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考察包产到户

　　概述：我们当时到安徽调查，访问了很多第一次包产到户的农户、农民，以及干部，对整个包产到户的情况获得了第一手的材料，也得到了教育。

　　当时我刚刚大学毕业不久，1982年毕业，毕业后三年四年，这个书就觉得有很大的冲击力。我交代什么道理，因为在读这个书之前，我们已经对中国发生了变化有了一些经验方面的感受，我自己是1968年从上海下乡去东北，那时候是毛主席的号召，我当时也相信毛主席的号召，从小到大都在城市，好的地方生活，对我们中国广大的农村知道的太少，很高兴去。1986年到1978年恢复高考，才考到北京人民大学。

　　在农村待了10年，对农村生活都有一些直接的感受，最大的感受就是物质文明是非常贫瘠的，第二个感受是变化是非常缓慢的，很不容易发生了变化。所以当我1978年恢复高考回到北京，那时候78年回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刚刚开放，我们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就很用功，用功也参加了很多的辩论，业余读书小组。

　　当时有很多事件，包括中国最早介绍情况的一些报告，我印象很深，当时有一个关于日本的思考：有人从日本访问回来，讲日本的情况。因为我们那时封闭了好多年，并不知道周边国家的情况，现在印象还蛮深的。当时说日本，不要说衣食住行了，工人农民的生活状态，都是1978年的中国人难以想象的。比如说日本不生产自行车锁的，因为自行车是不需要锁的，没有人会拿走。

　　在开放讨论接触各种各样的信息当中，有一个信息就是大概77年安徽发生了比较秘密的包产到户，这个地大锅饭做不下去，农民就悄悄把土地分了。分了以后，有一个合约，就是交多少给国家，但是那个是不合法的，这是当年的实际情况。

　　一个亲到安徽现场调查的人带回了第一手报告结果，然后回去跟社科院人员进行了一次聚会。在聚会上就讲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在农村待了10年，口号很多，过长江，提高产量啊，但是实际变化是非常慢的，几乎是很难改变的。但是从肥西调查回来以后，包产到户一年，甚至一季，就把饿肚子的问题解决了。过去农民自己种的田吃不饱，怎么种一季就发生了变化？他就有很强的感觉。然后又业余组织了一个到农村发展研究的小组，一边读书，一边研究。当时得到杜润生先生的支持，这也是机缘巧合，人生有很多的机会。

　　当时我们人大有一位老师也参加我们这些年轻同学的讨论，他也很年轻，也参加同学讨论，结果他的父亲就是杜润生的战友，然后就把我们讨论的问题告诉他了。

　　杜老师刚刚恢复工作，国家农委的副主任，他一辈子研究农村，重新工作以后，重新放到农村这个岗位上，他一听年轻人在农村待过，现在上学，还关心农村问题，他就高兴，就约了去谈话。

　　我们当时下乡在连队，在大队，到了北京上学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读书啊，冒出来的想法，跟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一样，有很多活跃的想法，当然也很幼稚，有这个机会见他就跟他讲啊，农村怎么解决。杜老有一条我们印象非常深，就是你要真解决问题，就是下功夫去研究，去调查，你不能坐在北京大学的教室里头解决天下的问题，不可能有这个本事。

　　所以他就出了调查的费用，我记得那时候是利用暑假，他提供条件，作为国家农委支持，开调查信的研究组，到安徽调查下去，包括访问了很多第一次包产到户的农户、农民，以及干部，对整个包产到户变化我们是获得了第一手的材料，也得到了教育。

　　那时候没有概念，觉得政府经济学教科书，怎么讨论这些问题，因为都是经典著作，都是马克思写的，列宁写的，根据那个时代的资料写的。没有哪个经典作家生活到像我们这样生产极度不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没有看到中国的农民。我们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课堂上现有的书本里很少讨论的，这样就反而激发了兴趣。到底怎么去看？一旦发生问题怎么解决，为什么同样种地，同样的自然条件，同样的土地面积，同样这些人，大家在一起就吃不饱，这个落实到个人，这个单产提高了，国家得到多了，农民得到也多了。

　　我们都在读文科，读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就要回到社会当中的问题，这个就是社会问题。别的东西没有发生变化，就是组织生产发生的变化，怎么解决就完全不同？那时候我们很兴奋，调查、讨论、形成想法、形成判断，更重要是这个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因为包产到户生产规模就小了，就有很多矛盾，有的家庭多，有的家庭少，有的能干，有的不能干，包产到户就是粮食生产，但是又带来很多问题。

　　我后来回忆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了新的世纪，你就埋头去想想这个应该怎么解决问题，这个现实提的问题就很大的挑战性。我觉得当时我们一边调查，然后杜润生还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就是调查农村的情况。

　　杜润生让这些年轻人调查，调查回来汇报，参加这个文件的起早、讨论，修订。当年参加了中央文件的制定，其中有两次还是担任最后这个文件的校对。这个改革的岁月真是很有意思，我们从农户一直到北京，一直到中南海怎么做这个决定，来来回回，我自己觉得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对它能发生变革，有很多认识。

　　其中最认可的认识，就是很多所谓重要的改革，它不是在北京城里高级领导人想出来的，它是来自于第一线。因为你后来去小岗，为什么好好的集体种地，你不满意，要变成包产到户呢？它为什么没变化，因为集体种地，你好好种，不好好种，你多出工，少出工不清楚。原则上叫按劳分配，但是他出了多少你怎么知道啊，这个庄稼的生产过程和农民的劳动过程是一体的，很难甄别。

　　但你把责任分到户你就跑不了了，这个地就是你家的，就这么简单。过去教条就认为，社会主义要一定规模，把人组织得更多，越多越好，最早人民公社搞几万人的队伍，脱离了这个生产的顺序，也脱离了生产管理的基础。可是很多失败，败到很惨他不回头，因为僵化的教条觉得不能碰，碰了就走资本主义道路。

　　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粮食就是要作为命令计划，一层层压。农民吃不饱，那你说哪个国家农民吃不饱这个国家能富裕起来，做不到的，所以逼的不行了，就找办法，找什么办法？就是包产到户，也不是什么经济学家想的，没有人知道这套东西。它就是逼来逼去，集体不能解决问题，我就把责任划到人，你责任不到人，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好好工作，还是不好好工作？

　　这个办法是农民想的，我后来问你们什么时候想的这个办法，60年代初就搞了，我们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脱离了现实，大集体，然后开始浮夸，乱报产量，我不知道在座的人知不知道这个历史，说产几万斤粮食，都有人相信，很多地方就发生饥荒，发生非正常死亡。

　　所以当时逼的没有办法，搞包产到户，搞了两年稍微一好，又批判，到77年又不行了，又保下去了，我就知道农村的包产到户，是早就农民发现可以提高产量，但是它始终得不到我们官方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