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上海世贸商城作了题为《中国经济展望》的讲演,就近两年的宏观经济总体走势、国有企业改革、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等热门话题发表了看法。讲演结束后,吴敬琏应本报总编辑吴振标之邀,与本报部分记者座谈,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 您今天上午的讲演,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社会各方对您关注有加,除了个人
魅力之外,是否还同您作为经济学家所具有的道德正义感有关?
吴敬琏: 具备道德正义感,固然是对一个经济学家作为公民的基本要求,但是,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作为经济学家,首先要研究“是什么”的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着重于经济学的学理研究,按照经济学本身的规范来行事。只有在这种实证分析的基础上, 才谈得到研究“应当如何”的规范性问题。
记者:去年,您被有的媒体归入“推倒重来派”。您是否认同这一归类?
吴敬琏:近年来,我对中国股市的现状和发展方向讲了一些看法。所有这些看法,都反映在去年3月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十年纷纭话股市》这本书里了。但去年10 月份以后,有的媒体有论者对我提出了一种新的诘难,说是:吴敬琏和“海归派”一起鼓吹中国股市要“推倒重来”和主张“千点论”。其实,我没有在任何场合讲过这样的话和提出过这样的主张。现在,连最先指认“海归派”有“推倒重来”观点的人也一再说明那只是他自己的推论,别人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件事,实际上也引出了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和责任的问题。
记者: 也有媒体把您称做“最有人情味的经济学家”,对此您有何评价?
吴敬琏: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个经济学家作出评价,读一读他的书,了解他的理论观点和主张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途径。
记者:最近有媒体对中国的经济学家做了分类, 把您归在“政府智囊经济学家” 之列。您觉得这样分类是否可取?
吴敬琏:我还是觉得,按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来分析,恐怕比用他们的职务等个人特征来分析要更好一些。否则像凯恩斯、费雷、斯蒂格里茨这样一些经济学家,你是把他们划为“ 学院经济学家”、“ 官员经济学家”、“大款经济学家”,还是划为“政府智囊经济学家”呢?
记者:能否概括地谈一谈您对中国经济的展望?
吴敬琏: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特别是十五大“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 的方针落实得比较好的地区,经济发展呈现良好局面,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向好发展的龙头。在世界经济放慢和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外部经济多方面不利因素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有可能继续走好。因为从发展潜力看,中国完全具备在今后一段时期中保持7%以上的GDP增长率的客观条件。现在的关键是正视我们面临的多重挑战,坚持和完善前几年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用改革来完善机制和克服困难。
记者:您在多种场合提出,中国经济目前仍然面对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尚未完全到位,金融体系十分脆弱,许多地区民营中小企业发展不足, “三农问题”有待解决,西部广大地区有待开发, 法治社会建设有待加强。您列举的这些问题,是否按照重要性程度的不同来排序的?
吴敬琏: 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在我看来,改善金融体系、防止出现金融危机,可能具有最大的迫切性。最近央行公布的数据表明,在剥离1万4千亿不良资产以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所占比例仍然超过25%。这里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银行将逐步进入国内的大城市开展人民币业务,如果不能加紧国有银行的改革和实现金融业对民间企业的开放,建立本土的金融产业,将会对我国的金融体系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记者: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您也一直在为“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而鼓与呼。
吴敬琏: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以信用交易为主的信用经济,企业信用管理和社会征信系统建设都是保持信用经济稳定运行所必要的重要架构。从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近几年一些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快慢不一的差异,一个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的信用环境有较大不同。长江三角洲地区之所以能够获得较快的发展,是与这一地区有比较好的信用环境和市场环境密切相关的。
记者: 树立和强化法治观念,是否也是您所倡导的建立良好市场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
吴敬琏: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由于我们国家没有法治传统,在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干部中确立法治观念,就成为极其重要、又十分艰巨的任务。最近一段时间我特别关注法治问题。确立法治,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对公民的财产权等基本权利实施宪法保障、建立透明的法律体系、完善司法、实现独立审判和公正执法。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一切党政机构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记者:关于法治建设,您最近也提出,电子政务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核心内容。能否详细谈一谈您的观点?
吴敬琏:最近,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决定把加快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信息安全建设作为我国信息化工作的突破口和今年的工作重点。电子政务常常被许多人看作是技术性的。但是,我们对电子政务的认识和期望如果停留在工具层面上的话, 就背离了电子政务的本意。电子政务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一项核心内容,因为公共信息的公开和制度的透明性是确立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此而言,电子政务能够起十分积极的作用。
(此文原载上海《文汇报》2002年4月8日第一版,记者季桂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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