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为主阶段的大城市来说，限制低技能劳动力的进入，是不是南辕北辙的政策？如果随着城市产业的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长，而其供给受到限制，那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快速上升，而使用这些劳动者的雇主的生产成本将上升，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出现。与此同时，中国各个城市都给予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或一定技术职称的人)获得本地户籍的优先权，在户籍与福利挂钩的情况下，高技能劳动者受到了留在城市的鼓励。

　　结果呢？大量“低层次就业”的现象出现，大学生在做银行柜面的工作，大学里的辅导员甚至是研究生毕业。有数据显示，在最近这些年，在低端劳动力中，外来劳动力的工资上涨速度超过本地城镇劳动力，而在高端，外来劳动力的工资上涨速度却慢于城镇居民。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低端劳动力的供给相对受到了限制。

　　“人的城市化”遇到了巨大的体制障碍。在中国，由于极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产生了与户籍挂钩在一起的“市民权”问题。如果不是长期以来对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限制，不会有那么大的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距和收入差距，也不会有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等福利差距(比如生均的教育经费，比如退休后的养老金水平)。本地人口也就不会害怕在将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覆盖到外来的常住人口后会减少本地居民的福利。

　　这种对于外来人口分享福利的恐惧转化成了控制城市人口扩张的呼声。我不否认，在短期内，的确存在人口扩张与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因此，有节奏地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是现实的，或者说不得已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将常住人口逐步纳入到本地的公共服务体系中，这是必需的。道理很简单，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能够对来自一个国家内部的公民给予不同的权利，除非他们是在其他地方纳税的人口。

　　不能简单地说外来人口没有在本地交税，其实，只要收入超过免税额，外来人口是一样要在常住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所在的企业要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这些都是外来劳动力共同参与创造的。很难准确地估算外来劳动力到底在常住地贡献了多少税收。如果用2005年人口普查数据里的工资信息来看，外来人口的工资总额占全部工资总额的比重在北京达到28%，而在上海，这一比例是33%。如果计算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发展所做的贡献，这个数据是个参照，是他们在常住地享受公共服务的基础。

　　我还是那句话，在短期里，由于现实存在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规模之间的矛盾，对户籍和市民权的扩大进行渐进的控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针对那种以此为理由而主张对于人口采取限制性措施的观点，有必要提出一连串的质疑。除了城市国家(如新加坡)之外，世界上有没有哪个城市的人口是规划和控制出来的？当中国的城市发现人口增长远远超过若干年前的规划的时候，是否说明之前的规划是不科学的？

　　中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增长都是按人口增长的规划来实施的，有些仅对户籍人口开放的公共服务(比如特大城市的高中)甚至是按户籍人口的增长来规划的，那么，今天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出现供给不足，是不是因为当初对于人口增长的预测失误了呢？而面临今天的矛盾，是应该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还是应该修正人口增长的预测，并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呢？

　　还有一种观点是，现在很多农民进城后都选择回到家乡，即使达到了大城市的落户要求，也不愿意放弃家乡的户籍和土地。对此，我的回应是，总有人不愿意离开家乡，但要保证那些愿意离开家乡的人有能够离开的权利。也总有人愿意在农村离群索居，但要保证喜欢城市的人能够居有定所。问题是，当下所谓的农民工转为市民的积极性不高，不过是因为获得户籍的门槛太高。而对于那些已符合在城市落户条件的农民，他们所等待的，不过是能够让他们在家乡的土地(或土地使用权)能够获得更为合理的价格。

　　呼唤人的城市化和外来人口的市民化，不只是出于情感，更是出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