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干”启动中国改革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东部，距县城40公里。解放后，一直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到1977年底，小岗队社员已是一无所有，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行动的都讨过饭。1978年12月，小岗18户农民冒死按下18颗红手印，搞起了“大包干”，揭开了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序幕。这个一穷二白的小村庄，由此成为中国改革的列克星顿。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做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可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被环境逼出的伟大创造，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这项由下至上的改革，事实上可以上接1960年代初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经济工作时主张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1977年邓小平重新主政后，其得力助手万里就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安徽调研时曾问过一名农民有什么要求？答曰，吃饱肚子。再问，还有呢？答，把地瓜干换成粮食。深有感触的万里在安徽主持出了一个文件：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粮食分配要兼顾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已经收回的自留地如数归还社员。

　　《人民日报》注意到此事，1978年3月2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坚决贯彻按劳分配的政策》。尽管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但安徽的“大包干”还是悄悄干了起来。万里给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打气说：“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

　　1980年9月14日，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对于包产到户，地方大员们各抒己见，只有安徽和四川公开声明在落后地区可以搞包产到户。会后，中央发了一个语气谨慎的文件：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

　　随后，万里进入中央主抓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轰轰烈烈地搞了下去，中国改革大潮也由此浩浩荡荡奔流而出。到1983年，中国农村已有99%的社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业也因此迅速发展，从1977年的2.8亿吨，快速增长到1984年的4.1亿吨，年平均增长5.35%，一举解决了中国粮食长期短缺的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量研究表明，在该时期，中国农业增长量中大约有3/4是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其余是农产品相对价格提高的结果。1985年以后，中国粮食产量增长趋缓，不过也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激励作用发挥完毕，而是粮食需求的发展进入了平缓期。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功绩不仅在于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还表现在让农民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解放了农业劳动力本身，农民有了择业的自由。农村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开始跨区域的大流动，参与创造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奇迹，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也是出人意料的收获。

　　所有这些都极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乡村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从1978年的82%下降到2007年的55.1%，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人数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2007年的41.7%。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亟须深化。事实上，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开始的农村改革基本上是兴于斯、也止于斯。进入新世纪后，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业效益差和土地弃耕撂荒现象严重，都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局限性有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的出发点是解决吃饭问题和市场粮油供应问题，只是赋予了农民土地的经营权，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尽管政策明确30年或50年不变，实际上经常在变或在调整，很难使农民产生“恒产恒心”的“种地和养地结合”的经营信心。

　　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果不能向产权制度方向上继续改革，将大大迟滞中国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事实上，改革30年后，“三农”再度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已经说明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与时俱进和继续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在这方面，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始推广的林权制度改革已经做出了积极的探索。(文/宁南)

　　巴山轮会议

　　1985年9月2日下午，一条从重庆到武汉的“巴山号”长江游轮徐徐起航。当时还刚刚投入运营的“巴山”轮，是当时国内最好的游轮。游轮上乘客更是群星灿烂——数十名国际国内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他们在一起完成了一次后人所定义的“中国转弯处的脑力激荡”。

　　来自国外的学者比如美国货币问题大师托宾，转轨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任英国政府经济事务部部长的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凯恩·克劳斯，英国经济学家伍德，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拜特，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时任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行长埃明格尔，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里昂信贷银行董事阿尔伯特，日本兴业银行董事小林实，以及时任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主任的林重庚及等等。

　　国内的学者更是新中国三代经济学者济济一堂。60岁以上的中方与会代表是薛暮桥(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安志文(体改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童大林(体改委副主任)、马洪(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刘国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50—60岁年龄段的包括戴园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启先(体改委副主任)、周叔莲(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尚全(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赵人伟(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卓元(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吉元(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50岁以下的年轻一辈包括项怀诚(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洪虎(体改委秘书长)、楼继伟(国办研究室主任科员)、李克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田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郭树清(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生)。

　　汽笛声中，客人们饱览了白帝城、大小三峡、大小宁河的绮丽风光，但此行之意并非山水之间，而是由国家体改委、中国社科院和世界银行共同举行的一个“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排除外界任何干扰，游轮从重庆到武汉，一直走了5天，这5天影响了后来20多年，至今余韵未了。这就是被后人称道的“巴山轮会议”。

　　中国改革1979年启动以来，经济飞速运转。但到了1984年第四季度，银行信贷出现失控，投资猛增，物价涨幅达10%。需求过度、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外贸逆差，强烈冲击着决策者。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让老百姓手足无措，出现了疯狂抢购的局面，大到电视，小到火柴，能用不能用都往家里扛。

　　当时面对的现实是，改革并没有把农村的成功复制到城市，尽管《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颁布，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已经确定，但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底怎样进行？城市改革中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怎样处理？怎样应对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对当时中国的决策者和经济学者而言仍然待解。

　　此次“巴山轮会议”就是围绕着这些议题展开了。但与其说是研讨，还不如说是中国改革的策动者们集体向当时西方经济学家和东欧经济转轨先行者请教。

　　对西方经济体制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的来宾们，反复强调中国的经济改革一定要汲取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教训。他们特别指出，在保持微观的自由竞争活力的同时，达到宏观平衡和社会公平方面，中国有条件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

　　比如，在中国经济改革应当选择的目标模式上，科尔奈的建议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布鲁斯认为，所有制必须多样化，同时国家要保持投资过程的强力控制以保证未来生产力的结构，控制收入分配达到合理的充分就业，控制经济对外关系，保证国外的经济变动不会对国内经济带来大的波动；最年轻的琼斯观点更为独到，中国改革理论上应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恐怕很长时间内不应完全开放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资金和外汇的直接控制仍然必要。

　　对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曾任首相经济顾问的凯恩·克劳斯坚持自己的看法，英国战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逐步完成的，首先放弃商品价格管制和物资分配，然后放弃劳动就业分配，最后才放弃外汇管制。而且，放弃行政管制不等于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托宾和布鲁斯在发言中肯定了这些经验对中国改革的意义，指出中国改革要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手段不成熟时要毫不犹豫使用行政手段。但也要防范一种危险，那些临时性的行政控制手段往往容易变成永久性办法，一定要尽力防止。

　　最后，科尔奈给出了自己的忠告，改革不可能是平稳的过程，很可能出现反复和逆转，原因在于：其一，经济体制相当复杂，改革过程中一旦出现大的失误，就会导致经济生活紊乱，此时，最好的办法是用行政手段解决；其二，短期困难几乎不可避免，出现时，为稳定经济而采取某些临时性行政控制手段也是应当，但千万不能因此放弃长期目标；其三，政府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很难改造，因为所谓行政机构就意味着掌握权力，要让它们交出权力相当困难，要克服困难，避免倒退，最重要的是领导人的决心和意志。

　　23年前的这次会议，客人们的坦诚、主人们的虚心，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国改革的思想理论达到了一个数量级的认识高度。20年后的2005年，著名经济学术刊物《比较》再次刊登了“巴山轮会议”最年轻的参与者，当时29岁的郭树清在会后写的综述文章《国际知名学者和专家谈中国经济改革》。如今的郭树清已经是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从后来的改革实践来看，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中国改革的最高决策者们不但从中吸收了至今仍然源源不断的营养，而且具体操作上既有坚持又有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一个好学生，才有了“巴山轮会议”的意义非凡。(文/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