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曙

　　时下有一种议论，认为，强化 target=_blank>个人所得税征管，就应该人人成为纳税人，使个人所得税成为全民税。本人以为，此言值得商榷。

　　个人所得税自1798年在英国创立，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如今已经在世界各地广 泛推广采用，主要西方国家如英、美等国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在49%以上，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柱之一。200年来，由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普遍有所增加，过去只有“富人”才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已成为平民百姓都必须缴纳的“普遍税”，许多国家的大多数公民都是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

　　从理论上讲，我国个人所得税也应进一步扩大征收范围。每个市民，只要有所得，并在最低生活标准以上，都应该纳税。以上海为例，目前上海人均GDP已达到4180美元，成为全国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外第一个跃上4000美元新台阶的省级地区，跨入了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行列。与此同时，上海城镇居民个人收入总量迅速增长，个人收入除工资薪金外，利息、股票、租金等财产收入和其他投资经营利润收入大大增加，个人收入来源也日趋多元化，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国35个城市中列在深圳和广州之后居第三位。

　　另一方面的情况是，上海城市居民收入提高以后，人均实际支出也在提高，过去五年上海城市居民人均累计支出达44000.2元，年均增长11.99%。而在非消费性支出中，用于缴纳个人所得税支出所占比重由1999年的0.77%上升到2000年的1.14%。2000年上海居民人均年非消费性支出中，用于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支出达到27.89元，比上年增长62.7%，比1995年增长5倍。

　　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对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过程，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那么快地将所有个人所得一网打尽。因为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是纯所得，在具体征收过程中，要考虑到纳税人的实际情况，作一些必要的扣除。当前我国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与消费支出特点，也决定不宜将个人所得税作为“普遍税”和“全民税”。理由是：

　　一、地区性分配水平存在着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较快，改革开放程度较高，就业渠道广泛，在收入来源中既有工资薪金所得，又有来源于财产及其它方面的收入，这使个人所得税的税基扎实，可调控的对象也多。而中西部经济发展缓慢，收入分配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较大的反差，目前东西部收入分配差距还在拉大；

　　二、不同收入来源的边际税率存在差异。市民在购买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过程中，中到大奖，获得奖金500万元，所纳税收按20%比例税率计算，只需缴纳100万元的税收即可，而工资薪金收入如果全年达到500万元，就将缴纳200余万元的税收，税负存在明显不公。

　　三是社会贫富差距在拉大。有数据表明，近年来上海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收入最高的10%组(24006.05元)，约是收入最低的10%组(5654.65元)的4.2倍，比往年又增0.2倍。

　　四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与人均GDP的增长不相匹配。据统计，“八五”、“九五”期间，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分别为6.52%和5.56%，下降0.96%，而2000年又比1999年下降了1.6%。

　　另外，从个人所得税制本身的特性来说也难以马上实行普遍征税。一是我国尚未建立与法人所得税相衔接的个人所得税制，自然人与法人作为纳税主体的界定不清晰，所得课税计税方法不一，为纳税人选择总体税负较低的避税行为留下空间。

　　二是国内外居民费用扣除标准不一致。在中国境内的外籍人员，其费用扣除标准为800元加3200元，国内居民的法定扣除标准只有800元，显然不符合公平税负原则。

　　三是分类征收、分项扣除、分别计税不尽科学合理，未与物价波动有机结合，税前扣除缺乏弹性，未形成指数化，容易造成税负畸轻畸重。况且，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分项目所得税制，对11个应税项目分别列举，并分别规定了费用扣除标准和适用税率。其中大部分应税项目只是对收入起征点以上的部分征税，无法对个人的各项累计收入进行有效征税；对不同的收入来源，采取不同的税率和扣除办法，也造成分解收入、多次扣除和合法避税等问题；在综合计算费用扣除上，难以照顾赡养人口较多的纳税人。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要求个人所得税全过程参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成为普遍的“全民税”，客观上个人所得税还无法独立承担这一功能。

　　笔者认为，在制定个人所得税的近期与长期调控政策时，应该遵循公平、公正的治税原则，使不同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大致平衡，防止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同时，也要兼顾效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水平。

　　为此，建议有关部门在研究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时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适当调高起征点。目前，上海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1000元，人均每月实际支出950元。随着居民生活支出水平不断提高，这个起征点显然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本人认为应该提高至2000元，这样，即便是人均每月实际支出超过1000元，也还有一定数额的收入可供支配。当然，这个起征点不宜长期固定，而是应该定期或不定期根据人均收入水平并结合物价状况确定。同时，鉴于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在确定起征点的权限上，中央可授权地方结合本地区实际适当浮动，确定不同的起征点和税率级距。

　　同时，笔者认为还要扩大个人所得税特殊扣除项目的范围。充分运用特殊扣除政策，可进一步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首先是刺激消费。近期，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灵活运用特殊扣除政策，分阶段重点实施住房消费、地区性补充医疗保险、储蓄性养老保险、教育支出和家庭信息化支出等方面的税前扣除优惠措施；二是拉动民间投资。在税前扣除中考虑个人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有形资产投资与无形资产投资因素；三是鼓励公民履行社会义务。按国际通行做法，在税前扣除中考虑抚养儿童、赡养老人、有否残疾人等家庭特殊因素，以及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等。《国际金融报》(2001年10月19日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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