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问题：中国新的最大的政治(2)

　　医改：30年轮回

　　文/本报记者 陈莉莉

　　1978年以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经验曾受到一些国家的推崇，泰国、墨西哥、印度等都曾经学习能为全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中国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合他们本国国情的卫生发展道路。

　　但到了2001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所列的191个成员国名单中，在卫生费用负担公平性方面中国排在倒数第4位；在全球卫生系统的总体绩效评估上中国排在在第144位，被列为全球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2002年，13亿人口只有不到8000万人才有相应程度的报销。这被认为是看病贵的主要源头。

　　“而看病难主要体现在病人找专家难，资源持续向大城市集中，基层医疗资源缺，这一点需要政府干涉。”一位卫生部高级官员说。

　　当然，这不是医改回归政府主导的最重要原因。

　　卫生部部长陈竺曾经公开表示过，市场规律是经济建设领域里的，搞经济领域的工作必须要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但是如果不恰当地把经济领域的规律放到了其他领域，比如把市场规律放到了社会建设领域，变成了市场社会，那就会出问题了。

　　卫生部监察司的一位负责人则向《环球财经》记者表示：“卫生的定位和属性一直没搞清楚，是这么多年来医改方案不能最后确定，究竟是市场主导还是政府主导的核心原因。”

　　他指出，卫生工作按照经济理论来讲，属于社会二次分配。“既然是属于二次分配，那就是政府管的事。用纳税人的钱为大家创造一个有益于健康的和谐环境。而这正是‘医改由政府主导’的理论基础。”

　　据悉，温家宝即将在十一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一个观点：公立医院核心是公益性质。

　　事实上，即便是从经济建设角度上看，推行全民医保也已经有了其必要性。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表明，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了顶峰。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即中国即将于2010年结束“人口红利期”，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必然随之迅速上升。

　　在没有医保的情况下，必然会有很多人小病不治，积累成大病，国家会因此导致大批的劳动力丧失，从而 加剧“人口负债”。

　　相对于人口红利的结束，内需不旺是中国经济更加现实的忧虑。医疗、教育、住房的负担，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消费信心的主要因素。由于住房和教育基本属于确定性消费，而医疗支出却是各种消费中最不具确定性的一种，例如，10个家庭也许只有一个家庭会在未来遭遇花费10万元的大病，但这10个家庭却都需要存10万元钱以防不测。因此，如果实现全民医保，国家可能最多只为这10个家庭多负担10万元医疗支出，却能释放100万的消费潜力。从这个意义上还说明，提高医保水平，或许是撬动内需的最有效杠杆。

　　当然，这个杠杆的施力也需要有度。政府百分百的投入不现实，但是投入多少，仍要根据具体国情而定。美国财政的40%用于医疗卫生，仍然难以实现全民医保，但很多贫穷得多的国家，如印度、不丹和孟加拉国等，却都已实现了这个目标。中国医改定调政府主导，也只能是说由政府来把控整体的操纵盘子，并不是所有的钱都由财政负责。从我国现状出发，公平主要体现在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首先应该关心贫困地区、贫穷群体，兼顾社会公平性。

　　吴仪曾经说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世界性难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难题目前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没有妥善解决，于中国而言，也是在边走边摸索，边摸索边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