡就不错了”。“希望赢利。只有赢利才能办下去。”茅于轼认定“富平”方向百分之百正确，而且在北京家政市场迈出了比较正规的一步。“如果失败了，只能说明我没能力，绝不是路子走错了，失败经验如果能为继任者汲取也是值得的。”茅于轼不排除草根周围暗流环涌致使夭折的可能性。

　　操作学校一切具体事务，更为学校图谋发展的索桂芝实话实说：大经济学家更多的是从社会效益即扶贫和解放生产力角度办“富平”，效益扶贫是“富平”理想，但社会效益如果没有经济效益保障，最终两个效益都会失去，这就是理想与现实。

　　-“产业工人、全程管理、组织行为”的开发形式才能促进此行业就业稳定”

　　据反馈，第一期22名上岗学员中已发现有跳槽者，原因是嫌雇主200多平方米的住房让她不能承受“屋多累主”之重。还有南方学员不习惯北方气候和生活而回原籍。学过幼师的学员因在雇主家从事家务而违背了她仅带小孩的意愿而放弃……索桂芝实事求是：“我一个月培训出来的仅是‘半成品’，成品还需雇主加工。”学校对学员进行的是上岗教育，到雇主家后，雇主对服务员进行的是岗上教育。”

　　索桂芝在广州从事两年家政服务公司管理。涉足市场经济较早的广州，家政业管理较其它城市规范。香港管理数十万“菲佣”的经验是广州最重要的借鉴。广州家政服务业宣传理念“天下事，我们做家务事”。他们将家政事业视为“全程企业化管理”，称家政服务员为“家庭助理”。“全程企业化管理”职能之一，公司设有督导员，每个月上门督导两次：检查服务工作、听取雇主意见，解决服务纠纷。意义：稳定员工、稳定雇主。

　　做家务事是否不经过培训也能上岗，索桂芝否认。她举例现实：欲从事家政服务工作的人一下火车直奔中介公司。中介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家政服务为导向的家政公司。实际上，服务员上岗时，中介公司的任务便已结束。于是产生文盲、不识钟表、不会说普通话的她们进入雇主家后，做出种种违背常识的举动——电饭煲放在煤气灶上，把孩子放在洗衣机里洗等。素质的先天不足，后天再缺乏补课，其结果导致对服务员、雇主的双方损害。

　　没受过技能培训和心理培训的服务员，其文化程度与乡村视野决定了她的素质。她们首先没将自己与雇主确立在契约关系上，摆不正权利和义务关系，缺乏控制内心欲望的自制力，往往要求雇主把自己当家里人对待，并不要求自己以家里人的立场理解雇主，缺乏为雇主着想的心态。种种不满足常常转化为消极怠工或攻击性行为。雇主不满意，也是无奈，中介公司的性质决定了没有解决供需间这种矛盾的义务。

　　雇主一方存在两个极端，一是以救世主心态视服务员如“奴仆”，将服务员私有化。一是讨好保姆，降低基本要求，适应她的消极行为，以换取其做工长久。正确的定位，供需双方应是组织关系。雇主要改变用钱买服务的理念，服务员进家门，双方都要再教育。

　　索桂芝说家政业名声不佳是因为从业双方急功近利损害并阻碍了此行业的发展壮大。人们长期将保姆、钟点工等当成“自由职业者”。经营者多从“利”的角度考虑诸事，极少从社会价值高度认识经营的意义，致使从业者上岗前未受到有效的职业技能和心态素养的专业训练，进入家庭后又缺乏社会机制的管理和调控，因而造成稳定性差、服务心态差、技能差，并极易引发安全隐患。矛盾产生后，雇主和保姆间的自发协调往往非理性、功利性。人性的没有组织介入的管理和调控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体现保姆作为“人”的社会存在需求。

　　从社会学角度讲，家政公司、客户、家政服务员共同的目标是“三赢”：公司发展、客户得以排忧解难、服务员赚钱。只有具备“产业工人、全程管理、组织行为”的开发形式才能解决人们“归属于社会”的内在需求，促进此行业就业稳定。

　　国外成功的产业经营经验是家政公司与雇主建立服务关系(而非家政公司只作中介)，将家政服务从业者纳入“组织”管辖，而非由雇主自发管理。上岗前对从业者进行针对性的素质培训，尤其强化从业者心理，将自己身份定位在“产业服务工人”上。上岗后除受雇主管理外将由家政公司进行全程管理、监督和协调，同时引入保险机制以消除安全隐患。“菲佣”能成功遍布世界，是因菲律宾政府将此行业产业化、规范化。

　　随社会发展，“家务劳动社会化”会在都市中出现巨大的规模性需求。据劳动部信息：全国城市社区服务岗位空缺达1100万个，如不能建立“产、供、销服务一条龙”的服务产业模式，便不能适应城市化发展趋势。“一切好的管理源于团队共同的努力”。索桂芝寄希望更多的“富平”崛起。

　　-文/本报记者李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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