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必须保卫市场(8)

　　“中国真的是到了一个最有希望的时候”

　　经济观察报：自由、人权等话题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讨论的。你走得似乎太远，有时候甚至跟这个时代有脱节，或者说有些理想主义。

　　茅于轼：其实，我就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我想的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你看，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阿马托亚·森就讲“自由就是发展，发展就是自由”。我讲的一套东西跟阿马蒂亚·森不谋而合。我是自己归纳出来的。我是过来人，“文革”前反右时我就当“右派”，40多年了，这么长的时间里头我还归纳不出来呀。根据亲自体验，我认识到平等自由是多重要啊。人的历史就是追求平等、自由的历史。经济学家也有不同的情况，有些人不是不懂得道德、人权等问题的重要性，而是不讲为妙。当然，也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想过经济增长跟人权有什么关系，跟自由有什么关系。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中国改革30年？

　　茅于轼：我觉得，改革30年有三个非常伟大的成功。第一，财富的增加。改革之前，全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富人。幸亏邓小平同志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始改革。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你都不认为现在还在中国了，你好像到了外国去了。第二，自由的扩大。在改革以前，中国人的自由非常有限。改革以来，国民的自由度越来越多了。第三，对内和对外的开放，中国融入到全世界的大家庭里面，中国变成充分交流的国家。这三方面的变化是30年改革最重要的成就。

　　经济观察报：改革有什么不足？

　　茅于轼：第一，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法治跟经济改革一样进步的话，今天大部分的社会问题就不存在了。第二，是舆论监督还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是地方政府的趋利化。地方政府特别关心自己的利益，有点权就拿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经济观察报：回顾中国改革30年，有不同的理论解释，你认为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

　　茅于轼：我觉得还是自由的扩大。国际上有一个机构专门研究经济自由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每年都发布，香港好几年都是全世界第一。得出的结论是，人民的自由度高，经济增长就比较顺利，生活水平就比较高。中国改革30年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什么自由多经济增长就好？因为商品和人才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它的使用和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如果钱不能自由地变成东西，东西不能自由地变成钱，价格就是扭曲的，资源配置就是错误的，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者，赞成控制的经济学家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是冒牌的。一个国家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就看它有没有经济自由。所以，中国改革30年可以归结为自由的不断扩大，平等的不断扩大。自由度的不断扩大，也就是人权的改善。从计划经济的不自由、不平等，变成一个自由、平等的文明国家，我们现在还没走完这条路。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在我看，是继续扩大人们的自由和平等，也就是对人权的尊重。

　　经济观察报：但是为什么近年来对改革的反思与质疑连续不断？

　　茅于轼：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帕雷托改进”的机会已经用尽、改革开始损害某部分人的利益时，他们就会对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提出怀疑。这就是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形势。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工农大众的收入增加幅度不大，腐败问题没有明显好转，而富豪们挥霍浪费，社会不公明显暴露。这时候许多人对改革的目标感到怀疑：是不是我们走错了路？该不该往回走，过一个比较平均的日子？这时候目标的重要性重新显露。到底是目标错了还是过程中的问题？对主流经济学坚信的人会主张原来的改革方向，并指出问题是法治的松弛；没有法治的市场将是拉美式的、坏的市场经济。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