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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期货交易所总经理 姜 洋
随着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虚拟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部分品种的期货市场(如铜(资讯 论坛)期货等)已经逐步成长为国际国内的定价中心，我们自己制定的交易规则、交割标准已经逐步成为“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和壮大，这个市场上形成的真实、透明、连续和超前的价格及库存信息将有助于加强
和改善宏观调控，其避险功能可以为商业银行转换经营机制和国家石油安全体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确立我国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
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既是生产大国又是消费大国，既是进口大国又是出口大国。2004年中国外贸总额突破1万亿美元。很多大宗战略商品如石油、铜、大豆(资讯 论坛)等，进口量大，对外依存度高。从宏观角度看，“大进大出”的现实要求我们掌握大宗战略商品的定价话语权，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从微观企业看，如果进出口商、生产消费企业能在国内的商品期货市场通过期货交易实现“中国因素”主导定价，则不仅会将保值成本留在国内，而且会通过期货市场特有的套利机制平抑国内外商品市场的价格波动，使得中国经济安全战略更加主动。
从西方经济史看，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随着生产贸易等实体经济的迅速发展，证券期货等虚拟经济也相应快速发展，商品期货市场作为虚拟经济的组成部分，在19世纪英国以及20世纪美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英美两国的商品期货市场主导了全球石油、金属、大豆等大宗战略商品的定价权。随着全球制造加工中心向中国转移，我国进口基础商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目前，中国在石油、金属、橡胶、大豆等基础商品上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大买家。因此，“中国因素”对全球商品价格影响极大。而能否把这种实体经济影响力的主导权掌握在手，形成商品定价的话语权，事关国家经济安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作为虚拟经济表现形式的期货市场，可以为实体经济中的这种影响力提供定价话语权。只有掌握了大宗商品的定价话语权，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上把握主动，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也正是因为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强调了要“逐步推出为大宗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发现价格和套期保值功能的商品期货品种”。
我国期货市场经过前些年的清理整顿，已进入规范发展轨道，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势头。《意见》出台后，中国证监会积极推动燃料油(资讯 论坛)、棉花(资讯 论坛)和玉米(资讯 论坛)等三个大宗商品期货品种上市，更进一步促进了期货市场的稳步发展。目前全国期货市场9个主要商品期货品种交易活跃，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2004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金额14万亿元，上海期货交易所的交易额达8.4万多亿元，占市场份额的57%，同比增长39%。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期货市场的定价功能开始显现，有些大宗商品如铜等，已经逐步拥有了国内外期货市场的定价话语权。
目前，上海期货交易所已被国际公认为全球三大定价中心之一，已经具有全球铜价格的定价话语权。现在世界上开展期铜交易的，主要有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上海期货交易所(SHFE)和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三个市场。伦敦的期铜交易发轫于1877年，纽约的期铜肇始于1988年，而1992年才开始交易的上海期铜市场是三个市场中最为年轻的。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定价地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上海期货交易所是国内铜定价中心。上海期铜价格是全国现货铜定价的依据。铜现货市场的交易比期货市场要晚半个小时，就是为了等待期货市场的定价出来作参考。在国内现货铜的交易中，购销合同几乎全是“开口合同”，即只定购销数量，实际价格到时按照上海期货交易所相关月份合约的价格执行。
其次，上海期货交易所是国际铜定价中心之一。作为全球24小时时区交易的重要链条部分，上海价格和上海库存得到国际行业广泛承认。定价中心地位的确立为取得国际市场规则的“话语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海期货交易所制定的铜期货“交割规则”，已经同伦敦金属交易所一样成为国内外铜生产商进行仓单注册的国际标准。
铜期货的“上海价格”成为国际价格，铜期货的“上海规则”成为国际规则，因此，就铜期货市场而言，中国已经为国际惯例注入了新内容。因为国际惯例没有统一标准，只要国际市场认可，按照你的规则行事，那你的规则也就成为国际惯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铜期货市场成为了国际惯例的贡献者。
上海铜期货市场之所以能够在国际期货市场的定价话语权上争得一席之地，最重要的是依托了中国迅速发展的实体经济。另外，还有三个经验值得总结。
一是要做大市场。既要有期货品种数量的扩大，又要有交易规模的扩大。品种越多，反映的商品价格信息就越广泛，更多的商品就能方便地找到规避风险的工具；市场规模越大，信息就越充分，成本就越低廉，效率就越高，功能发挥得就越大。以铜期货为例，上海期铜的成交量近两年增长迅速，成交量(单向计算)与期铜市场的老大——伦敦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从2001年仅相当于伦敦的22%提高到2002年的35%、2003年的57%，而到2004年底，上海(2124万手)已经超过伦敦(1943万手)，在成交手数上是伦敦的110%，是纽约铜期货(21万手)的101倍。
二是要中外结合。期货市场对于处于转轨期的中国经济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舶来品。西方市场经济中许多好的做法我们应该大力引进，但应该和国情结合起来。全盘照搬是做不到的。我们可以照搬人家的规则、制度、做法，但我们搬不了人家的文化环境、运行基础。因为这些东西是几百年工业文明的熏陶和积淀，只能在中国本土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培育。而这些规则、制度和文化背景、运行基础是相伴而行的。一旦离开了这个环境，放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运行基础中，就需要结合国情来加以调整。因此，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期货市场的建设一定要注意结合国情。比如我们的铜期货合约在基本原理、规则框架和功能效果上是和国际惯例一致的，但在风险控制等诸多细节上又具备明显的中国特色。如在涨跌停板制度上，伦敦没有涨跌停板，一天可以涨跌10%、20%或者更多(或更少)，上海则是采取相对幅度，连续三天停板限制为3%、4%、5%。这种设计考虑到了中国市场参与者的诚信度，在发生极端行情的时候不仅给市场留出冷静思考的时间，同时增大市场操纵者的隔夜交易风险，还有利于设置合理的保证金来覆盖交易风险，避免或者减少客户弃仓风险。
三是要加强风险控制。定价权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风险，交易运行的过程也是风险变动的过程。只有及时发现、及时防范、及时化解风险，才能维护市场的稳定发展。2004年10月以来，国际铜市屡创新高，并多次出现了罕见的大幅震荡行情，上海期货交易所提前预见并及时运用规则采取应对措施：如节前节后两次提高保证金，多次向市场发出风险警示，加强实时结算和出金管理等等，出台《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召开会员座谈会提示风险等。通过采取这些循序渐进、积极稳妥的风险防范举措，一方面促使国内的期货公司和投资者增强了风险防范意识，减少了国际市场行情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市场的公信力，增强投资者的参与信心，确保定价功能的权威性和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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