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的青葱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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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事件之后紧急上马的新派机构，人员之年轻、风格之透明、层级之淡化让世人感慨
⊙本报记者 周翀 ○编辑 枫林
这个细节鲜为人知——
其实早在1992年深圳“8.10”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已经明确表示，拟成立国务院证券委、组建中国证监会。
股票试点会议转至中南海
1992年深圳“8.10”事件发生时，国务院正在京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参加的股票市场试点工作座谈会，王世良以沈阳市股份制改革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
“深圳出事了！”王世良回忆说，“8月11日晚上10点，会议组织方召集各省市领导召开紧急会议，当时的沈阳市常务副市长张瑞昌开完会后，亲口对我传达了有关‘8.10’事件的通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原定第二天的会议取消，等待通知。”
翌日，王世良等接到通知：午后在京西宾馆集合，乘车到中南海继续开会。2点30分，中南海第一会议室，当李鹏、朱镕基、田纪云、李铁映、李贵鲜等国务院领导走进房间时，王世良意外得睁大了眼睛。
“3点正式开会，先是朱镕基讲了一个小时，之后李鹏讲话，批评深圳的问题，还特别讲了《身份证法》的规定。最后他说，要成立国务院证券委，组建中国证监会。其他领导没有讲话。”王世良说，这次国务院领导的接见，总体表达了支持股份制试点，同时严格股票市场管理，不能再出问题的态度，当时感到“很受鼓舞”。
王后来从沈阳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的岗位上退休，而这个机构也是根据加强市场管理的精神成立的。他为此征求过刘鸿儒的意见，刘鸿儒当时答复说，国家没有要求证监会下设机构，此事决定权在地方。
中国证监会火速“上线”
1992年9月的一天下午，楼继伟、李剑阁、朱利聚在楼的办公室。刚刚得到指令是，由他们三位着手起草一份关于成立国务院证券委、组建中国证监会的请示报告。
在朱利的印象之中，这份报告的体量只有一页纸，提出了成立证券委、组建证监会、发挥行业自律组织和中介机构作用的多层次监管安排。由于包括三人在内的研究者已经对各主要市场的监管体系进行了多年研究，准备比较充分，报告的起草在一个下午的时间中“一气呵成”。
10月12日，也就是一个月之后，国办发出54号文，决定组建证监会。
很多史料都将证监会诞生的直接原因定位于1992年发生在深圳的“8·10”事件，按照这个认识，证监会的组建颇有些“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意味——在早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在新旧体制剧烈碰撞交锋的环境下，这类情况反复发生，其实并不新鲜。
刘鸿儒回忆说，“‘8·10’事件的出现，震动了各有关部门，冲击了人们的思想，各主管部门在认识上清醒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也感到了问题的紧迫性，于是就采取了特殊的办法，加快了研究建立统一监管机构的步伐。”
“深圳发生的问题，表面上是一个供需矛盾的问题，但实际上给了我们三点提醒：第一，以区域为标志的改革试点和资本市场的试点绝然不同，因为资金、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不是画地为牢的，这就决定了资本市场必然不是区域性的、封闭的。第二，鉴于资本市场的敏感性、重要性和特殊性，这个市场必须由局部管理、地方管理纳入全国统一监管的轨道。第三，作为全国市场，上市标准、监管标准必须统一。”朱利说。
据有关人士回忆，当时深圳市委主要负责人曾说，深圳股市试点是“最伤脑筋、风险最大、知识最少”的一项改革。这三个“最”，形象地说明了“新兴加转轨”市场发展给管理者带来的困惑。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者，很难理解资金、股票和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流动是不需要“计划调拨”的，百万雄师下深圳，深圳股市的试点根本不是“关内关外”那么界限分明，它必将面向全国，牵一发而动全身。
同时，证监会的组建也并不意外。“组建证监会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朱利回忆说，对股票市场监管工作的研究，早在1986年美国发生股灾时，体改委等部门即已着手；1989年由刘鸿儒等主持的金融改革调研活动中，对发展资本市场的研讨也已经涉及监管问题；此后，有关部委和民间机构就监管问题开展了长时间研究，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等监管模式均被一一解剖。
但他也承认，对于组建宏观的、统一的、专门的监管机构，“到了‘8.10’事件，就成为必须马上解决的事情”。
青葱岁月
证监会实际于1992年11月开始运行，当时坊间评价其是典型的“新派”机构，以人员年轻、高知著称，机构风格较为高效透明，层级观念一度不强，天然亲近市场化导向。
年轻和高知，是证监会人员结构硬币的两面。一位首批进入证监会工作的人士回忆说，当时证监会拥有大批年轻的博士、硕士。如高西庆、汪建熙、李青原等，当时只在40岁上下，如朱从玖、张育军、王建平、王林、吴清、黄红元等，当年很多都不满30岁。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市场建设对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全属创新，另一方面，对于长期实行计划体制的中国而言，资本市场总体上还是算作舶来品，在这样的条件下，精力充沛、学习能力较强的年轻人善于掌握新鲜的知识，开眼看世界，从而成为证监会的中坚力量。
尽管有的受访者现仍任职，对证监会成立之初的情况不便过多评价，但多数人愿意使用“大家庭”这个词汇形容当时的氛围。成立之初，证监会仅7个部门，第一批工作人员总数不过30余人，与现在一个部门半层楼的规模比，当时一个部门只占一间或几间办公室。一段往事屡被提及，即证监会组建初期“结婚的人特别多”——甚至当时同在一个部门的吴清、李正强和王雪松，竟是前后脚结婚，于是所在部门组织大家去唱卡拉OK。有人依稀记得，现任证监会主席助理的朱从玖，当年尤擅王杰的流行歌曲。
早期证监会人员来源主要包括国家体改委、人民银行和民间机构联办。与“老部委”相比，这三个机构的改革意识均属前列，这三条血脉，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当时证监会的风格，即较少层级观念和官僚气息，直到组建两年后的1994年，证监会人员职级才陆续确定完毕，此前乃至此后一个阶段，证监会内部的层级观念一度“非常不强”。与之相应，证监会相对更天然地亲近市场化的导向，这在早期发行审批制问题上与国家计委持不同意见的细节中，足可见一斑。也有在经营机构工作的老人回忆，当时到证监会谈工作，双方的地位比较平等，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问题、推进工作，“衙门习气比较少，没有官架子”这一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事实上，证监会直到1995年才被确定为副部级事业单位，1998年晋级正部单位。当然，这样的设置，与模仿香港组建专家式监管机构的初衷相比，也已有了很大不同。
早期证监会办了两件大事，一是立法，二是发行。两项工作都体现了这个“新派”机构的务实原则。
立法方面。据资深媒体人士王安回忆，当1993年证监会代拟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颁布时，境外反应有两种：一是认为《条例》水平较高，显见起草者极为熟悉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二是认为《条例》缺失较多，不够成熟。对此，高西庆曾说，“不是应该是什么，而是怎么能够通过”。
发行方面。早期证监会肩负推动市场发展、扩大市场规模的任务，一段时期内，对发行工作全员动员，以每组三人建制，对发行材料进行初审，为应对繁重的发审任务，发行部和上市部一度还曾合署办公。此一期间，为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降低意识形态对市场发展的影响，议定了国有股必须达到绝对控制程度且不参与流通的原则，非国有股实际只占40％以下。这个问题，就是后来的股权分置问题，即当时的国有股、法人股暂不流通原则。如果说“一国两制”是伟大创举，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安排简直可以称为“一股两制”，历史地评价这个安排，结论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尽管它在日后对市场发展形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考虑到早期证监会的人员结构、知识构成和机构文化，你就会发现，坚持务实原则、做出上述妥协，对这个“新派”机构而言，其实并不容易。
不夸张地说，以证监会在1992年的组建为标志，中国资本市场才走上了人格完善的道路。早期证监会正视现实、符合社会需要、按照常识和逻辑行事，又符合外界规范并自我保存——我们都希望自己所处的市场拥有完善的人格，而这正是证监会之于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