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记者就目前农村税费改革现状到苏北农村进行了采访。

　　宣传工作任务不轻

　　灌南县是江苏省连云港地区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县。县委宣传部相海龙说，农村的税费改革无疑是件大好事，尤其是对农民来说，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实惠。但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宣传是每一个阶段里一直都要先行的，况且这次改革直接涉及县、乡、村和农户等各级利益，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直觉：宣传的工作难度一定不小。不仅是县委宣传部对税费改革整体工作宣传要求准确细致到位，还要求乡、村两级的干部和宣传人员在自身利益和大局面前认清轻重。

　　宣传干事杨晓阳告诉记者，“我在县里干宣传也有不少年了，可哪一年也没有这次往乡下跑得多。从去年税费改革的准备工作开始，我就经常很晚回家，还好爱人比较理解我，岳母也来帮忙带小孩。跑了这么长时间，我感觉到哪一级干部都有顾虑，因为到现在为止根本的配套改革还未完成，改革最后是个什么样子，大家心里还不是非常有底，乡一级干部怕改革后精简村级班子会出乱子；村级干部怕改革后失去地位，手里的钱少了，自己能不能留下来；农民怕改革不是真的，怕负担反弹。所以我们各级做宣传工作的任务不轻，如何既能把每一个阶段的新情况及时地反映给领导，又能很好地和乡、村、农各级沟通交流，这是我们从始至终都要坚持做的。”

　　改革早动手，农民就早受益

　　在前往灌南县的路上，记者就听当地农民说，这一带孟兴庄乡的税费改革算做得比较好的。乡政府办公室说乡党委书记被请到东海县介绍税费改革经验去了，乡长侍军匆匆从村里赶来，他对记者说，在许多人眼里，乡干部就会吃吃喝喝，走马灯式地检查，其实我们早就想改变乡干部的形象，为农民做点实事，所以有许多事情我们在1998年就开始做了，所以现在改革才进行得比较顺利，早动手，农民就早受益。

　　他介绍了孟兴庄乡税费改革的情况，该乡人口32000人，承包给农户的土地面积32114亩，有17个行政村。他说，根据县里税费改革的方案，以前农民负担人均152.35元，经过改革后人均89.45元。对村里办实事按照一事一议，由村民代表大会多数通过的形式来决定，每人每年不超过16元。目前该乡已经完成初步的配套改革，也就是对村级机构的精简，现在每一个村委只留4个人：支部书记、村主任、计划生育专干和财务人员。原来每个村都有7-8个干部，这次全乡减掉了71个村干部，减少工资开支21万元。

　　他说，税费改革必须从根本上堵住造成村级财政赤字的源头，原来漏洞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招待费，没吃说吃了，吃的少说吃得多，从1998年起我们就一律取消村级招待费，村干部吃工作餐；二是杂工条，在进行村级财务核查时，发现有很多条子是以前的老干部写的，条子真假难辨，这样的条子一律不认。义务工依次出工，如果有的村民出外打工不能出工，到年底结算就要拿出钱来平摊给出过工的人。三是承包的收入不入账或少入账，1998年我们就把鱼塘承包等各项集体收入都收到乡里管理，实行“村有乡管”。

　　村财政赤字是块心病

　　灌南县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县财政局的谢玉平股长给记者介绍了具体实施情况。他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调查，根据有关精神，经过测算形成方案，从1998年往回推5年，也就是到1994年间，粮食平均单产767公斤，以此作为新的计税单产，粮食计税价格是每公斤1.1元，方案经省里审批后实行。经过改革后乡村两级财政收入减幅都比较大，全县329个行政村，村提留总额是2400万元，改革后村级只能留农业附加税，将减少到985万元；乡级财政从表面上看是没有减少，似乎还增加了，原来村提留是大头上交,乡里是小头，全县乡财政总额1700万元，改后增加到3500万元，但是乡支付工资、计划生育、民兵训练、乡村教育以后都全由乡级财政负责，这样保持乡级的基本运行需要9400万元，缺口4000多万元。

　　谢玉平说，他们第一步工作就是先摸清家底，发现全县相当部分村存在财政赤字，大部分村的赤字都在10万元左右，甚至有的村负债达120万元，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下一步的税费改革配套工作就是乡镇、村的机构大调整，合并涉及到债务的处理，无疑给以后的调整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新闻媒体不仅

　　要对农民负担问题进行监督，

　　还要多多宣传农民应尽的义务

　　孟兴庄乡左庄村村支书杨从友已经59岁了，1972年开始在左庄村当支书，后来由于工作成绩好被调到乡土管所工作，不久村里有矛盾，他因为威信高又被派下来解决矛盾，之后又回了乡里，1998年春节，他退休回村，村里的工作又没人愿意干，他又当起了村支书。

　　他说，“在农村干了这么多年，看到国家和政府这么大力度地减轻农民负担，真的很高兴，但是也感到改革后开展工作的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现在人手太少，我手下只有3个‘兵’，同时还是有部分农民不能自觉地缴纳该交的农业税收，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改革以后的农业税和特产税及附加税能不能按时按量征收上来是个问题。那些经常抗税的人应该如何处理？现在有时候我们也依法起诉他们，但根本就没有精力去打官司，一般涉农案件从起诉到判决需要三个月，就算判下来，法院也没有办法执行，他们收粮后就马上把粮卖掉，你连粮都拿不到他的。”

　　老支书对此深有感慨。他说：“农村基层的工作有的时候不是只靠思想政治工作，我建议在强调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来保证农业税和附加税的按时征收到位，以保证基层行政单位的正常运转。那些经常抗税的农民虽然是少数，但他们带来的影响是极坏的。”他还说，希望新闻媒体不仅要对农民负担问题进行监督，还要多多宣传农民应尽的义务。

　　如果明年春节还只拿240元工资，

　　我可能会动摇

　　颜马村的女支书蒋爱明在村里已经干了7年，她告诉记者，颜马村有3000人口，10个村民组，而且比较分散，现在村里只有4个干部，从去年到现在的4个月，他们每天都在各小组里跑，工作量太大，有很多工作经常只能做一步再停一下。前不久，乡里为了支持该村的工作，让村里精简下来的干部作为非正式编制回来帮忙，每年1000元，可没人愿意干。原来村提留这一块有12万元，现在的农业附加税只有3.5万元，我们几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就是1万元，村里有15个五保户供养每人每年需要1000元，就是1.5万元，村里的电话费、纸张费等办公费用5000元左右，村里还要给残疾人补助5000元，从表面上看好像刚刚好，但是村里还有特困户、病灾户、孤儿寡母户，每年他们的农业税和附加税都无法缴纳，村里只好拿干部的工资来抵上去，还有一些钉子户经常不交税，也只好拿村干部的工资先抵上。这样村干部实际上几乎没有工资可发了。村干部是一年发一次工资，去年春节只发了240元过年。

　　蒋爱明说，作为一个女人，当支书的难度更大，这么多年，她哭过无数次，有的时候偷偷地哭，有的时候实在忍不住就当众哭。她经常都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有时还要做饭，家里人都劝她别干了，她也经常问自己，能不能就此算了，可是工作逼得紧就顾不得去想了。当记者问如果明年春节还只有240元工资，她怎么办？她为难了，迟疑了半天才说：“我可能会动摇。”她说，目前村级干部的情绪普遍都较低落，希望税费改革的下一步能考虑到村级行政的实际情况，确保村级基层行政的基本运行。

　　担心完不成征税任务

　　东韩村村支部在一间只有30来平米的瓦房里，里边只有一块开会用大案板和几条长板凳。村支书韩鉴说，“这还是去年盖的，以前连开会的地方都没有，盖瓦房是借农民和几个干部的工资凑的钱，所以1999年和2000年的工资全都没有发。前年，村里铺路要干部赞助1万元，我儿子在青岛打工，我就从儿子的口袋里拿了1万元，现在看来还儿子的钱也没有指望了。”

　　据韩鉴介绍，东韩村有1610人，共480户，原来村里就没有收太多的村提留，所以村里办事经常借钱，目前村财政欠债10万元，今年税费改革后村里要清账，原来农民欠村里的，村里欠农民的，矛盾很突出。韩鉴说：“农民欠村里的钱肯定收不上来，钉子户拿他们也没办法，困难户病灾户孤儿寡母户又交不起，但农民会用村里欠他们的钱来顶农业税和附加税。所以我担心今年完不成征税任务，留着债到下一年就更不好办了。”

　　但愿别走回头路

　　左庄村村民魏良山一家4口人，2人为劳动力人口，承包计税面积4.41亩，按照税费改革后的新税制，2001年农业税须交262.46元，农业附加税52.47元，一事一议办实事筹款64元，共计378.93元，还须完成40个义务工日。

　　魏良山说，这次改革的确减轻了不少负担，他们家比以前少交了260多元。以前，上面来了很多次政策，都说要给农民减轻负担，但过了一阵子又回到老样子，现在这些政策也都写在纸上了，希望别再节外生枝，别让农民失望，但愿别走回头路。

　　偏远地区要加强监督

　　灌南县的邻县灌云县目前还没有开始税费改革，该县燕尾乡三百弓村的村民杨如林告诉记者，“这两天，村里还在催交房屋土地管理费，每年180多元，他们(村干部)一来就是七八个人，(农民)不交就打，我们这儿很偏远，到县里还有100多里，中间隔着好几个大的劳改农场，真的是天高皇帝远，以前也有人告过村里，但你想，这里连犯人都跑不出去，你还没到县里就会被拦回来。所以如果这里搞税费改革，一定得由县里派专人驻扎在村里来监督工作，要不然，县官不如现管，光来检查检查是不行的。”

　　让农民多挣钱才对

　　在回北京的1504次列车上，记者遇到一位到北京看病的灌南县农民。他对记者说：“税费改革是不错，减轻农民负担的幅度也很大，我们也知道，村干部的确不好做，想为农民做点实事，总要花钱吧，上面又不给，如果农民手里钱多也就不在乎那些钱了，所以光让农民少交钱不管用，要想办法让农民真的多挣钱才对。我们县里也经常说要搞农业结构调整，但还没有搞清楚就下达指示要我们种这个种那个，不种不行。前年县里某个领导说上海洋葱价格高，就指示乡里种洋葱，村里拉了一汽车洋葱去上海卖，到了那儿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又到苏州，到无锡，还是没人要，最后到常州才卖了10袋，才1000来块钱。还有前不久乡政府要我们种茭白，结果又没有销路，大家气不过就把茭白都拖到乡政府里，乡里就又发到村里，要村里买。”(记者傅旭明 通讯员 孙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