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江：取消利息税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应有之举

　　“稳中适度从紧”需配合财政政策

　　□林　江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可能会比单纯货币政策的“组合拳”更具有政策效率，而取消利息税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应有之举

　　6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我国当前要坚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需要“稳中适度从紧”。这种提法反映了我国最新的货币政策取向。

　　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单凭货币政策难以落实

　　自今年初以来，因应流动性过剩、广义货币供应量在高位运行以及消费物价指数连续数月快速上涨的势头，中国人民银行已先后五次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和两次提升了存贷款基准利率，并通过发行央行票据促使基础货币回笼。这一系列措施反映了货币当局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强烈愿望。笔者认为，“稳中适度从紧”的涵义，一是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二是针对当前的经济偏热现象通过货币政策的功效使宏观调控政策得到真正贯彻落实。然而，从过去一段时期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功效看，有些差强人意。根本原因是，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

　　首先是汇率，近期人民币不断升值，已经超出了央行可以控制的范围。因为汇率问题与中美、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关系息息相关，央行能够在面临美国和欧盟庞大的压力下维持人民币稳定而不是大幅升值(年升值3-5%)委实不易，遑论用汇率政策调控宏观经济。

　　其次是货币供应量，也并非央行能够有效控制。原因是随着外商直接投资不断流入，对人民币的需求不断攀升，而为了避免因货币供应量过大而引致通货膨胀，央行需要不断发行央行票据来吸引基础货币回笼。事实上，我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已经从1994年的约300亿美元激增到2006年的6000亿美元。央行除了不断扩大广义货币供应量外，似乎没有其他的更有效的办法。

　　因此，利率也许是央行能够比较自主地使用的唯一政策工具。但是，在我国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还没有真正形成全国统一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市场)的今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于利率信号的反应是滞后的。从近期加息之后，我国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仍然居高不下可见端倪：房地产商的融资成本和炒家的借贷成本虽然有所上升，但是如果他们预期房地产的价格升幅会超过利息成本的增加，那么加息如果幅度太小，是难以奏效的。但是如果加息幅度太大，则会对股市、房地产市场以及企业的运作形成强烈的冲击，同时又吸引外资流入人民币资产赚取息差，从而使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这显然并非央行愿意见到的。因此，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单凭货币政策的实施，其功效是难以真正发挥出来的。要真正实现“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目标，必须倚重财政政策的有效发挥。其中，取消存款利息税应该是配合上述货币政策目标的财政政策之一。

　　在货币政策功效难以一时奏效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的配合是必然选择

　　我国从1999年11月1日开征利息税时出于三方面的政策考虑：通过征收利息税抑制储蓄增长过快的势头，促进消费；促进居民投资分流，让一部分储蓄资金流向其他投资领域；通过对高收入者征税能转移财政支付，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推动社会和谐。八年过去了，如果说，利息税增加了国库每年约500亿的税收收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达到“劫富济贫”的目标得到了实现的话，开征利息税的前两项政策目标几乎不曾实现过。居民存款数额仍然居高不下，这反映了利息税的政策困境。更重要的是，在没有开征资本增值税的情况下，我们无法阻止“富人”通过炒房地产、炒股而规避利息税，而“穷人”存在银行的钱本身就不多，那点可怜的利息收入还要被课税，这表明利息税已经产生了“劫贫济富”的累退效果，这反过来又削弱了上述征收利息税的第三项政策效果。

　　当然，我们不能够直接下这样的结论：取消利息税就一定能够配合中央政府的“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吸引大量的居民闲散资金回流银行体系，从而遏止快速飙升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避免资产泡沫的形成。但是取消存款利息税至少反映了中央政府强烈的政策取向：在货币政策功效难以一时奏效的情况下将“双管齐下”，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政策进行配合应是必然的政策选择。在外资继续大规模流入，股市、房地产市场泡沫又显而易见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可能会比央行今年5月19日非对称性地提高存贷款利率、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强度地通过央行票据回收基础货币的单纯货币政策的“组合拳”更具有政策效率，而取消利息税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应有之举。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