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把特定的种族或国家所蒙受的苦难赋予更伟大的人类范畴，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知识分子的职业，是一种充满精神冒险的痛苦的职业，即智慧的痛苦。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与现实世界中的苦难和危机发生任何关联，有智慧而无痛苦，势必蜕变为一般学者和文人。

　　——萨伊德

　　“种种不合理妨碍了一个国家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有财富的被浪费，最终结果导致国家贫血”

　　茅于轼说，中国为什么穷？革命者、政治家、学者和一切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都会思索这个问题并得出自己的答案。作为搞经济的，我在《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中和我平时的观察中列举以下妨碍我们致富的司空见惯的事情——

　　你跑步追赶公共汽车，刚要跨上车门，售票员却把门关上了；

　　你没在信封上写上邮政编码，信被邮局退回来；

　　大街上有人吵架，围观者众，因而阻塞交通；

　　红灯抢行，岔路口乱作一团，彼此动弹不得；

　　执法人员把乱设摊位小贩的货物掀翻在地，甚至把小贩的三轮板车扔上卡车拉走；

　　开会时因某人迟到，大家等上十几分钟或者更长时间；

　　街上的坑挖了填、填了挖；

　　只植树不养树；

　　收款单位贴出通告，请顾客自备零钱；

　　假冒伪劣产品霸市，贪官污吏中饱私囊；

　　置个人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垄断行业——水利、电力、邮政、通讯。

　　某市限定了供水量，若超出定量则缴纳数倍罚金，此规定，使个别偷水现象演变成普遍，即水流而表不走。我曾在该市看见工人在制作一种精密水表，说是防止偷水用的。如果该表上市，让老百姓强行购买的话，集体不道德行为将导致集体利益受损，霉运均摊在每个人头上。此为损国不利己之一。

　　之二，邮局规定印刷品内不准夹信函，因而，邮寄印刷品时不准封口，要检查。如果寄书，与书有关的信则需另装信封。这样，分捡、投递一次完成的工作量要增加一倍。这项损国不利己的规定可造成国民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损人损国即不道德。道德水平高，社会成本低，就是说，社会的信用度越高，富裕程度越高，德国地铁既没售票又没检票，乘客自觉买票。高信用度使人力用于更需要他们的地方。反之，一个道德低下的社会，动用法律这个代价高昂奢侈品的次数越高。

　　刑事犯罪是显性的破坏法制，不健康的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书报刊，它的犯罪是隐性的。它的出版暂时利于作者、出版社、销售者，而损害长远的是社会肌体。逃不掉的是，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为社会伤口的愈合付出代价。坏书造成社会思想化脓，购物券导致国家经济失血。

　　上述例子只是妨碍中国致富河流中的几滴水，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妨碍了一个国家财富的创造、积聚，并造成已有财富的被浪费，最终结果导致国家贫血。这类事情，追根溯源，每个人都有使国家致富或变穷的责任。那么，改变一下你办事的习惯，国家财富就会有所增加，从而，你所支付的同样劳动就会得到更高报酬。就是说，一个人物质生活的丰欠，不仅取决于本人所创造的价值的绝对量，而且还取决于同一个社会中其他人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例如，中国医生一天之内的门诊量比美国医生多数倍，但待遇少数倍。于是，有医生移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劳动效率使他得到合理的高收入。

　　从经济学观点分析，种种人为使然的不合理使生产潜力得不到发挥，人们的劳动没用于生产，而是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还有浪费普遍存在。

　　这些点点滴滴的磨擦因为滴漏了国家的财富，也妨碍了个人致富。所有致富人的口袋中，最瘪的是农民，贫困地区的农民。他们因为贫困，处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划分等级的社会，是不公正的社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能熟视无睹。作为搞经济的，是有责任的。

　　1993年，他开始了“以好带坏”的责任实验，即以“民办小额贷款”的方式使农民口袋鼓起来。

　　“一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二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农村”

　　1993年9月，茅于轼将个人现金500元交给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教师雒玉鳌。茅于轼尝试用民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救急解困、脱贫致富。他说：“一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二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农村。”

　　“城市家庭是消费家庭，需要储蓄，农村家庭是生产单位，需要资本。把城里的储蓄变成农村的资本。”茅于轼欲以此方式实现“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社会矛盾”，达到人类平等、共同富裕的理想。

　　那么扶贫对象的条件？茅于轼说：“一、有资源；二、有劳动力；三、愿意勤劳致富。”

　　基金分两种。一是扶贫基金，二是付息基金。付息基金利息每月1%。茅于轼问雒玉鳌受贷者能否承受？雒答，在贷不到信用社资金的情况下，私人高利贷盛行，最高利息达到15%。我们只有1%的利息，要借钱的人自然会转向我们。茅于轼规定基金用途主次：教育、医疗、生产。鉴于茅于轼的社会知名度和熟悉者对他的信任度，他身边逐渐聚集起助他实现理想的群体——有不求回报的扶贫资金捐助者，如新加坡一普通工薪人员交茅于轼一万元，明确专款专用于龙水头村教师工资发放，每月220元。大连一教师出资11500元，茅于轼捐助20000多元。扶贫资金除外，还有能拿每月6%利息的投资者。8年来，城市储蓄源源不断变成农村资本，迄今达11万元。茅于轼说，8年间共贷出514次，其中医疗贷款109次，教育贷款7次，生产贷款398次。还贷情况良好，有推迟还款的，但没有赖账的。1996年，茅于轼在龙水头村调查借贷、管理情况。借款人对茅于轼表示：“公家的钱可以不还，茅老的钱要还，这是你私人的钱，私人的钱是辛苦钱，要还。”特别是读书的钱，农民对孩子的教育是：“上学的钱是借来的，要还的，你要好好念书。”

　　8年来，茅于轼每两周给雒玉鳌写封信，告知集资情况和问询借贷管理事宜。雒玉鳌一一汇报。茅于轼的每封信，龙水头村民识字的自己看，不识字的雒玉鳌念给他们听。城市文明、市场经济概念、为什么要纳税、人类平等、公正的思想逐渐渗透着小山村。最初，农民很不理解茅老的“男女孩子读书，女孩子贷款优先”的思想。茅于轼在信中阐述：“若想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母亲素质是关键，因而女子读书是摆脱愚昧、提高素质的关键。”农民是否能理解这样的话，茅于轼说：“理解是时间问题，帮助农村女孩受教育是城市人应尽的道义。”

　　“不是把你们顶上了天，是平等”

　　今年7月，雒玉鳌第一次进京第一次进城。他向媒体介绍基金给龙水头村带来的变化：8年前，村里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现在家家普及。还有12台VCD、6部手机。女孩子读书比例逐年增加。农民使用基金从事生产的回报率100%。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精神文明的变化是，打麻将的没了，大家都忙着挣钱。去年，龙水头村民3天之内交齐税款和“三提五统”款项。

　　试点成功了，茅于轼总结出五点：一、扶持了有生产能力而无资金的人；二、遏制了高利贷；三、6%的利息使城市人的储蓄比存在银行合算；四、政府增加所得税收人；五、救急不救贫的钱改变着农民习惯性的等靠要的懒惰思想；六、缓解了社会贫富矛盾。茅于轼的理想在龙水头村得到光明印证，他欲使理想扩大化。

　　1996年，茅于轼将筹集到的5500元交给班家洼村某村民，期望他像雒玉鳌一样让他放心。但结果是，该基金成为该村民去太原打工的资金。政府也曾想将龙水头村的成功经验推而广之——给某村干部2000元基金，该干部私吞基金的结果令茅于轼愤怒而遗憾。于是，出资者庆幸，茅老找对了雒玉鳌，雒玉鳌难得。结论是：难得之人成了民办小额贷款成功的条件。茅于轼的认识是，雒玉鳌不具普遍性，偶然的信用保证不能替代必然的制度保证。“建立健全民办小额贷款的制度是推广普及的关键，”他说：“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把这项个案研究变为具有普遍操作意义的制度来推广。”特别是最近一薛姓青年的来信让他呼吁推广的紧迫性。

　　紧邻龙水头村一薛姓农民的母亲因病去医院，因没有1000元押金，回家了。很快，薛母病故。薛姓青年致信茅于轼：“难道我的母亲就值1000元吗？……假如我村也有基金，我的母亲是不会死的。”最近，茅于轼给中专文化的薛姓青年在北京找了工作，不久他将进城。据国家发展前景预测，60%的农村人将成为城市人。茅于轼说他只是帮助年轻人提前进城了。茅于轼要薛姓青年学普通话，普通话是和城市人沟通的第一步。

　　“缩小城乡差别，”茅于轼说：“不仅是物质上的脱贫，精神改良可同步进行。”茅于轼一手输送资本金，一手教村民在缺水的环境中如何保持个人卫生、如何膳食合理化、要吃碘盐、优生优育、植树造林、学说普通话，特别要学会说“对不起”、“谢谢你”、“请原谅”。人和人之间要平等交往，不能见官就怕，见民就欺。

　　雒玉鳌回乡后，8月8日致信茅于轼：“北京之行，对我来说是人间天堂的幸福，只感到消费太高。”雒玉鳌感慨：“城市人没有钱不能活，农村人没有钱能活。”因此，他呆在旅馆里不敢上街。他在信中感谢茅于轼：“您老、汤敏先生、央视人员给我们丰盛的待遇，把我们顶在天上了。”茅于轼回信：“不是把你们顶上了天，是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市场竞争中有同样的打分规则，道德判断没有贵贱之分。”雒玉鳌曾对茅于轼家的抽水马桶表现出不可思议和羡慕，“我们吃水都困难……”茅于轼看在眼里，他担心：“怕从小在缺水环境中长大的雒老师思想上有变化……”因而，对现已是村党支部书记的雒玉鳌，茅于轼有意提醒：“你要注意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村民，时刻警惕滋长恶劣的村霸作风。”8月22日，雒玉鳌回信：“感谢您再一次提醒对人要平等的态度。”“昨天，临县人民银行受山西省人民银行委托来我家了解‘基金’一事，从他们的说法中看出想介入此事，想修改‘基金’做法不完善的地方，同时进行监督。我认为这样很好，您老意见如何？”

　　“别人的穷困并非与我无关”

　　现年73岁的茅于轼，对“基金”有很多想法。但感觉体力一年不如一年。8年前，他有扶贫之心亦有力，如今是有心无力。其心愿，在周边地区办培训班，请雒玉鳌介绍管理经验，建立完善基金制度。城市方面，茅于轼建议退休老干部、政协委员牵头集资。他憧憬：“每个省有10个老同志干这事，农民脱贫致富的速度会加快，城乡差别会缩小，社会矛盾会缓解。”

　　“别人的穷困并非与我无关。”茅于轼多次强调此话并举例：“美国中产阶级有三分之一家庭每月出20美元援助穷人。以好带坏，使之平等是文明是道义。”中国贫困地区的农民因为贫困，处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地位的不平等使贫困的更加贫困，积累的矛盾愈发深厚，茅于轼所做的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应尽的道义，更是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治国安邦、富国强民的大意识中思考并付诸行动。

　　龙水头村是他付诸行动的一大步，其他点滴小事亦印证着他的思考。今年，茅于轼去西部某市讲学，他提出一以贯之的条件：不要隆重接待，要节省，一切从简。理由是，你的一丁点享受能导致西部裤带紧上加紧。他乘坐的政府车辆经过道路收费站时免费通行。据他调查，当地政府车辆不交买路钱。由此，茅于轼联想他到东南部考察，记忆中没有不交费的事。因此得出，贫富差距之因，一市场，二特权。政府建立制度破坏制度的特权思想是导致贫穷落后的原因之一。之二，特权思想导致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西部大开发中茅于轼强调“特别要警惕资源配置问题，是权力配置还是市场配置。如果资金大多集中在政府手里，人们眼睛盯着政府，市场的发育成熟将荆棘丛生。”

　　克己富民，贯穿在茅于轼的行动中，如他拒绝小车接送，理由是：来回空跑，不经济不环保。多少人劝他，年纪大了……他不解释，只说，你们不懂。饭桌上，他打比喻：“城里人是有饭吃，没肚子；农村人是有肚子，没饭吃。”城里设花坛，建雕像，银行邮局铺大理石地面……他认为“填饱肚子”比“穿美丽衣衫”更迫切。

　　“不管穷人不行，即使有政策，但对穷人没有有效的致富措施也不行”，欲使穷人翻身，茅于轼呼吁政府采取三种方法：一、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二、提高富人的生产能力；三、向穷人直接投资。民办小额贷款，在这条切实可行的消灭城乡差别的道路上，茅于轼呼吁民间有社会责任感的老同志发挥余热，与他同行。文／本报记者李彦春

手机铃声下载 快乐多多 快来搜索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