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一时期，有关民营银行的命运与前景的话题格外引人关注。其直接起因是长城金融研究所开展的一系列研讨和实践活动，由于从经济学界到有关政策的制订者和监管层不同程度的介入或反应，加之浙江泰隆城市信用社等机构既有的探索行动，很快成为媒体追踪的对象。

　　《财经时报》早在上个月中即对民间金融的现状和发展问题作出了报道。今天再次刊出一组文章，以期从不同的角度，更加客观、冷静地反映各个方面的看法。

　　开放民营金融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题中之义，也是业内外瞩目之事。本报将对此事作进一步的跟踪报道。

　　浙江台州泰隆城市信用社董事长王钧上个月非常忙，几乎每天都有记者打电话约采访。更让他不敢怠慢的是当地人民银行的人也不断来找，因为几家媒体都报道说“泰隆城市信用社要转为泰隆城市商业银行。”人行问：“我们怎么不知道这事情？”

　　王钧自己则感觉“有些被动”。因为迄今为止，他同时担任总经理的泰隆城市信用社能否实现“转制”，还没有得到人行的批准；其一夜间声名大噪的主要原因，是参加了长城金融研究所的一个课题。这个课题的核心内容是研究如何在中国开放民营金融问题。泰隆成为惟一的“有一定基础的试点单位”。

　　泰隆与“台温模式”

　　长城金融研究所成立于今年7月，所长徐滇庆为学者身份，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同时应邀作为顾问的还有国内经济界颇有影响的一批专家学者。他们的共同兴趣是关于开放民营金融问题的研究。11月初的一个周末，长城金融研究所在北京大学首次面对公众，“开放民营金融研讨会”开得气氛热烈，并立即引起海内外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

　　据徐滇庆介绍，这个课题所选择的几个试点，是根据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选择的。徐认为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至今可概括为三大模式：一是“苏南模式”，是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主；二是“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为主；三是“珠江三角洲模式”，是以中外合资企业为主。此外，围绕着“西部开发”的概念，西安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的枢纽地区；东北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大，能否建立民营银行也需要试点。最终，以浙江台州、江苏江阴、广东广州、陕西西安、辽宁沈阳五地为开放民营金融试点的课题计划很快就通过了。其中，位于台州的泰隆城市信用社的发展被认为相对成熟，时下也最引人关注。

　　泰隆城信社成立于1993年6月28日，注册资本为2750万元，员工目前已达300多人。在泰隆的股东中，个人股东有29人，持股21.9%；民营企业股东6家，持股78.1%。王钧是最大的个人股东，持股比例接近10%，而且他此外再无其他产业投资。

　　前几年泰隆并不为外界熟知，也许正因如此，其业务发展较少受到干扰而稳步上升。台州的路桥区总人口不过38万，在泰隆开户存款者已达10万户，申请贷款的个体户、私营小企业主将近1万户。到今年6月底，泰隆城信社的存款余额达13.99亿元，贷款余额7.5亿元，存、贷总额分别占当地金融机构存贷总额的19.3%和17.9%，均超过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更值得重视的是，泰隆城市信用社一直保持良好的信贷资产质量，贷款逾期率控制在2.5%以下。

　　根据泰隆的统计，他们90%以上的贷款投向是个体和私营企业。而王钧非常清楚，台州、温州地区发达的民营经济是支持此类城信社壮大的根本。目前，台州市大型企业不到10家，中型企业约50家，民营及股份制小企业高达8.7万家，小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2%。而温州的个体工商户超过20万户，民营企业的产出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96%。相形之下，在台州、温州地区，国有商业银行网点一般一个县只有一两家，很难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城市信用社大部分搞得有声有色，商誉与经营成绩都被普遍认同。

　　泰隆经历的考验并非仅仅来自市场竞争方面。从1992年起，各地掀起了一轮“城市信用社热”，1994年一年北京就有130个单位申办成立。而一些城信社由于管理控制出现“家族化”，违规经营严重，管理混乱，信贷资产质量低劣，并形成金融风险隐患。1995年开始，一些城市信用社多次出现支付困难。当年，国家在清理、整顿和规范的基础上，根据《城市合作银行管理规定》的要求，开始加快组建城市合作银行。最近人民银行又要求把城郊地区的城信社并入农村信用合作社。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清理过后，浙江温州、台州等地的一些城市信用社因为业绩好而被保留了下来。

　　“民字号”入股实际上，王钧并没有严格考据过“民营金融”词义的确切界定，他只是不希望被炒得热度太高。

　　应该说，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民”字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近来经济学家努力争取向民间投资开放金融业的说法，也并非如有些媒体炒作的属于什么创新。民营金融一直在监管者的眼皮下存活着。

　　1995年，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发言人曾专门发表过一次谈话，指出我国的银行体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同时也将发展一批以公有股为主、允许小量居民入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但是不允许成立私人银行。这位发言人表示，当时刚刚获得批准筹建的中国民生银行就是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合股组成的股份制银行，其中也允许有一定的个人股份，但不是私人银行。

　　发轫于建国初期的农村信用社的基本特征是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根据《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的明确规定，单个社员的最高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该农村信用社股本金总额的2%，而且所有社员必须以货币资金入股。

　　相比较之下，据权威部门提供的数字，城市信用社在1995年整顿前已发展到5000多个，目前全国留存2000个左右。按照有关规定，城信社的股东构成比较宽松，个人、个体工商户都可以入股，但个人入股的最大比例不能超过10%。

　　另据调查，城市合作银行的股本主要由地方企业、个体工商户、城市居民和地方财政入股资金构成。其中，地方财政为最大股东，其入股比例不得超过股本总额的30%。此后，有大量的城信社随着金融体制改革被并入城市商业银行，很多城市信用社的股东也由此成为城市合作银行的大股东。不过随着历史的推移，城市合作银行进一步改制为城市商业银行，新加入的股东不再被允许戴上“民”字，原有的“民”字号股东被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而接受下来。

　　至于目前国内十大股份制商业银行，也有一些戴着“民”字头的企业入股。如中国民生银行此次上市之前的总股本中，73.6%是民营企业或者股份制企业。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90年代初期，全国3000多家城信社和30000多家农信社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个人所“承包”。这些承包者或者是某个信用社的“头头儿”，或者是地方上几大银行的干部。但从1996年起，一些地方出现了多起经营者卷款外逃事件；加上一些农村基金会、互助会、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经营不善，多次发生挤兑事件，“民字号”金融开始被监管当局严加看管。

　　到底该不该放开然而，专家、学者们已经坐不住了。长城金融研究所将这把火重新点燃起来。

　　徐滇庆教授着重分析了当前向民营企业开放金融领域的四大理由：首先，民营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情况比较熟悉，取得信息的成本比较低，运作比较灵活，能够弥补大银行留下来的“死角”，给中小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其次，相当多的地方农民筹资困难，而民营金融机构有条件担负起这一任务；第三，民营金融机构的建立必然会促进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促进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第四，建立一些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民营金融机构，将有助于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以缓和加入WTO后外资对国内金融业的冲击。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的观点是，过去20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部长陈锡文研究员表示，在一些发达地区，完全可以搞地方股份制商业银行，用来扶持中小企业客户。

　　理由很充分，也有说服力，但问题的复杂程度显然决定了另一些意见。他们主要来自金融政策的制订和监管方面。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直接表述了他的担心：民营企业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创办银行，目的很明确，就是自己可以从中得到贷款。

　　人民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秘书长的易纲则以学者身份提出问题：“职业操守如何保证？”过去地方上很多金融机构实际上已经是“民有民营”，但是后来出现了很多卷款潜逃的案例，监管部门对此放心不下。易纲引据了铭刻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厦上的一段话，意思是说，“要把正直与赚钱结合起来”。他认为，如果民营企业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消除金融监管当局对他们的不信任。

　　诸方观点相持不下，现实的选择又将如何？徐滇庆继而反复强调，在还没有政策允许的前提下，目前还只是对泰隆等信用社进行转制为“浙江泰隆银行”的试点研究；另一家民营企业沈阳环宇企业集团也在计划成为沈阳瑞丰银行的主要发起股东。此外，上海社科院和复旦[微博]、浙大、西安交大、中山、东北财大等高校将分别对5个试点地区对口负责，长城金融研究所也派出了相关的研究小组。

　　时下，倒是不少媒体已经将上个月长城金融研究所的会议看作一个信号。有评论说：“壁垒森严的金融业随着WTO步伐的逼近，已经露出松动的迹象”。消息不胫而走，但实质性的进展仍有待时日。(特约记者李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