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解读十一五规划及评论国内经济政策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两会”是确定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会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两会”结束之际，举办“两会”解读讨论会，针对“两会”讨论的问题和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进行讨论。这次活动也是“诺奖得主北大行”系列活动之一。新浪财经直播本次活动。以下为本次活动第一部分实录：

　　主持人林毅夫：尊敬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各位先生，大家下午好，北京大学中 国经济研究中心今天下午感到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来参加我们今年的“两会”解读会，并且发表一个关于他对我国“十一五”规划看法的演讲。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1943年出生在印地亚那州一个非常有名的生产钢铁的小镇，1964年毕业于美国著名学院，1967年从美国一所非常著名的大学读研究学，然后进入耶鲁大学教书，在耶鲁大学之后，他又任教于多所大学，现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主要贡献是在信息经济学方面，对不对称经济信息及市场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界少有的研究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的经济学家，包括对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公共财政、货币政策、国际贸易理论等。他在1979年获得了克拉克奖章，大家知道，克拉克奖章是给在40岁以下，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著名的经济学家，他获得该奖的时候只有36岁。1995—1996年度他应邀到剑桥大学演讲，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除此以外，还获得了其他33个大学的著名奖项。

　　我和他认识的比较时间长，曾经问他为什么想读经济学，他说，在他的家乡，他看到很多工人失业及许多社会问题，所以希望他将来能够对美国社会的和谐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所以，他才读了经济学。因此，在学术领域做出很多贡献以后，他在1993年时候去从政，就职于克林顿总统经济委员会，1996年成为委员会主席，这属于一个内阁成员职位。1997—2000年，他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这期间正好碰到亚洲金融危机，他在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在国际经济学界以及经济政策研究界掀起了一场非常大的辩论，也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是中国的老朋友，尤其是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之前，他一直表示关心，对中心的成长也给予了很多帮助。帮助他在世界银行当副行长、当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也帮助我们安排了不少项目和资金支持。1998年，他第一次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专题演讲，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第二代改革战略》，该演讲在中国引起了高度重视，演讲的全文登载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大家知道，人民日报是党的机关报，经济日报是国务院机关报，可以说，以这么高规格、这么大篇幅刊登一篇文章，在中国历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

　　2005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庆祝十周年，当时我们举办了一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系列演讲，共邀请了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作演讲，他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做最后一场演讲，题目是《21世纪与中国全球化的世界》，今天是他第三次接受我们的邀请到北大演讲，题目是《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及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又一大步》。

　　在此之前，我要宣布一件事，北大有一个长江讲座教授，我们邀请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作为长江讲座教授，并刚刚被教育部批准，所以，现在我要送给他一件小礼物。

　　接下来，请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演讲。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很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交流。

　　我记得有一个在武汉的讲座，是在1980年，是一个第一次到美国访问的中国团体，是一个中央研究院的研究者讲中国的转型经济，我们讲了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很多问题。我想，当时没有什么人预计到中国在过去30年里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有必要理解这个有历史性质的一个变化。

　　你可能会问，工业革命是什么样的一个革命？当时的经济增长是3—4%，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增长率是世界平均增长率的3倍，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这样，分配的格局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基础。

　　计划是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增长持续下去？现在我想讲的就是“十一五”规划中一些会影响经济发展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经过一些时段，来实现这样的经济转折。还需要一个全面的转型计划，要是想获得发展成功的话，不能只做一件事情，而是需要考虑到很多方面。在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的解决，不能单单只解决这一个问题，而是要从解决整体问题来入手。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计划，最特殊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不是70年前的一个最初的计划经济，当时这个计划是具体地安排政府的角色和经济的发展目标，这个计划是政府的一个指导性规划，中国政府需要做一些制度安排工作，有一些政策需要实行，这是我们以后工作的前提。

　　有很多不同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看法，有日本的、瑞典的和其他国家的，这里的指标包括就业率、教育水平等等。当一个国家想要转型成市场经济，它需要认识到，没有一个唯一的什么是市场经济的答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有其他的具体需要来进行安排。中国的指标是远远比GDP更大的概念，有社会公平、贫富差距，并要强调环保问题。要想现在加速发展，可能会对后代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想要持续发展，那么环境更需要得到保护。不同的市场经济有不同的后果，不能按照某一个标准去衡量其他的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信息经济学者，这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看法和解决方法，政府不能只以生产总值来评价市场经济。在美国，近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在上升，但实际上大部分美国人的收入都有所下降，不但是贫困情况加剧了，中产阶级的经济情况也恶化了，大概美国收入的下降等于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这对于美国来说是失败的，因为美国人的收入在下降。很多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很有钱的国家，但是它的人民很穷。

　　第二个和GDP有关的是要考虑到环保因素。

　　衡量国内生产总值，要扣除掉环境恶化的部分。考虑到持续发展，还要考虑到其他方面，比如人类发展指数就要考虑到预期寿命和其他指标对社会的影响，这也提出了更重要的一些问题。虽然看起来收入是在增长，但是社会的一些指数，特别是农村，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增长得那么快，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社会指数差距越来越小。虽然在近30年内贫困人口总数下降了，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或者是部分比较发达的地区。

　　考虑到发展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需要考虑到其他的更多的方面，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

　　今天我还想强调政府角色的差别的问题。每一个成功的经济都有政府在其中发挥着重要角色，问题不是市场是否是重要的，或者是政府是不是重要，而是说应该怎样去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强调市场的强处和弱处，这是世界的问题。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会存在不公平的倾向？如果劳动力是可以转移的，会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外在的变化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开放他们的市场，但是发展中国家还是保留了一些保护的手段。在中国，大概50%的农业收入是来自政府的，这些补贴的方式方法，使粮食的价格有下降，所以，农民更不能依靠农业维持收入。

　　汇率也是一个很激烈的问题，如果汇率下跌的话，农产品的价格会下降，这就会增加农民的负担。所以，政策的问题对社会的和谐有很大的影响。

　　TRIPs的知识产权体制不是一个平衡的知识产权体制；知识产权有巨大的社会成本——它创造了垄断权，提高了价格并扭曲了市场。当这些是建立在已有的垄断权或触及到关键领域时(比如治病救人的药品)社会成本可以十分巨大。在两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和WTO)的标准做法是绕过知识产权；可以使用强制许可证禁止不当的市场行为。这种不当行为在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特别严重。

　　只有当知识产权所引致的创新好处足够大时，知识产权的巨大成本才是可以接受的。问题在于过分的或者不平衡的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会减慢创新的速度。对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投入是创意，但专利会减少可用的创意。专利灌木丛也是创新的障碍。微软的例子显示了过度的垄断权是如何抑制创新的：Netscape和Realnetworks公司创造性的贡献都被微软这个大公司给压制了。1998年的《世界发展报告》在发展的知识这一章指出没有平衡的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是十分不利的。

　　因此，中国必须在TRIPs和WTO的框架尽可能地保护知识产权制度的平衡，必须充分利用TRIPs在包括发放强制许可证等问题上的灵活性。

　　在某些领域，比如医学研究，专利制度是一种非常昂贵、低效率和不平等的融资方式。我们可以考虑替代性的办法。目前美国在讨论的一种方法(国会已有草案)是建立一个医学研究奖励基金，根据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向医学研究者发放奖金。模仿性的创新所得奖励将会很小；治疗疟疾等重大疾病的药物会得到丰厚奖赏。然后由政府掌握专利，而药品投向市场(以边际成本出售)。这个制度可以为有利于社会的研究提供强大激励，而不会产生现有制度这么大的成本。

　　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时不能模仿市场经济的缺陷，至少也要了解缺陷在哪里，研究如何避免并寻找替代性的办法。

　　环境与自然资源

　　中国增长的人口和对资源的需求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和全球的环境产生巨大压力。“十一五”规划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其他国家也能向未来作出相同的承诺就好了。当然，计划的执行是很重要的，我过会儿会讨论这个问题。现在我有四点想说：

　　第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居住在城市地区，虽然根据城乡福利差距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是合理的，但也不能忽视把城市建设得更加适合居住；如果不注重城市的居住环境，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生活在空气污染、交通拥挤、娱乐和公共设施缺乏的地方。

　　第二，环境税(炭税、回收税、商品使用税)一举两得：既可以增加政府收入，又可以鼓励合理利用环境。中国在走向市场经济时应该采取更多的市场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中国对木材等自然资源的巨大胃口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严重的消极作用。有可能导致在缺乏补救措施的情况下使生长缓慢的硬木森林退化。但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森林退化显得不够关注。中国应该加入“有证木材”的运动。其他国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有时引起冲突，而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使得权威政府可以欺压人民甚至进行种族灭绝。中国应该积极参与控制这类问题，加入对苏丹种族灭绝和塞拉利昂钻石冲突的抵制。

　　最后，中国不应该给那些美国的关心短期个人利益甚至于全球福利的游说家借口：他们声称，没有中国任何解决全球变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这就是他们认为美国不应该加入京都议定书而应该继续挥霍资源的理由。关于全球变暖及其与温室气体排放的联系的科学证据是确凿的——其后果也是日益明显。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规划中承诺提高效率，即减少每一美元的排放量是格外值得赞赏的。但中国应该做得更多。去年在这个论坛上我谈到了中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新角色。领导者所应起的重要作用包括帮助发展中国家树立一个已经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共同的建设性的立场。比如支持雨林国家扩大的京都议定书下避免森林退化。那些国家的森林的重要不仅在于避免全球变暖，还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而这么做，可以给他们提供极力和资金去采取正确的环境政策和积极的增长政策。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与日俱增的经济规模使得中国不得不改变角色。去年在这个论坛上，我讨论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我提到了，比如说，中国应该在建立公平的全球规则，如TWO和树立榜样并帮助发展中国家上起到更大作用。在这个背景下，我想评论一下中国最近鼓励与非洲贸易，特别是从非洲进口的举措。

　　我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将更多依赖内需的增长而不是出口来维持经济增长。

　　虽然美国的政治家谴责中国造成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美国每天借入20亿美元)，全世界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贸易赤字代表宏观经济的失衡，即国内投资超过国内储蓄，而美国今天的绝贸易赤字源于国内储蓄太少，家庭的储蓄为负(从大萧条以来的第一次)和巨额财政赤字。中国的作为，至少在汇率方面，并不会显著影响美国的国内投资和储蓄，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为不会影响美国的贸易赤字。不论对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政策的指控是多么没有道理，真正的政治问题是中国将继续处于压力之下，所以转向内需对中国来说是明智之举。

　　中国参与了所谓“卖主融资”——它向美国提供制成品，同时还以低利率贷款给美国数千亿美金用来支付购买。如果中国可以提供卖主融资给美国从而支持对全世界最富国家的富人减税，那么难道提供卖主融资给国内消费和投资以维持增长不是更明智吗？当然，如果这样做，必须慎重选择投资项目，根据偿付能力提供购买房产和耐用消费品的贷款，还必须要有良好的法治基础和信用文化来保证贷款能得到偿还。

　　资金只是抑制了国内消费的因素之一。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体系被弱化了，有时弱化得比市场保障体系建立的速度还要快。把企业与社会服务的供给等同起来是错误的，即使在美国也出过问题，例如汽车产业。同时，农村健康和教育服务的退步不但对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福利产生负面影响，也提高了储蓄的动机。家庭必须存钱支付子女未来的教育费用和防备突然的医疗需求。建立覆盖全国的，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强大的公共医疗体系，可以减少谨慎性储蓄。建立强大的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可以减少退休的谨慎行储蓄。建立强大的国家失业保险体系也可以减少谨慎性储蓄。

　　显然，我们要把握平衡。在西方，有人担心过分强大而设计不合理的公共保障体系导致了储蓄的减少和激励的减弱。但中国可能是另一个极端。有一些办法可以取得平衡。新加坡的强制公积金有联合的个人帐户，资金可以用于多种需求。(在其他地方我曾经说过，联合帐户比更常用的一个退休、一个健康式的分离帐户好)，在高收入的城市地区，补充性的保险市场仍然会起到作用。(但如果要避免这些市场常见的问题，就需要严密监管)

　　中国在鼓励国内消费中的问题是其他国家羡慕的。这给政策提供了进一步依据，比如加强社会保障，这在任何情况下也应该重视：社会保障是和谐社会和高效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中国应该抓住机会利用它的独特优势。比如，覆盖所有商品的增值税是很有好处的(投资也不例外)，不但管理简便，而且能带来高财政收入(换言之，获得同样收入的税率可以更低)，额外的公共收入在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上是很有价值的。在西方，通常主张政府采用基于消费的增值税，因为政府试图控制消费增加投资。但这在中国不是一个问题(但更一般的是，中国不应该过度依赖增值税，因为这是一种累退税；考虑到中国不平等的加剧，应该采取累进税和对高收入者的消费品征重税。)

　　中国“过度储蓄”的问题会很快消失，中国届时应该准确好调整政策；今天推出的政策应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以便随着经济的需求改变而相应调整。

　　制度改革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认识到政府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建立市场经济良好运行所需的制度基础。在其他国家，我们看到过制度基础的缺陷导致的丑闻，涉及到几乎每一个大会计公司，大部分银行和很多大公司。美国经济的强大可以承受大量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中国经济则不一定，至少成本也会更高。丑闻使很多人得不到足够的退休金，而泡沫又加剧了美国的不平等。这并不仅仅是几个烂苹果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用强大灵活的的法律处理公司治理的问题更加重要。美国的证监会和英国的金融监管局提供了榜样，但他们做得还不够。纽约的马丁法案(一般商法)和行政法是前瞻性法律的例子(当执行积极的时候)这些法律在建立资本市场运作所需环境中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不可能在事先就列出所有可能的不当商业行为、欺骗股东或者客户的行径，但必须在这些行为发生时能尽快处理并处罚从事经济犯罪的公司和高管。马丁法案和行政法就是这么做的。

　　市场经济只有在存在充分竞争时才能体现出好处。但获取利润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垄断、通过进入壁垒弱化竞争。所以有一个积极而警觉的反垄断机构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抑制竞争的做法都是在本地发生的，所以不但要建立全国的反垄断机构，还要建立地方的反垄断机构。

　　制度设计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机构重叠和失误风险。在美国，反垄断由司法部反垄断局、公平贸易委员会和州反垄断机构进行。反垄断行为的受害者还可以提出有3倍赔偿金的法律诉讼。(在电信方面，还有联邦通信委员会起到监管作用。)

　　类似的，对于银行和证券也有多方面的监管。这是有成本的，但收益更大。制度失败的风险，即整个经济的成本是非常大的。这在那些容易受到政治影响(包括监管俘获)的领域，比如金融市场和反垄断，更应引起重视。

　　政策执行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重要话题——政策执行。中国是个大国，北京宣布的政策需要转化为地方实际的行动。在国家层面上利益和诉求的平衡再生和地方可能发表迥异。环境问题在国家层面是大问题，但在地方看来，可能创造就业更加重要。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执行国家规划和达到国家目的的机制必然发生变化。也许需要更加强调在联邦制里比较常见的激励，比如中央提供财政激励，有赏有罚。当然，最重要的是对于规划的目标要有全国的认同，对于规划的广泛讨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意识形态与利益

　　但是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必然会面临其他市场经济所面临的一个问题：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共同作用使得造就的市场经济并不与全社会利益一致。

　　随着企业财富和影响力的增长，他们会通过政治过程获取更多。他们会声称要的正是对国家有利的。企业谈到失业问题时会威胁说如果政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迁移至别处。他们会用同样的说法降低环保标准和工人的安全保护。因为经济学的道理不够普及，这种自私的说法往往得逞，或者至少给有损大众福利的行为以冠冕堂皇的包装。

　　看一看美国

　　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要防备利益集团的作用。有人认为在能源的持续低价上已经体现出了利益集团的影响。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能把利益集团的影响限制在最小程度，那么中国就真正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我的评论是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开始的。看不见的手相信达到经济效率的最优途径是自由放任的市场。在过去的二又四分之一个世纪里，理解在什么情况下这么说是正确的经济科学最重要的问题，在分析复杂系统和现代经济上取得的成功是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正如其他科学的成就一样，这是学者和研究者前赴后继不断努力的结果，虽然最终只有个别人得到了承认。阿罗和德布鲁在50年代中期证明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只有在满足限制性条件才是有效的，他们关于市场效率的证明对于为什么市场经常失败给出了启示。后来几十年的工作提出了阿罗和德布鲁没有指出的市场有效的条件。到了现在，通过一批学者的研究(我自己关于非对承和非完全信息的研究对此有贡献)和一系列历史经验，我们了解不受约束的市场的问题，了解了每个成功的经济都建立在市场和政府的合理平衡之上。如我之前所说，政府在创新、提供社会保障、维持“和谐社会”(这样的社会里社会公正和社会团结的道德性是显然的)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将来，在走向市场的途径中中国将做出一些最重要的决策，因为它会越来越多的制定游戏规则而不仅仅是跟着游戏规则走。这些规则和制度将管理着中国的市场经济。这些规则将会充满争议。有些规则会随着自私的论调出台，为什么要减少管制或者干脆废除管制。这些论调里还会充满着描述过度管制危险性的故事。我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涉及到每一个争论，但我想以两个论断结束这一部分。毫无限制的市场是有经济效率的这种观点是哈无理论根据的。对这一观点的扬弃是经济科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的伟大成就。每一个成就的市场经济都是建立在市场和政府的合理平衡之上的。

　　很多年前中国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它已经走得很远，摸了很多石头了。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仍然是个低收入国家。尽管非常成功，但即使用购买力评价评估，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是综合务实的蓝图和远见卓识的结合，是这个国家过河途径中下一步迈向何方的指南。为此，中国需要如我所说的避开陷井、拥抱希望。这就要对中国到底需要哪这市场经济的远景木百和价值观有清晰的认识。中国过去在平衡战略眼光和灵活务实上取得的成就和对“和谐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令人对十一五规划和未来充满信心。谢谢大家。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 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林毅夫：我们对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的演讲很有兴趣，并且很激动，如果我们听他对中国政府的一些建议，现在你会发现，他大部分的政策性建议都被采纳了。我对你提几个问题，在美国，大部分给政府提供建议的人都有博士学位，而且是很著名的经济学者，那么，目前的主流学派是什么呢？

　　第二个问题，全面性很重要。政策为了解决所有的问题，更需要全面。我们怎么可以有一个全面的政策和完整的执行呢？希望你能够解释一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首先，我不太同意你的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潮流？其实在美国有很多主流，很多不完善的市场竞争，在很多都很有影响，就像我们在说炭税的问题，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学者都对此有不同看法，你也许会问经济学家，最有意思的研究在哪儿？在美国的一些地方，经济学被某些意识形态控制了，这样，经济学在为某一个集团在服务。现在，评判一个经济学理论是要看它有没有经济效益。有一些人不想看这样的事实，因为他们想看到一个完善的市场。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现在政府鼓励创新和经济的规范，甚至保守的政府也承认这一点，保守的政府可能会在保护环境方面做得有些过分，这确实是有代价的。但是，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市场本身不会解决这个问题，这点大家都同意。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最大的问题是，政治的一些决策，要是政治家说政府部门决策这个问题，这是政治家的决策，经济学家总是会多方面考虑。经济学成功的概率表现在哪儿？其实还是需要政府一定的干预。

　　20年前，台湾经济成功的时候，人们说，他们成功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从台湾到美国去，经济学家留在了美国，而工程学家回到了台湾。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武器”，因为美国把经济学家又送回中国了。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在讨论中说到，“十一五”规划是一个全面性的计划，必须要有优先的排序。但问题是，如果关注点太狭窄，这可不好。政府就是具体考虑到这些，不完全是有利于经济的地方，即我刚才列出来的地方，就像有很多人享受了高等教育，但没有充足的就业机会，这就不是教育的有效成果。如果联想到贸易，那就是要将优势资源转移到需要的地方。所以，贸易的自由化会失去作用，已建立的这些企业并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世界银行从事的是基本的教育，要获得高等教育的水平，必须要有一个基础教育，但是他们说基础教育更公平，因为大家都需要。他们只考虑到基本的教育水平，而没有考虑到大学，如果没有大学，就不能拉开知识的差距。所以我在世界银行作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我们需要重视基本教育，也需要重视大学教育。

　　“十一五”规划有一些具体的地方，政府做出了优先的排序，列出来一部分东西，政府必须做到，才能在经济转型中取得成功。

　　林毅夫 ： 谢谢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其实他所例举那些地方，也正是我们在转型经济中需要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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