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改革开放30年(三十年三十事)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就是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起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批判“两个凡是”，扭转“左”的执政思想，停止“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并为上述战略决策的执行加强领导组织保障。会议纠正了中共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此次全会上，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9人为中央委员。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并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全会公报特别强调了经济建设问题，要求“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并且对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的开端”。

　　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方针的最初表述：所谓“一个中心”，就是“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所谓“两个基本点”，也就是改革与开放。

　　在会议召开7个月前的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随后在一场短促而激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两个凡是”政治路线在党内外遭到孤立而被抛弃，也使得粉碎“四人帮”近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的价值体系得以真正结束。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排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阴影。

　　这次会议，中共没有大的人事变动，1977年，邓小平的地位还只是党内第三号人物，但74岁的他已经取得了党内外大多数人的支持，而且在当时中国政坛上，也只有这位“三上三下”、“打不到”的小个子，不但在资历上无可争议，而且具有党政军以及经济建设方面的全面领导能力。全会上，邓的思路和决策第一次发挥了核心作用，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了25次中共中央全会。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非同寻常。之所以如此引人瞩目，就是因为中国当代历史在这里发生了大转折。

　　会议结束了1957年以来长达21年的“左”的严重错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从1957年的“反右”开始的，到十年“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之后，毛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奉行“两个凡是”方针，继续“左”的错误，直至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才终于结束了“左”的迷途。

　　这种转折的深远意义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顺利完成了代际传承，毛泽东时代结束，邓小平时代到来；第二个层面，走过21年的“弯路”，中共重申毛泽东1957年的中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的论断，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二次事关生死命运的转折点。第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第二次就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共的领袖地位，进而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事实上，纵观近代以来的整个中国史，作为转折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历史意义可能更为巨大。从中华民族复兴的角度，它标志着1840年以来“救亡”运动结束后，“图强”历史使命的真正展开。(文/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