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之后，反映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县乡两级财政减收幅度很大，尤其是乡级财政，一些已经不能维持正常运转。比如，去年河北省在遵化、沙河等12个县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12个试点县总计减少收入1.1亿元，试点县村均收入仅1.4万元。据了解，为解决这一问题，有的地方出现了“在农民身上打主意”的现象。

　　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河北省委政研室研究员杨文良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

　　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比如，安徽等省有些县向农民征收“所得税”、“管理资金”；有些县随意扩大农业特产税应税品种范围，致使两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重征；有些县虚估高估耕地常年产量，亩产高达3000斤；有些县随意扩大机动地比例，收取高额承包费。

　　普遍的问题

　　是调高计税价格

　　据记者了解，各地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调高计税价格。如河北省财政厅规定，每市斤小麦的计税价格为0.61元，而国家规定的保护价为0.57元，市场价0.46元左右。有关专家指出，这样做，上不符合中央文件规定，下不符合农民意愿，因而遭到了广大农民的强烈反对。文件规定农业税等于农户承包的耕地亩数乘以亩均常年产量再乘以税率8.4%(正税7%，附加1.4%)。而财政厅的做法却多了一个计税价格。这么一来，便加重了农民的实物负担。如柏乡县的一个农户反映：他家5亩耕地，近5年的亩均常年产量1500斤，按中央的规定税率亩均应纳公粮126.4斤，全家总计应纳公粮632.2斤，但是按计税价格每斤小麦0.61元折算,税款为385.64元。为凑够税款，他到粮站卖了838斤小麦，每斤才合0.46元，实物负担比国家的规定多206斤，亩均公粮167.6斤，税率为11.8%，比国家规定的税率高2.78个百分点。

　　应广辟财源

　　不在农民身上打主意 温家宝同志曾经多次强调：“保证执行中央政策不走样，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取得明显成效，不走过场”，并三令五申解决乡村收支缺口问题“决不能再向农民打主意……”杨文良指出，为了做到既要减轻农民负担，又保证乡村必要开支不缺口、确保其工作正常运转，除按照中央的规定征收农业税和附加外，中央和省财政也加大了对乡村两级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乡村两级还应多在开源节流上想办法，决不能再打农民的主意。

　　杨文良说，对于县乡政府来说，当前首先要做的是广辟财源、增强乡村经济实力。

　　他建议说，一是在搞好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上，兴办服务实体。在经济实力弱、缺乏技术人才、交通不便、能源不足的乡村，可向农民提供有偿服务，解决农民的买难卖难的问题，收取适当的服务费，以增加集体收入，壮大乡村经济实力。二是以市场机制为导向，拓宽融资渠道。诸如打井、修桥、中低产田的改造等生产项目可引入市场机制，按照“谁投资，谁收费；谁受益，谁交钱”的原则，或者由集体承办，或者由个体私人企业兴办，或者由大型企业集团参与。三是根据生产需要，兴办农贸市场或各种专业市场，乡村收取适当的摊位费。

　　厉行节约、精简机构

　　减少县乡财政支出

　　杨文良强调，在开辟财源的同时，一方面要进行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干部考核机制改革、乡村财务制度改革等综合配套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从根本上解决县乡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另一方面，必须厉行节约。

　　杨文良说，乡村领导既要会生财聚财，也要会理财。理财的潜力很大，途径也多，主要应从以下三点着手：一是精简机构，压缩人员，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支出结构。按照政企分开和精简、效能的原则，合理设置乡镇机构，严格核定编制人员，提倡党政干部交叉任职。适当合并现有的行政村和乡村学校，对村组干部和教师队伍进行必要的整顿和压缩，解决“食之者众”的问题。这方面，安徽省五河县用“三并三改”破“三多两重”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他们针对本县的村多、校多、干部多，农民负担重、县财政负担重的问题，在去年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中，进行了并村、并校、并事业单位和乡镇机构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人事制度改革。通过“三并三改”，全县每年可减少支出1200万元。

　　二是加强财务管理，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杜绝白条下账，禁止公款吃喝。对村级资金实行村有乡管，实行村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同时，县对乡、乡对村实行定期财务审计制度，至少半年一次。如河北省武邑县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8年制定了以“总量控制、限额补贴、超支自负、节约归己”为主要内容的《关于对农村招待费用实行“零数管理”的暂行规定》。“零数管理”就是在农村财务管理中，不再列招待费这一项目，废除村级公务招待费报账制。必要的公务招待费用从定额补贴中开支。招待费补贴的领取，由村“两委”确定领取人，经乡镇政府批准并报乡镇农经站备案监督执行。打井、办电、建校等基本建设的招待费，纳入投资总额，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执行，并及时将开支情况向群众公开。这样，1998年全县总计支付村公务招待费65万元，比上年农村招待费减少了200多万元，全县农民人均减负8—10元，既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又合情合理，保证了村级必要的公务招待费用，同时还大大密切了干群关系，促进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和村干部的廉政建设。

　　杨文良指出，要厉行节约，就必须对公务用车制度进行改革。他说：“现在，公务用车，小而全，公车私用，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也是财政开支的一大黑洞。”

　　他算账说，一部小车每年的养路费、折旧费至少3万元，加上司机的工资、福利、补贴，每年至少4万元。以廊坊市为例，全市全额拨款单位共有628部公车，年需4396万元，其中司机工资就高达1884万元。一部车往返石家庄一次费用就得1820元(高速公路费200元，燃油费220元，折旧费1400元)。如果每天平均有25人赴省办事，乘坐18辆车，日需开支23660元。为了堵住这个黑洞，去年廊坊市进行了公务用车改革规定，凡是进京或到省城办事的，提前到市政府办公室登记，三人以上的必须乘坐中巴或小巴，不许开小车去。这样，25人乘坐一辆中巴赴石家庄，往返一次只需6060元(高速公路费400元，燃油费480元，车辆折旧费5180元)，日可节约17600元，每年可节约520多万元。就乡村来说，提前一天把本乡需要到本县、本市以及到省城办事的人员进行统计登记，安排小中巴代步，每年就可节约大量开支。

　　杨文良说，要厉行节约，还要敢于抵制乱检查、乱评比、滥达标。按照责任与权利对等、财权与职权相称、需要与可能相应的原则，上级各部门不应再干那些只派任务不给钱的事，不应再干那些图虚名而招实祸的蠢事。应该坚决取消各种不利于控制和减轻农民负担的干部考核制度和考核指标，应该坚决取消涉及农民的各种摊派和各种不切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据河北省农业厅的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河北省用于“普九”、“普六”、“小康”等达标升级活动所形成的债务负担为村级119746万元，占村级负债总额的15.8%；乡级为105691万元，占乡级负债总额的24.l%。如巨鹿县全县共有17个乡镇，因“普九”达标而负债1892万元，占乡级负债总额4747.84万元的39.9%。此外还有诸如乡镇机关建设达标、宣教中心达标、党员活动室达标等等，至于订报刊、购鼠药、民兵训练、计划生育等项目的考核、检查、评比、验收，更是项目繁杂，花样不断，不仅增加了乡村经费开支，且大大干扰了乡村干部抓农村两个“文明”的精力和时间，实在到了非改不可、不改不行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