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在制度性变革的基础上完成的，经济是先导，股市则在此起着重要作用。不过前者30年，后者20年。
　　在30年之前的漫长的历史中，中国的“精英”和读书人对于什么是社会生产组织，金融组织、货币组织、税收体制等，基本不关心，所知不多。那是一个争论“主义”的时代，对于“体制”的理解十分茫然和肤浅。
　　20年过去了，我们回望这个背影，找到了进入下一个20年走得更远的启示和思考。在这个大舞台上，这里充满人性特征和民族性的变化，这种延绵还会继续。理论和观念上的争论早已不复存在，历史的规律无法抗拒。
　　邓小平的丰功伟绩之一是他的思想理论内核闪烁出的光芒，让改革创新这驾快车没有一种力量能刹住，从而阻挡历史的脚步。
　　不管你是否承认，除了制度安排本身对于企业、资源、社会组织诸方面的影响之外，在财富观念深入人心的过程中，中国股市正在推进着社会民主进程。
　　股份制在体现民生的同时，增强了人们的民主意识，促进着民主的发展，使社会民主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股票市场现在有1亿的投资者群体，是欧洲多国人口的总和，是参与人数至多、社会影响至巨、牵动行业至广的全国市场。股民自觉关心和监督企业和行业的生产和经营、关心美国大选、伊核问题、海峡两岸局势、国内时政。所有这些与他们的财产息息相关。尽管这些出发点，是出于对自己投资和财富的关心，但一旦成了股民就把自己和企业乃至国家的利益联系起来。只有在一个高速发展、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下，股市才能提供赚钱的可能。这个庞大的群体由衷的希望国家稳定、经济健康向上。这跟我们党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诉求十分一致。
　　中国股市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创新的结果，是思想解放的结果，是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的结果。【详细】

　　1993年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展示了国外大行的远见：看好大陆市场经济，中国概念备受瞩目。这份报告告诉全球的投资者，如果你拥有了中国股票你就拥有了中国的未来。于是在中国香港，中国业务、中国概念、中资控股公司红筹股被外资追逐。小平南巡之后，港股在全年243个交易日里，恒指40次创历史新高，在有效交易日里，几乎每一周多就创一次新高。这就是港市有名的“摩根震荡”。1993年12月10日恒指破万点。联交所员工在欢笑和香槟中迎来了新年。新年一过，1994年1月4日突破12000点。那时，中国内地股市还不足四岁，尚在襁褓中。【详细】

　　在持续了近三年的低迷之后，中国股市选择了“5·19”。1998年5月19日，沪深股市当日上涨51点和129点后，直到2001年6月14日2245点掉头向下。大熊出笼，投资者挣扎在难熬的四年里。
　　5·19行情是概念化的，本身留下的思考很多。当时风靡全球的互联网概念催生了股市的触网时代。“壳资源”、“概念”、“题材”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成为中国市场的主旋律。5·19行情还创造了一项可怕的世界纪录，市场年换手率超过400%，离谱得有点像后来认沽权证的换手率炒作。
　　“繁荣灿烂”之极便会归于平淡，股市亦是人性的舞台。纳斯达克暴跌牵动全球，环球同此凉热。中国的创业板建设也从一片呼声中降温。纳指从5100多点“腰斩”，跌去一半。长期徘徊在2000多点。
　　围绕这波行情，中国股市在两三年的时间里，集中上演了泡沫、造假和丑闻，新兴市场的盲目无序和投机性本质弥散在市场各处。中小投资者体味到的则是市场的残酷和悲凉。【详细】

　　当时的股民都记得，文学青年吕梁用K先生的笔名写股评。1998年秋季，一个叫朱焕良的朱大户，已经控制“0048康达尔”流通盘的90%。在投机弥漫的上空，股评家和控盘手天然地在这波行情里联手了。庄家吕梁操纵了当年的大牛股，养鸡的康达尔改名中科创业。这是当年涨幅最大的股票之一，超过110%。
　　还有一个庄家就是德隆。靠低价收购法人股，控制上市公司新疆屯河、沈阳合金和湘火炬“德隆三驾马车”。在发布一系列让市场眼花缭乱的公告后，三只股票在行情发动一年多里暴涨，其中合金股份复权股价涨幅高达1500%。维持股价需要大量资金最终也让德隆套上了枷锁。
　　结局：吕梁在2001年初的第三天被警方抓获于家中。德隆轰然崩塌，唐万新后来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判刑。不同的是，唐万新至今还在国内，吕梁则在监视居住中神秘失踪。【详细】

　　2000年11月，年逾古稀的吴敬琏因在接受央视采访中的股市“赌场”一说被指称为“一言毁市”。他表示，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他还认为，全民炒股是非正常现象，中国股市的市盈率过高。
　　吴敬琏是最先倡导市场化改革的人，时人称之为“吴市场”。如果说股市是市场化改革最直接的实践载体，那么被吴敬琏说成了“赌场”，这本身就带有很强的讽刺味道。这也充分说明当时的市场表象离本质太远、太“山寨”和离谱了。【详细】

　　“小王啊，你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呀！”2010年，在北京一个冬日的下午，当王石回首20多年前万科股份制改革期间，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对他说的这句话时，依然浑身洋溢着搭上资本市场头班车的快乐。
　　2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前发行并有交易的深市“老五家”中，代码为000003的深金田早已经从交易系统中消失了，但代码为000002的万科做到了持续地爆发式生长，成为其中最成功地穿越二十年牛熊循环的上市公司，并依靠证券市场最终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详细】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上市以后，万科平均一年半扩一次股，万科就是资本扩张型的，但如果没有证券市场，万科怎么可能资本扩张呢？从1988年股份制改造1300万元的净资产到今年净资产达到400多亿元，可以说，没有证券市场就不可能有万科。
　　2007年8月，万科的市值一度达到了2022亿元，超过了同期美国帕尔迪、霍顿房屋、莱纳、桑达克斯等四大房地产公司总市值之和。2008年初，万科宣布， 公司2007年销售额达到523.6亿元，创下国内房地产企业销售新纪录。万科的发展给中国房地产企业带来了示范效应，20年中，很多房地产企业争先效仿，借道上市纷纷做大。
　　“目前万科处在房地产行业的第一军团，在这一次的转型当中，证券市场发挥的作用才开始，再往下就是行业兼并，这留给任何一家房地产企业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只要抓住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机会，未来必然形成几家规模达到一定层次的房地产企业，这是一个大趋势。”王石说。【详细】

　　1991年1月29日，万科A以14.58元的价格挂牌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为深市最早期的“老五股”之一。20年即将过去，如今万科A复权股价已高达千元。如此的数据不难看出万科A已成为A股市场价值投资理念的坐标式企业。
　　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真正穿越了二十年牛熊循环的持续高成长股也只有万科等为数不多的优质、长期成长股。万科的秘诀是什么呢？要推究其成功因素，这跟王石的掌舵以及地产业务在近年来的迅猛发展，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密不可分。
　　“高标准、规范、透明”，这也是万科成功的深层次原因，显然，万科“领悟”了资本市场的规律和精髓，这既是万科自身的要求，法律条件和市场环境也要求万科必须选择这样一条路径。有人认为，万科的成功就是两点：第一，定位高，志存高远；第二，培养了一支优秀的专业团队，吸引汇集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培养了一个专业化团队。
　　万科的成功也给长期持有的股东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回报。借助资本市场，万科还造就了一个投资人——港商刘元生。1988年12月，曾是王石生意上伙伴的刘元生“友情”认购了360万股万科，此后20多年随着万科不断转增送配以及在市场低迷时增持，如今其拥有的万科股份已达13379.12万股。即使按2010年11月25日的收盘价计算，市值也已高达11.24亿元，回报仍有300倍左右。这一战绩，超过了股神巴菲特。
　　对万科来说，没有资本市场就没有万科；而对投资者来说，也正是因为有了像万科这样优秀的企业，让我们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充满信心。【详细】

　　1997年，农历“牛年”，中国股市也步入一轮牛市的最高潮。四川长虹作为领军者，更是一路高歌猛进。市场上流传着据说是长虹掌门人倪润峰说的话，“什么时候买入四川长虹都是对的，什么时候卖出四川长虹都是错的”。
　　时值四川长虹上市后的第四个年头。1994年至1997年，四川长虹每股收益分别达2.97元、2.28元、2.07元和1.01元，居沪深两市前列，被誉为“第一蓝筹股”。
　　1997年5月21日，长虹股价攀上66.18元；有人还记得那天是农历“小满”。此后，四川长虹股价逐波回落。昨天上证指数大涨1.34%，而长虹整天盘桓在4元之下。昔日蓝筹雄风荡然无存。“第一蓝筹股”的命运跌宕留给证券市场很多话题。【详细】

　　所谓“其盛也勃，其衰也忽”。盛极而衰的轮回在此刻悄然来临，1998年成为长虹业绩下滑的分水岭。“1998年之后，彩电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供求状况进入拐点，CRT彩电产能过大，加之国内产品同质化严重，品牌高度集中，销价快速下跌，长虹随着彩电业一道步入调整。”谭明献感叹说。此后，长虹的销售收入在100亿至150亿元之间徘徊了将近10年。
　　而几起突发事件也对长虹拖累颇深。四川长虹一位老员工回忆，在长虹鼎盛时期，用当时的销售行话是“没有长虹不成店”，长虹主要采取“点对面”的方式，依托全国各地的批发商、供销公司销售，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郑百文。1995至1997三年，长虹通过郑百文实现的销售额约占总额的一半，“但从1998年开始，市场环境剧变，与郑百文的合作土崩瓦解，长虹的原有销售网络不得不重构。”
　　这时，身处事业顶峰的倪润峰又出险棋，蓄谋对彩电最重要的上游原材料彩管进行垄断。为此，倪润峰拿出10亿元的6个月银行承兑，控制了200万只21英寸彩管。岂料，囤积彩管最终给长虹造成数百万台彩电的库存和上百亿资金的积压。4个月后，倪润峰被迫“开闸放水”，长虹元气大伤。
　　2001年11月，与APEX的合作又成为长虹最沉痛的梦魇，共造成约38.37亿元的海外应收账款，至今余波未平。2005年4月，长虹在2004年年报中确认亏损36.81亿元，创下新中国证券市场创建以来上市公司年度亏损之最。执掌长虹20年的倪润峰于2004年7月黯然退休。【详细】

　　一位见证长虹兴衰的业内人士认为，长虹长期奉行低成本战略，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企业要实现成本优势，必须要技术领先，“在多家彩电品牌共存的局势下，仅靠价格优势是不可能持久的，企业需要构建可靠的核心技术基础。”该人士同时认为，由于长虹在鼎盛期业务扩张太快，体态日益庞大，当供需状况发生根本性改变、平板电视等技术日新月异的时候，无法快速“调转车头”，由此错失良机。与此同时，倪润峰极具风格的权威式管理模式，也难免使长虹的决策带有个人意志。
　　回头来看，四川长虹颠簸的股价曲线，也给迷恋蓝筹股的投资者上了一课。简单而言，投资者应当认识到，不同行业的蓝筹股，在不同时间段都有不同的价值。在投资蓝筹股之前，除关注企业自身状况外，更应看清市场竞争格局和行业发展前景。
　　显然，2004年开始掌舵长虹的赵勇对此了然于胸。他针对新的市场环境提出“三坐标”战略转型，即沿产业价值链方向向核心技术、关键部品的高附加值拓展，在产业形态方向不断丰富信息家电产业构架，在商业模式方向，逐步建立由离散型交易向连续型交易模式，重塑企业核心竞争力。
　　今年初，四川长虹宣布国内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领先42英寸以上平板电视面板生产线全面量产，年产能扩至300万片，跻身全球前三大等离子面板制造商。那么，四川长虹还会像当年一样，成为“绩优成长股”的领军者吗？【详细】

　　1992年9月的一天下午，楼继伟、李剑阁、朱利聚在楼的办公室。刚刚得到指令是，由他们三位着手起草一份关于成立国务院证券委、组建中国证监会的请示报告。
　　在朱利的印象之中，这份报告的体量只有一页纸，提出了成立证券委、组建证监会、发挥行业自律组织和中介机构作用的多层次监管安排。由于包括三人在内的研究者已经对各主要市场的监管体系进行了多年研究，准备比较充分，报告的起草在一个下午的时间中“一气呵成”。10月12日，也就是一个月之后，国办发出54号文，决定组建证监会。【详细】

　　很多史料都将证监会诞生的直接原因定位于1992年发生在深圳的“8·10”事件，按照这个认识，证监会的组建颇有些“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意味——在早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在新旧体制剧烈碰撞交锋的环境下，这类情况反复发生，其实并不新鲜。
　　刘鸿儒回忆说，“8·10事件的出现，震动了各有关部门，冲击了人们的思想，各主管部门在认识上清醒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感到了问题的紧迫性，于是就采取了特殊的办法，加快了研究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的步伐。”
　　“深圳发生的问题，表面上是一个供需矛盾的问题，但实际上给了我们三点提醒：第一，以区域为标志的改革试点和资本市场的试点绝然不同，因为资金、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不是画地为牢的，这就决定了资本市场必然不是区域性的、封闭的。第二，鉴于资本市场的敏感性、重要性和特殊性，这个市场必须由局部管理、地方管理纳入全国统一监管的轨道。第三，作为全国市场，上市标准、监管标准必须统一。”朱利说。
　　同时，证监会的组建也并不意外。“组建证监会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朱利回忆说，对股票市场监管工作的研究，早在1986年美国发生股灾时，体改委等部门即已着手；1989年由刘鸿儒等主持的金融改革调研活动中，对发展资本市场的研讨也已经涉及监管问题；此后，有关部委和民间机构就监管问题开展了长时间研究，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等监管模式均被一一解剖。但他也承认，对于组建宏观的、统一的、专门的监管机构，“到了‘8.10’事件，就成为必须马上解决的事情”。【详细】

　　证监会实际于1992年11月开始运行，当时坊间评价其是典型的“新派”机构，以人员年轻、高知著称，机构风格较为高效透明，层级观念一度不强，天然亲近市场化导向。
　　年轻和高知，是证监会人员结构硬币的两面。一位首批进入证监会工作的人士回忆说，当时证监会拥有大批年轻的博士、硕士。如高西庆、汪建熙、李青原等，当时只在40岁上下，如朱从玖、张育军、王建平、王林、吴清、黄红元等，当年很多都不满30岁。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市场建设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全属创新，另一方面，对于长期实行计划体制的中国而言，资本市场总体上还是算作舶来品，在这样的条件下，精力充沛、学习能力较强的年轻人善于掌握新鲜的知识，开眼看世界，从而成为证监会的中坚力量。
　　事实上，证监会直到1995年才被确定为副部级事业单位，1998年晋级正部单位。当然，这样的设置，与模仿香港组建专家式监管机构的初衷相比，也已有了很大不同。考虑到早期证监会的人员结构、知识构成和机构文化，你就会发现，坚持务实原则、做出上述妥协，对这个“新派”机构而言，其实并不容易。不夸张地说，以证监会在1992年的组建为标志，中国资本市场才走上了人格完善的道路。早期证监会正视现实、符合社会需要、按照常识和逻辑行事，又符合外界规范并自我保存——我们都希望自己所处的市场拥有完善的人格，而这正是证监会之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意义。【详细】

　　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当日沪深股市却以重挫回应，上证综指暴跌近8%，沪深两市跌声一片。随后展开为期逾半年的调整。望着满屏绿色，失望的投资者心里不禁打了个大大的问号：难道《证券法》的出台给市场带来的就是下跌？
　　风雨过后见彩虹。如今，随着《证券法》及其配套法规的日益完善，已是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的中国证券市场正沿着法制规范的轨道，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详细】

　　1994年3月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和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举行证券法讨论会，并邀请诸多相关人士参加。会议就证券发行、证券交易监督管理体制、证券公司能否搞自营等焦点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火爆程度从曹凤岐透露的一个细节中可窥全貌——“有一次，为了修改一个条目我就和一个法工委的负责同志吵起来了，我没控制住情绪，就拍桌子了。这件事后，厉老师（厉以宁）批评我丢了教授的面子,失了教授的风度。我跟厉老师说，为了起草一个好的《证券法》,我宁愿丢面子,宁愿失风度。”
　　1994年6、7月之交，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再次审议了《证券法（草案）》。其后矛盾的焦点落在证券发行问题上，政府加快证券立法的决心并未改变，但再次审议却已是4年之后的1998年。而在这四年间，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发生，1996年股市异常火爆、繁荣背后过度投机现象时有浮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资本市场的加速扩张与国内外金融问题不断暴露，种种这些使人们认识到，证券市场的问题光靠行政法规解决是不能做到的，必须要有一部根本大法。【详细】

　　1998年底，证券法进入最后阶段的立法工作。当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了《证券法》。至此，我国终于有了一部规范中国资本市场的根本大法——《证券法》。中国人在资本市场摸着石头过河，曾有过的漫长摸索、质疑与纷争，到这一日终于有了较为统一的看法。
　　此时，同时《证券法》起草人之一的王连洲感慨万千：“从起草到表决通过，跨及七、八、九三届人大，用时六年，易稿数十次，共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审议，可谓前所未有。而在起草过程中，有关方面对证券立法几个重大问题的观点之对立，争辩之激烈，协调认识的路程之漫长，也是经济立法史上所少见。”
　　《证券法》正式实施后，市场经历了为时半年的连绵下跌，一些市场人士将之“归罪”为《证券法》。其后，伴随中国证券继续的迅猛发展，接下来的一系列事件也似乎在拷问刚刚出台的《证券法》：2000年10月，“基金黑幕”问题浮出水面；2001年11月，学者刘姝威质疑蓝田神话，蓝田股份资金链开始断裂，并最终于2002年5月因连续3年亏损，暂停上市；2004年4月14日，著名的德隆系股票湘火炬、合金投资和屯河股份首度全面跌停，德隆事件爆发……法律有时也向人们展示了它无奈的一面。
　　屡屡发生的重大违规违法案件使人们认识到，《证券法》与市场的实际状况以及发展速度上仍存在脱节，修订势在必行，2005年10月27日，新修订后的《证券法》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以高票通过。而新法案通过后，立刻“重拳出击”，一次次避免了中小投资者遭受更大的损失，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详细】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为财富和快乐而来。永不停歇，前行不止。证券市场由股民力撑，可谓“其成也巨”。
　　5000个交易日，让中国股民在众多的挫折之中，困惑、迷茫之中，有反省、有思辩、有渴盼、有向往。有对以往刀光剑影的伤疤痛楚之后的悲悯，也有对喜悦幸福的期待。一条K线图有时是一条优美的曲线，有时又像是一条要命的枷锁。股市传达着股民共通的情感。
　　我们曾经如此手法稚拙而又思想偏狭。也许用一生的时间也培养不出对股市是非的判断和选择的能力。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答案。中国股民的了悟和执著有时像球迷。
　　人生灿烂之极便会归于平淡。我们也这样，曾经有过赚大钱的历史。光阴不吝人，一晃20年过去了。现在还在苦苦探索。不过我们始终相信生命轮回，冬去春来。与子偕行，我们心忧苍生，胸怀天下。【详细】

　　400年前股票在荷兰诞生时，投资者签下名字的同时，就意味着承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契约精神，但在中国股市的初期，持有股票不仅是契约精神的洗练，更需要巨大的勇气，股市诞生初期的中国股民不仅时常面临“姓资姓社”的质疑，遭逢经济转轨期间寻租行为的倾轧，也面临市场经济初期社会信用缺失的考验。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多数社会思维还徘徊拷问“姓资姓社”的政治问题的时候，少数怀有冒险精神的人成为了中国股民最早的成员。在别人犹豫的时候，他们大着胆子买职工股、买认购证，或许没有人意识到，中国股市的未来已经在他们手中生根发芽。
　　1989年初，深发展的派息分红改变了人们对股票的看法，招标卖股使得深发展股价从35元发行价迅速向120元靠拢，股民的投资热情被点燃。深圳市场的狂热随后向北延伸至上海，沪市“老八股”股价也随之起飞……
　　“让钱生钱”的愿望自此20年来在股民心中澎湃！从百万人争抢认购证，到科技股大牛市，再到2007年“全民炒股”，股民中也走出了一批批的民间富翁。【详细】

　　但现实是，股市给股民带来短暂喜悦的同时，恐怕更多的是失望！只有20年发展史的中国股市具备新兴市场所有的特征：大幅波动，投机盛行，监管缺失，牛短熊长……
　　据不同时期的调查统计，参与市场的投资者70%以上是亏损的。大熊市时期，不少股民泪别市场，发誓再不碰股票。海派清口周立波调侃为：宝马进去，自行车出来！而一旦行情起来，新老股民蜂拥而至的场景总是重演。为什么？除了财富榜样的力量之外，老股民都有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在投资的过程中，“我们都会贪婪、恐惧、沉迷、顿悟”。市场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真实的自我！主动寻找自我，克服人性的弱点，我们的投资也会得到升华。所谓“股性即人性，投资即投人”，或许这是有自省意识的股民的另一重投资乐趣吧。
　　几经股海沉浮的中国股民，于是走上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审视财富态度，重建股市认知的学习之路。中国股民顽强的学习精神从中展现。
　　上海最早股民之一吴耀华认为，是读书照亮了他的投资之路。“我的很多朋友在1994年前后都曾有几百万的证券资产，经过五六年大起大落，最后倒欠证券公司二三十万元的也不在少数。”老吴却认定掌握金融证券的基本理论才是正道。持续的学习和实践，如今，老吴已是朋友圈子里一位成功的草根大户。【详细】

　　《亚洲周刊》2007年将年度风云人物授予中国股民。评语认为，中国股民缔造了历史，缔造了资本市场奇迹，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理财观念。
　　但对中国和中国资本市场而言，股民两字的意味可能更多，中国股民在其中扮演的不仅是参与者，也是整个市场最基础的推动者和建设者，他们的坚韧、努力、勇敢乃至其他品质共同塑成了目前这个市场。中国股民同时也是中国社会20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奉献付出，每个举动、都融入在中国社会和浩漫的社会文化建设之中。【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