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福布斯》杂志最新全球500强排名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移动通信公司(香港)被列入，分列第50位、76位和332位。

　　-美国《财富》杂志2001年7月10日根据各公司去年的销售额公布了全球500家大公司排行榜，其中12家中国公司榜上有名。今年，中国石油公司和中国移动公司成为加入500强的新军，使上榜的中国公司达到12家。

　　-根据《商业周刊》纽约出版的权威杂志公布的全球前100名最佳科技公司排行榜，中国大陆有两家公司上榜。在排名榜上，大陆最大电脑商联想名列第八；在香港挂牌交易的中国电信排名第21。

　　-2001年第三期美国《家电》杂志排出了全球前十位家电制造企业，海尔集团作为中国唯一的家电企业入选第九位。

　　-在《商业周刊》本周公布的全球新兴市场200强中，按市值排名，中国有10家公司上榜，其中中国移动以901亿美元市值居榜首，市值比第二位的台积电大三倍。其他榜上有名的中国企业包括中国联通、中国石油、中海油、中信太平洋、联想控股、中国石化、中国华润、上海实业和中国光大。

　　-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了“全球十大热门科技股”，联想集团是唯一入选的香港科技股。

　　-文／陈岚兰

　　公司世界并非完美，与中世纪或是贵族时代一样，它有着自己难以克服的弊病，将人简化成经济人是其最大的弊病。但是，公司世界的确比单纯依靠宗教或者行政命令的世界具有更多的自由，也能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也可能带来更长久的平和，这一点正如亚当·斯密在200年前写到的，商人之间不喜欢斗争，而倾向于协商。

　　像20世纪初的普通公众一样，伯特兰·罗素对于巨型的公司与它的掌管者怀有一种憎恶与迷恋交杂的情感。对于创造了标准石油帝国的洛克菲勒，他评价道：“在现代世界的创造者中，有两位最为杰出的人，洛克菲勒与俾斯麦。他俩一个在经济学上，一个在政治学上驳斥了自由主义的梦想。”在1901年，J·P·摩根与安德鲁·卡内基共同组建世界第一个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时，依旧对商人保持着传统性厌恶的勋爵引用了当时一本叫《生活》的杂志的问答集中的一条——“谁创造了世界？”答案是：“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创造了世界，但J·H·希尔、J·P·摩根与J·D·洛克菲勒改造了世界。”

　　历史最终证明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反托拉斯浪潮是“公司世界”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是公司逐渐形成，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商业史学家将中世纪的修道院、手工业行会“基尔德”、自治的市镇视作公司的祖先，它们为社区与社会间提供连接。

　　约瑟夫·熊彼特说，证券交易所是圣盘的蹩脚的替代品。中间阶层推翻贵族阶层的近代革命过程，也正是商业世界取代宗教世界的大胆冒险。在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眼中，那些刚刚从手工业主发展成企业家的人，他们的冒险与贪婪是社会的新推动力，他们借以依靠的组织不是贵族阶层，而是企业。他们的前身正是令莎士比亚鄙夷的“威尼斯商人”，聪明的莎士比亚不会考虑，正是贪婪的威尼斯商人与附庸风雅的美第奇家族一起创造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商人们所倡导的自由贸易使得威尼斯几乎享受了两个世纪的繁荣。

　　19世纪是威尼斯的商业精神复苏并蔓延到整个欧洲与美国的时刻。在美国建国后的相当时间里，公司标志着获得了某种许可的特权。1837年的大法官罗杰·塔尼甚至说：“当私人财产受到神圣的保护时，我们不要忘记社区也有同样的权力。”因为当时的商人喜欢这样说：“尊敬的先生，不是我想这样做，而是我的公司需要这样做。”

　　新泽西州的州长里昂·阿贝特是公司发展史中一位激进的变革者，他在该州废除了特许证的规定，新条令规定只要交纳一定费用，便可以获得开办公司的权限。到1900年，美国95%的公司是在新泽西州注册的。这项变革在促进了商业发展的同时，也将公司所推崇的商业原则引入了政府——政府为自己提供的服务而收取对应的费用。

　　政府与公司间的另一个亲密关系发生在兴建全国铁路网的案例中，联邦政府几乎毫无怨言地为铁路公司提供土地、免费的调查，甚至派遣军队协助，在铁路公司对Santa Clara地区的斗争中，最高法院站在了公司这一边。

　　但是，当时间到了20世纪初时，公司在公众眼中变成了扩张起来毫无节制的庞然大物，由于缺乏透明性，这种庞大变成了神秘与恐惧。对于公司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的担忧在林肯时期即已出现，林肯担忧：“一个腐败的年代即将到来……财富将被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共和国将被摧毁。”

　　在洛克菲勒令人生畏的标准石油公司最终被分拆后，公众的情绪开始冷静下来。当亨利·卢斯最终在1930年出版他的《财富》杂志时，年轻的出版商认定大公司的领导人已经是社会的核心，尽管他们依旧不被信任。而1944年，当彼得·德鲁克进入通用汽车公司，这位未来的管理大师相信，大公司将成为未来社会的最主要组成部分。

　　上世纪50年代，公司组织终于在美国社会赢得了备受尊敬的地位。当阿尔弗雷德·斯隆先生对于艾森豪威尔说“只要对美国有利的，就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只要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时候，没有人怀疑公司已经获得了如同政府、大学、军队、教会同样的尊贵声誉，甚至可能更高。更重要的是，其他一切机构都正在学习公司式的管理方式，他们正在变得公司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的令人瞠目的全球化运动，将美国式的公司原则推广至全世界。在这场由资本、技术、管理推动的浪潮中，公司的地理界限变得模糊了，它逐渐发展成四海一家式的机构。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原则与公司国际化步骤相得益彰。乐观的全球化支持者相信，公司影响巨大。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登在2000年出版的著作《首席执行官的理念》中甚至认为，首席执行官正在成为世界新的领导者，就如贵族阶级、政府官员曾经的领导地位一样。

　　而与此同时，公司化也成为其他机构不可逆转的潮流，因为公司治理意味着提高效率、减少浪费。政治观察家说布什时代的白宫是公司化最为明显的美国政府，而布什本人正是1978届的哈佛MBA。

　　今天的公司形态，很可能会面临相似于19世纪初的变革，在两个世纪前，人们利用这种形式创造罕见的财富，如今全球化主义者则希望这种形态带来福祉。

　　-文／本报特约评论员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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