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4-128:04:59社评

　　 当经济学家茅于轼走出书斋，以创办人的身份出现在北京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开学典礼上时，他从人 们通常认为的政策建议者，成为了一个身体力行者。这种颇具试验意义的举动与他8年前在山西临县的扶贫基金会一脉相承， 其终极目的是为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提供一种尝试。只不过这一次，茅于轼关注的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73岁的茅于轼是 一 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当然知道，一个甚至更多的“富平”都承载不了如此的使命，但他依然执着，这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他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通常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如果农民的贷款渠道是畅通的，就不会有8年前临县的贷款基金会，如果 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引起了有关决策部门足够的重视，并且有了正面的积极的回应，茅于轼办学，本来不该引起那样大的关注， 甚至茅于轼是否会办这样一所学校，还是一个问号。因此，在我们看来，茅于轼其实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揭示了当前中国农村 政策存在的种种盲点。茅于轼让我们看到，进入21世纪的中国农民面对了众多生存和发展难题，而这些问题是其自身无力解 决的；茅于轼同样让我们看到，一些困扰农民的紧迫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样难，尽管他的学校仅具试验的意义 。茅于轼创办的扶贫基金会试图以一种非官方的方式证明，市场化的扶贫才更有效率。但是，在基金运行8年，市场开始证明 其更优的扶贫效率，基金总数从几百块增至20多万元时，他的试验仍然遭遇了阻力。3个月前，有关部门以“非法集资”为 由要对其予以取缔。茅于轼因此在一篇文章中反击：“一些低效率的金融单位，不但付不出存款的合理利息，还造成了大笔呆 帐，不去改进他们而要取缔我们，实在是没有道理的。”这让我们确信，在农村和农民问题上，仍然有太多计划经济的逻辑。 这种逻辑使得一些本该由市场主导去解决的问题仍然打上了行政力量的烙印。因此，在农村市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一些政府 部门无力承担变革者的角色，甚至缺乏推进变革的动力，更不用说确立一种顺应变革的规则和政策体系。茅于轼充当了一个补 位者的角色。令人遗憾的是，8年前茅于轼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8年后他不得不扮演同样的角色。农村的未来对中国经济的 持续稳定具有战略性的意义。被认为拥有庞大潜在购买力的农村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可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 一切将取决于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让农村富余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扩大城乡经济往来被认为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对策。 但是，农村人口进城所要面对的种种或明或暗的壁垒，不仅使众多的农村富余人口被人为地阻隔在城市之外，农业人口向非农 产业转移的一条有效途径现在看上去更像一条羊肠小道。由于大量农村富余人口依然被非市场化的力量围困在土地上，这就导 致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履艰难，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阻力重重，农民增收因此 缺乏持久和根本的动力。我们注意到，在中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条件下，农民仍然缺乏自由平等地进行 市场选择的机会。实际上，即使在平等的选择权利面前，农民的机会也取决于他的选择能力。而这种自由选择能力的提高，其 实取决于农村人口在多大程度上以及何种层面上享受到义务教育，但农村教育的窘境使我们对此无法持乐观的态度。我们担心 ，在未来的选择中，教育软肋对农村的影响也许是决定性的，这将使竞争的天平根本不会向农民倾斜。这其实是解决农村问题 面临的最大困局。当路径不再是一种困惑时，我们需要寻找的答案就只剩下一个，那就是：让出位者归位。(12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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